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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亦或非虚构   

2014-08-23 21:59: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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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张弘采访解玺璋

告文学则节节败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种情况要从文学的整体状况来看,不仅是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甚至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约翰?巴思写作《枯竭的文学》是在1967年,早在他之前,有人就已提出,如果说小说死亡了,那么两个根本原因是:第一,支撑作家们的艺术信心丧失了;第二,满足读者需要的艺术虚构正被另一些更好的东西所代替。但约翰?巴思争辩说,有意义的不是小说是否死亡,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作家感到它好像是已经死亡。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这里,当然比西方晚了一些年。文学既已如此,依附于文学的报告文学,又怎能相安无事呢?何况,如今的报告文学已不能和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相比,如果说当年的报告文学还能“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有一点非虚构的精神的话,那么,如今的报告文学早已不具有当年的风采,与读者大众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这就丧失了报告文学存在的意义。 7. 作为文艺研究者和写作者,你认为报告文学是否应当用非虚构取代? 任何一种文体被新的文体所取代,是社会发展演变的结果,生产总是和需求相关,需求没有了,生产也就进行不下去了。人为的说谁可以取代谁,都有点轻率。 已见2014年8月2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1.    告文学则节节败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种情况要从文学的整体状况来看,不仅是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甚至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约翰?巴思写作《枯竭的文学》是在1967年,早在他之前,有人就已提出,如果说小说死亡了,那么两个根本原因是:第一,支撑作家们的艺术信心丧失了;第二,满足读者需要的艺术虚构正被另一些更好的东西所代替。但约翰?巴思争辩说,有意义的不是小说是否死亡,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作家感到它好像是已经死亡。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这里,当然比西方晚了一些年。文学既已如此,依附于文学的报告文学,又怎能相安无事呢?何况,如今的报告文学已不能和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相比,如果说当年的报告文学还能“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有一点非虚构的精神的话,那么,如今的报告文学早已不具有当年的风采,与读者大众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这就丧失了报告文学存在的意义。 7. 作为文艺研究者和写作者,你认为报告文学是否应当用非虚构取代? 任何一种文体被新的文体所取代,是社会发展演变的结果,生产总是和需求相关,需求没有了,生产也就进行不下去了。人为的说谁可以取代谁,都有点轻率。 已见2014年8月2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在你看来,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区别在哪里?(题材、技术、写作伦理、写作规范等等)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叙事者在叙事中如何对待“虚构”,这里可能会涉及到叙事立场、叙事态度、叙事角度、叙述方式,等等。非虚构很明确,它是“非”虚构“的,我理解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指它不是虚构,二指它不赞成虚构,对虚构是持”非“的态度的。报告文学则不同,它是一个十分暧昧的概念,报告无疑是不能虚构的,但文学却并不排斥虚构,不仅不排斥虚构,而且,虚构能力正是我们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之一。于是,又是虚构,又是不能虚构,协调起来就很困难。有人说,这里有分寸问题,但分寸如何把握,其实很难。前两年,我参加过一个中国作协组织的关于传记的座谈会,传记当然是非虚构的,这是传记写作的底线,但由于在座的多是作家,大家还是希望争取到虚构的权力,这就是长期以来观念混乱造成的恶果。

2.    你之前是否阅读过报告文学?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

这么说不是说报告文学没有出过好作品,我印象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都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1980年前)、刘心武先生的《五一九长镜头》,还有一些不便举出名字的,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我自己在当时也写过报告文学,如《悬丝之剑——北京电力忧思录》,还获得了北京市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征文一等奖。我的体会是,即使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也有一个偏重报告,还是偏重文学的问题。大家常说,报告文学写作应该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那么,报告与文学的比重也应该是三七开。

3.    你是如何获得非虚构写作的文本自觉的(什么原因使你采用了非虚构写作而不是报告文学)?

