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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梁启超:眼观欧战,情系中国  

2014-06-29 23:39:00|  分类: 军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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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梁启超:眼观欧战,情系中国 - 解玺璋 - 解玺璋的博客
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梁启超:眼观欧战,情系中国 - 解玺璋 - 解玺璋的博客

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待两月,资料乃略备”。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4]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5]

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7] 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8]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10]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11] 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12]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13]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19178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3月版。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2] . 同上。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3]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同上,自序,2页。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4] . 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37页,中华书局19893月版。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页,中华书局1989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1月版。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3月版。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9]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 同上,73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页。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10] .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3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1981年版。

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11] 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5]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6]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7]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8]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9]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10]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4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月版。

[12] .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乘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濰?县一带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1]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缀,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战史专著。 梁启超写作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2]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3]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像。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4]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9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12]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3]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1]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 . 同上。 [3] . 同上,自序,2页。 [4]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送一九一四年》,3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5]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6] . 同上,75-76页。 [7]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7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9] . 同上,73页。 [10] . 康有为《致北京电》(1917年3月13日)《康有为政论集》(下),9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421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12] .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3] . 同上,273页。 月版。

[13] . 同上,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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