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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丁玲传》   

2015-11-13 11:2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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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与“彩虹”

——读《丁玲传》

解玺璋

 

李向东、王增如夫妇所撰《丁玲传》,是当下丁玲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丁玲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性存在,长期以来,已经根据不同的需要被涂抹成各种颜色。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常常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有限阅读去理解她,解读她,想像她。我当初读了《沙菲女士的日记》,看她就是个      刚刚从心理上获得解放,觉悟到女性权利、女性地位、女性自由的新女性。后来她到延安,穿上军装,女性解放被民族解放、阶级翻身所覆盖,她的个性自由也就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后来她果然一路挨整,从《“三八节”有感》到“丁、陈反党集团”,再到反右、“文革”,完成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悲剧人生。但是,我也看到、听到了“文革”后她的“左”,为她没能像韦君宜一样写一本《思痛录》而感到遗憾。                        

只能说,这曾经是我心目中的丁玲,我不知道她离真实的丁玲有多远,抑或南辕北辙?不过,读了这部五十余万字的《丁玲传》,则不得不改变对丁玲片面的认识。但《丁玲传》不是一部翻案之作,也不是一部申冤之作,两位作者以详实、完整、新鲜的史料,以及平实而有节制的叙事态度,客观而理性地讲述了丁玲的一生。他们用手中的这支笔,尽可能地清除了丁玲身上被人为涂抹的各种颜色,恢复了丁玲的本色。

 

对于传记作者来说,有两个条件,是成功的必要保证,一是要掌握大量的材料,特别是独家、鲜见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既要真实、客观,又要完整、全面,而且不乏精确的细节;二是作者的叙事态度。所谓传记,无非是以文字叙述的方式重新建构一个人的人生,因此,它应该具有文学和历史学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要有能够准确无误地描述传主生平的大量事实和证据,另一方面,还需要传记作者对这些事实从适当的角度加以阐释和解读,以便更清晰地展示传主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活动。这就需要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像丁玲一生都在试图寻找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点一样,是一件很有难度也很危险的事,犹如八十老翁过危桥,稍不警惕,就可能一落千丈,粉身碎骨。

 

二位作者应该庆幸,一是王增如曾经担任晚年丁玲的秘书,不仅直接参与到丁玲晚年生活中去,亲历了她的喜怒哀乐,而且有机会接触大量的,不为外人所见、所知的私密材料,如丁玲的未刊稿、朋友之间的往来书信、晚年谈话录音和陈明日记等;二是丁玲在现当代文学史,以及中共党史上的特殊地位,很多人都会留下回忆、记述与她交往的文字,特别是她幸运地活过了“文革”,活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不仅有可能使大量材料保存下来,发掘出来,而且能够写出或说出此前不能说、不敢说、说不出的新材料。这些谈话、回忆,以及新发现的相关人士的日记、书信等原始档案和文献,就为《丁玲传》写作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对两位作者表示自己由衷的钦佩和敬意。他们写到她的早期生活和创作,母亲及周围朋友对她的影响,她与瞿秋白、胡也频的关系,与冯雪峰、沈从文的关系,浪漫的革命情怀和革命的残酷性,被捕后在南京的生活以及冯达其人,逃离南京,辗转到达陕北,以及后来的延安审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与周扬结怨,丁陈反党集团与毛泽东评价丁玲的前后矛盾,北大荒的生活,创办《中国》的风波和晚年丁玲的“左”,——所有这些,构成了丁玲人生“要件”的部分,都从作者娓娓而谈、从容不迫的叙事中体现出来,特别是延安审干以及与周扬结怨,作为丁玲命运中最核心的节点,作者的叙事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即使这样,他们的叙事也是相当克制和理性的。

 

很显然,重材料不是唯材料,不经甄别的材料用起来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些材料往往真伪混杂,有的甚至是相互抵触或矛盾的,必须经过作者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察、分析、梳理和筛选,才能决定取舍,放心使用。《丁玲传》的作者对材料的态度是谨慎的,心思之细密,犹如丝发。在写到丁玲被捕时,作者提到了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沈醉于1984624日写给丁玲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丁玲被捕时的一些情况,但并不准确,作者都一一给予订正,如丁玲被捕时住在公共租界,而非法租界;军统成立于1938年,当时(1933年)只有军统前身复兴社,并无军统;沈醉当年只有19岁,加入复兴社只有一年,不大可能担任“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等等。这其实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避免了传播过程中的以讹传讹。又如,丁玲曾在1943年的一份交代材料中写到谭某某,即她的老朋友谭惕吾,此时她用了一种敌视的口气,作者在使用这份材料时特别说明,丁玲是“故意”这样做的,以示和国民党划清了界限,因为那时的她正在中央党校接受审查,是不得已而为之。又如,冯雪峰在1968710日写的一份材料中说:“上海办事处成立于3678月潘汉年从陕北回到上海的时候,主任是潘汉年,我是副主任。”意在解释当时不同意丁玲去苏区是潘的意见,不是冯雪峰的意见。但作者在使用时亦明确指出,“此说有误”,因为,潘汉年从陕北回到上海是在10月,7月到上海时他并无职务,更非冯的上级,冯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撇清自己。

 

这些地方可以说都是细枝末节,但作者并不因此而掉以轻心,这样做,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传主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而且,这里并非只有冷冰冰的材料,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对传主的感情,但他们没有放纵自己的感情,而是将它控制在理性的态度之内,没有跌落到“浪漫传奇的叙事作派”和“感情主义的论事态度”这两种现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泥淖中去。我因此想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关于“花岗岩”与“彩虹”的著名比喻,她说:“一方面是真实,另一方面是个性,如果我们认为真实是某种如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个性是某种如彩虹般变幻不定的东西,再想到传记就是要把这两者融合成浑然一体,我们承认这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个比喻用在丁玲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而她的在天之灵保佑着两位作者,解决了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从而成就了一部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优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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