文学的作家们,所以,我写《梁启超传》就以阅读资料入手,这就相当于我们当记者时的采访,当然是越细越好,材料掌握得越多越好,写个千字文,有时也需要万字的素材。我这么说有点像个材料控,但的确是这样,同一件事,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描述,描述中出现差异,甚至抵牾,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后来使用这些描述的人,绝不能偷懒,看到一点材料就轻易下结论,或仅凭自己的好恶,片面地加以选择,这些做法都很难使我们的叙事回到历史现场。 5. 你写两本关于梁启超的两本书,先期投入分别投入了多大成本?(详细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如果第一本书获得的收益不理想,图书滞销,导致你写作亏本,你会不会写第二本书? 写《梁启超传》的经济成本主要是买书。当时梁启超的年谱尚未出新版,旧版在孔夫子网上卖到几百元,也只好买。我希望把已出版、能买到的,写《梁启超传》需要的书,全买回来,搞一个资料库,为此,这些年花了大约六七万元。有些成套的书都在四五千元,如《新民丛报》影印本、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和后来出的《集外文》,更不能没有。还有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国风报》、《庸言》,以及《湘报》、《民报》等影印本,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丛刊和大量的文集、各地的文史资料,也尽量收集,包括新版的《大清新法令》(11册),我也买了。更多的是与梁启超相关的人的年谱、全集、文集、笔记、日记、书信集等,只要书店、网店能找到,一律拿下。最近我看了一下,自写《梁启超传》以来,仅在孔夫子网,交易就超过了百次。缺陷是很少从图书馆、档案馆自己搜集、整理、挖掘的材料,这是今后我要努力改进的。 时间上,我写《梁启超传》持续了四年,这段时间还没有完全退休,报社还有一些工作,但不很多,我就尽可能地把时间挤出来给《梁启超传》,如果不出门,我一天的写作常常会超过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日,过年过节也不休息,可以说是苦干四年。结果还算令人满意,书卖得不错,社会反响也很强烈,这都是我没想到的。如果说这本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也不为过。 至于后来这本《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是在《梁启超传》出版不久,就开始动笔了,一是应朋友之约,既有承诺,不得不为之;二是当时有一点感触,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这一步,需要二次思想解放。而晚清社会变革与开启民智的互动关系,对于今天也不无启发性。 6.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异军突起,而报

我写《梁启超传》时,并未自觉意识到自己在非虚构写作,这是人们在看到成书之后的一种归类,把它归入了非虚构。现在想来,可能是传记这种文体对我的约束,对我来说,这种约束倒是相当自觉的,是自我约束。这种自觉则建立在我对传记这种文体的认知上,如前所说,我认为,非虚构是传记写作的底线,非坚守不可。再有,大学的新闻教育和几十年新闻写作实践,也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只写自己看到的,新闻写作不能虚构。

告文学则节节败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种情况要从文学的整体状况来看,不仅是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甚至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约翰?巴思写作《枯竭的文学》是在1967年,早在他之前,有人就已提出,如果说小说死亡了,那么两个根本原因是:第一,支撑作家们的艺术信心丧失了;第二,满足读者需要的艺术虚构正被另一些更好的东西所代替。但约翰?巴思争辩说,有意义的不是小说是否死亡,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作家感到它好像是已经死亡。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这里,当然比西方晚了一些年。文学既已如此,依附于文学的报告文学,又怎能相安无事呢?何况,如今的报告文学已不能和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相比,如果说当年的报告文学还能“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有一点非虚构的精神的话,那么,如今的报告文学早已不具有当年的风采,与读者大众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这就丧失了报告文学存在的意义。 7. 作为文艺研究者和写作者,你认为报告文学是否应当用非虚构取代? 任何一种文体被新的文体所取代,是社会发展演变的结果,生产总是和需求相关,需求没有了,生产也就进行不下去了。人为的说谁可以取代谁,都有点轻率。 已见2014年8月2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4.    你写梁启超,是以自己积累多年的资料开始非虚构写作,另外,你另有身份(新闻人、出版人),这构成了你们与专司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的区别吗?

如前所说,几十年新闻写作实践的确造成了我在写作习惯,乃至思维习惯上不同于搞文学的作家们,所以,我写《梁启超传》就以阅读资料入手,这就相当于我们当记者时的采访,当然是越细越好,材料掌握得越多越好,写个千字文,有时也需要万字的素材。我这么说有点像个材料控,但的确是这样,同一件事,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描述,描述中出现差异,甚至抵牾,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后来使用这些描述的人,绝不能偷懒,看到一点材料就轻易下结论,或仅凭自己的好恶,片面地加以选择,这些做法都很难使我们的叙事回到历史现场。

5.    你写两本关于梁启超的两本书,先期投入分别投入了多大成本?(详细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文学的作家们,所以,我写《梁启超传》就以阅读资料入手,这就相当于我们当记者时的采访,当然是越细越好,材料掌握得越多越好,写个千字文,有时也需要万字的素材。我这么说有点像个材料控,但的确是这样,同一件事,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描述,描述中出现差异,甚至抵牾,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后来使用这些描述的人,绝不能偷懒,看到一点材料就轻易下结论,或仅凭自己的好恶,片面地加以选择,这些做法都很难使我们的叙事回到历史现场。 5. 你写两本关于梁启超的两本书,先期投入分别投入了多大成本?(详细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如果第一本书获得的收益不理想,图书滞销,导致你写作亏本,你会不会写第二本书? 写《梁启超传》的经济成本主要是买书。当时梁启超的年谱尚未出新版,旧版在孔夫子网上卖到几百元,也只好买。我希望把已出版、能买到的,写《梁启超传》需要的书,全买回来,搞一个资料库,为此,这些年花了大约六七万元。有些成套的书都在四五千元,如《新民丛报》影印本、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和后来出的《集外文》,更不能没有。还有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国风报》、《庸言》,以及《湘报》、《民报》等影印本,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丛刊和大量的文集、各地的文史资料,也尽量收集,包括新版的《大清新法令》(11册),我也买了。更多的是与梁启超相关的人的年谱、全集、文集、笔记、日记、书信集等,只要书店、网店能找到,一律拿下。最近我看了一下,自写《梁启超传》以来,仅在孔夫子网,交易就超过了百次。缺陷是很少从图书馆、档案馆自己搜集、整理、挖掘的材料,这是今后我要努力改进的。 时间上,我写《梁启超传》持续了四年,这段时间还没有完全退休,报社还有一些工作,但不很多,我就尽可能地把时间挤出来给《梁启超传》,如果不出门,我一天的写作常常会超过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日,过年过节也不休息,可以说是苦干四年。结果还算令人满意,书卖得不错,社会反响也很强烈,这都是我没想到的。如果说这本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也不为过。 至于后来这本《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是在《梁启超传》出版不久,就开始动笔了,一是应朋友之约,既有承诺,不得不为之;二是当时有一点感触,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这一步,需要二次思想解放。而晚清社会变革与开启民智的互动关系,对于今天也不无启发性。 6.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异军突起,而报  如果第一本书获得的收益不理想,图书滞销,导致你写作亏本,你会不会写第二本书?

写《梁启超传》的经济成本主要是买书。当时梁启超的年谱尚未出新版,旧版在孔夫子网上卖到几百元,也只好买。我希望把已出版、能买到的,写《梁启超传》需要的书,全买回来,搞一个资料库,为此,这些年花了大约六七万元。有些成套的书都在四五千元,如《新民丛报》影印本、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和后来出的《集外文》,更不能没有。还有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国风报》、《庸言》,以及《湘报》、《民报》等影印本,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丛刊和大量的文集、各地的文史资料,也尽量收集,包括新版的《大清新法令》(11册),我也买了。更多的是与梁启超相关的人的年谱、全集、文集、笔记、日记、书信集等,只要书店、网店能找到,一律拿下。最近我看了一下,自写《梁启超传》以来,仅在孔夫子网,交易就超过了百次。缺陷是很少从图书馆、档案馆自己搜集、整理、挖掘的材料,这是今后我要努力改进的。

——《新京报》张弘采访解玺璋 1. 在你看来,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区别在哪里?(题材、技术、写作伦理、写作规范等等)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叙事者在叙事中如何对待“虚构”,这里可能会涉及到叙事立场、叙事态度、叙事角度、叙述方式,等等。非虚构很明确,它是“非”虚构“的,我理解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指它不是虚构,二指它不赞成虚构,对虚构是持”非“的态度的。报告文学则不同,它是一个十分暧昧的概念,报告无疑是不能虚构的,但文学却并不排斥虚构,不仅不排斥虚构,而且,虚构能力正是我们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之一。于是,又是虚构,又是不能虚构,协调起来就很困难。有人说,这里有分寸问题,但分寸如何把握,其实很难。前两年,我参加过一个中国作协组织的关于传记的座谈会,传记当然是非虚构的,这是传记写作的底线,但由于在座的多是作家,大家还是希望争取到虚构的权力,这就是长期以来观念混乱造成的恶果。 2. 你之前是否阅读过报告文学?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 这么说不是说报告文学没有出过好作品,我印象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都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1980年前)、刘心武先生的《五一九长镜头》,还有一些不便举出名字的,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我自己在当时也写过报告文学,如《悬丝之剑——北京电力忧思录》,还获得了北京市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征文一等奖。我的体会是,即使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也有一个偏重报告,还是偏重文学的问题。大家常说,报告文学写作应该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那么,报告与文学的比重也应该是三七开。 3. 你是如何获得非虚构写作的文本自觉的(什么原因使你采用了非虚构写作而不是报告文学)? 我写《梁启超传》时,并未自觉意识到自己在非虚构写作,这是人们在看到成书之后的一种归类,把它归入了非虚构。现在想来,可能是传记这种文体对我的约束,对我来说,这种约束倒是相当自觉的,是自我约束。这种自觉则建立在我对传记这种文体的认知上,如前所说,我认为,非虚构是传记写作的底线,非坚守不可。再有,大学的新闻教育和几十年新闻写作实践,也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只写自己看到的,新闻写作不能虚构。 4. 你写梁启超,是以自己积累多年的资料开始非虚构写作,另外,你另有身份(新闻人、出版人),这构成了你们与专司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的区别吗? 如前所说,几十年新闻写作实践的确造成了我在写作习惯,乃至思维习惯上不同于搞

时间上,我写《梁启超传》持续了四年,这段时间还没有完全退休,报社还有一些工作,但不很多,我就尽可能地把时间挤出来给《梁启超传》,如果不出门,我一天的写作常常会超过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日,过年过节也不休息,可以说是苦干四年。结果还算令人满意,书卖得不错,社会反响也很强烈,这都是我没想到的。如果说这本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也不为过。

至于后来这本《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是在《梁启超传》出版不久,就开始动笔了,一是应朋友之约,既有承诺,不得不为之;二是当时有一点感触,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这一步,需要二次思想解放。而晚清社会变革与开启民智的互动关系,对于今天也不无启发性。

6.告文学则节节败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种情况要从文学的整体状况来看,不仅是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甚至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约翰?巴思写作《枯竭的文学》是在1967年,早在他之前,有人就已提出,如果说小说死亡了,那么两个根本原因是:第一,支撑作家们的艺术信心丧失了;第二,满足读者需要的艺术虚构正被另一些更好的东西所代替。但约翰?巴思争辩说,有意义的不是小说是否死亡,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作家感到它好像是已经死亡。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这里,当然比西方晚了一些年。文学既已如此,依附于文学的报告文学,又怎能相安无事呢?何况,如今的报告文学已不能和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相比,如果说当年的报告文学还能“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有一点非虚构的精神的话,那么,如今的报告文学早已不具有当年的风采,与读者大众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这就丧失了报告文学存在的意义。 7. 作为文艺研究者和写作者,你认为报告文学是否应当用非虚构取代? 任何一种文体被新的文体所取代,是社会发展演变的结果,生产总是和需求相关,需求没有了,生产也就进行不下去了。人为的说谁可以取代谁,都有点轻率。 已见2014年8月2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异军突起,而报告文学则节节败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种情况要从文学的整体状况来看,不仅是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甚至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约翰?巴思写作《枯竭的文学》是在1967年,早在他之前,有人就已提出,如果说小说死亡了,那么两个根本原因是:第一,支撑作家们的艺术信心丧失了;第二,满足读者需要的艺术虚构正被另一些更好的东西所代替。但约翰?巴思争辩说,有意义的不是小说是否死亡,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作家感到它好像是已经死亡。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这里,当然比西方晚了一些年。文学既已如此,依附于文学的报告文学,又怎能相安无事呢?何况,如今的报告文学已不能和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相比,如果说当年的报告文学还能“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有一点非虚构的精神的话,那么,如今的报告文学早已不具有当年的风采,与读者大众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这就丧失了报告文学存在的意义。

7.告文学则节节败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种情况要从文学的整体状况来看,不仅是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甚至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约翰?巴思写作《枯竭的文学》是在1967年,早在他之前,有人就已提出,如果说小说死亡了,那么两个根本原因是:第一,支撑作家们的艺术信心丧失了;第二,满足读者需要的艺术虚构正被另一些更好的东西所代替。但约翰?巴思争辩说,有意义的不是小说是否死亡,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作家感到它好像是已经死亡。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这里,当然比西方晚了一些年。文学既已如此,依附于文学的报告文学,又怎能相安无事呢?何况,如今的报告文学已不能和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相比,如果说当年的报告文学还能“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有一点非虚构的精神的话,那么,如今的报告文学早已不具有当年的风采,与读者大众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这就丧失了报告文学存在的意义。 7. 作为文艺研究者和写作者,你认为报告文学是否应当用非虚构取代? 任何一种文体被新的文体所取代,是社会发展演变的结果,生产总是和需求相关,需求没有了,生产也就进行不下去了。人为的说谁可以取代谁,都有点轻率。 已见2014年8月2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为文艺研究者和写作者,你认为报告文学是否应当用非虚构取代?

任何一种文体被新的文体所取代,是社会发展演变的结果,生产总是和需求相关,需求没有了,生产也就进行不下去了。人为的说谁可以取代谁,都有点轻率。

    已见20148 ——《新京报》张弘采访解玺璋 1. 在你看来,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区别在哪里?(题材、技术、写作伦理、写作规范等等)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叙事者在叙事中如何对待“虚构”,这里可能会涉及到叙事立场、叙事态度、叙事角度、叙述方式,等等。非虚构很明确,它是“非”虚构“的,我理解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指它不是虚构,二指它不赞成虚构,对虚构是持”非“的态度的。报告文学则不同,它是一个十分暧昧的概念,报告无疑是不能虚构的,但文学却并不排斥虚构,不仅不排斥虚构,而且,虚构能力正是我们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之一。于是,又是虚构,又是不能虚构,协调起来就很困难。有人说,这里有分寸问题,但分寸如何把握,其实很难。前两年,我参加过一个中国作协组织的关于传记的座谈会,传记当然是非虚构的,这是传记写作的底线,但由于在座的多是作家,大家还是希望争取到虚构的权力,这就是长期以来观念混乱造成的恶果。 2. 你之前是否阅读过报告文学?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 这么说不是说报告文学没有出过好作品,我印象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都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1980年前)、刘心武先生的《五一九长镜头》,还有一些不便举出名字的,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我自己在当时也写过报告文学,如《悬丝之剑——北京电力忧思录》,还获得了北京市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征文一等奖。我的体会是,即使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也有一个偏重报告,还是偏重文学的问题。大家常说,报告文学写作应该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那么,报告与文学的比重也应该是三七开。 3. 你是如何获得非虚构写作的文本自觉的(什么原因使你采用了非虚构写作而不是报告文学)? 我写《梁启超传》时,并未自觉意识到自己在非虚构写作,这是人们在看到成书之后的一种归类,把它归入了非虚构。现在想来,可能是传记这种文体对我的约束,对我来说,这种约束倒是相当自觉的,是自我约束。这种自觉则建立在我对传记这种文体的认知上,如前所说,我认为,非虚构是传记写作的底线,非坚守不可。再有,大学的新闻教育和几十年新闻写作实践,也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只写自己看到的,新闻写作不能虚构。 4. 你写梁启超,是以自己积累多年的资料开始非虚构写作,另外,你另有身份(新闻人、出版人),这构成了你们与专司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的区别吗? 如前所说,几十年新闻写作实践的确造成了我在写作习惯,乃至思维习惯上不同于搞2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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