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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对》:非浪漫化的历史叙事   

2014-05-27 22:3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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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对》:非浪漫化的历史叙事 - 解玺璋 - 解玺璋的博客
个“剿抚”古老的故事。 乾隆九年征讨瞻对,不是清政府第一次对瞻对用兵,也不是最后一次对瞻对用兵。此前的雍正八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就曾派兵一万两千余人征剿瞻对;随后的日子里,嘉庆十九年,朝廷再次出兵瞻对,只是原因变成了两位土司“挟仇争疆”,伤及清军官员;再后的道光二十九年、同治三年、光绪二十二年,也都发生过清政府征剿瞻对的战争。这些战争并没有给瞻对带来任何实质性进步,倒是一次次把这里的人民拖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每一次战争,无论谁胜谁负,做出牺牲的,总是无辜的老百姓。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历史文献中打捞发生在瞻对的这些战事,不仅将一个民风彪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史勾勒出来,生动讲述了一段奇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更重要的,还对瞻对做了深入解剖,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组织多个层面,剖析了瞻对的历史演变,包括瞻对与中央政府、瞻对与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瞻对内部各土司之间错综复杂、难分难解的关系。而清政府对瞻对的态度,也折射出它在处理与藏民族的关系时左右为难的窘态。六征瞻对,三瞻全克,前方主将鹿传霖主张将其收回内属,改土归流,设立汉官。但清政府却一直在收回内属和赏还达赖之间游移观望,不久便因保守势力“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的恐吓,为了稳定大局,在进剿瞻对胜利一年后,把瞻对赏还给达赖喇嘛,切断了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可能对瞻对的影响。特别是英、俄势力的随之介入,使瞻对、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瞻对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处境,也因清政府实行所谓“固川滇之门户”、“保西藏之藩篱”的方略而发生了重大改变。 我一直以为,阿来是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尘埃落定》就是一部洋溢着浪漫悲情的诗性作品。至于《瞻对》,在我看来,则相当于《尘埃落定》的文献版。就其叙事而言,固然有一些文学的意蕴和情怀,但只是一种点缀,整体上还是以历史文献为基本素材所建构的“非虚构”叙事作品。作者显然掌握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所以,他在叙事中并不以一家之言为重,而是博采兼收,相互印证,识事详审,措辞谨慎,“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这是一个史家应有的品质和素养,对诗人兼小说家来说,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人民文学》在授予它2013年度非虚构作品大奖时,对

至少对我来说,西藏是个神奇而又神秘的地方,许多年来一直为没有去过西藏而感到遗憾。朋友中去过西藏或在西藏生活工作过的,对于西藏都有他们的记忆和想像,有的偏重于对藏民族精神信仰的探究和挖掘,强调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对话;有的讲述藏民族的英雄传奇和宗教奇观,将藏民族的历史笼罩在佛的光环之下;有的则把西藏当成了现代文明尚未染指的世外桃源——身体和心灵的避难所,赞美西藏的简单、明丽和纯净;还有的索性沉浸在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诗情里,幻想着能在西藏收获爱情。应当承认,此前我对西藏的了解和认知,就是以往这些不同层面的叙事想像所构成的混杂物。

于“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所谓人类文明的高度,恐怕就是指作者能以“世界格局”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眼光,来审视瞻对这个川属藏区的土司部落二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瞻对不得不变的内在原因,恰恰是对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变的积极回应。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作为一部“非虚构”历史叙事文本,作者在瞻对进入民国之后写下的一段话,应是该书的“点睛之笔”,他提到自己何以抄录这些史料的理由,“是因为,这些翔实细致的材料可以破除两种迷思。一种迷思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认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必是文明战胜野蛮。所以,文明一来,野蛮社会立时如被扬汤化雪一般,立时土崩瓦解。再一种迷思,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而民风纯善的天堂。持这种迷思者,一种善良天真的,是见今日社会物欲横流,生活在别处,而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而故意捏造虚伪幻想,是否别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漠视作者的善意提醒,而细读这部作品,确有祛魅的功效。

 

阿来的新作《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显然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记忆和想像。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西藏与藏民族,非关灵魂,非关信仰,非关自然生态,非关爱情传奇。尽管也写了宗教和民族英雄,但那只是整个叙事的一部分,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民族英雄,如贡布郎加,民间又称布鲁曼的,已失去佛的光环的笼罩,他更像一个水泊梁山的豪杰、好汉。在这里,作者熟门熟路的文学叙事被改作历史叙事,以想像为特征的文学表达变成了以文献为依据的历史考察。这是我读《瞻对》得到的最突出的印象。

 

于“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所谓人类文明的高度,恐怕就是指作者能以“世界格局”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眼光,来审视瞻对这个川属藏区的土司部落二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瞻对不得不变的内在原因,恰恰是对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变的积极回应。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作为一部“非虚构”历史叙事文本,作者在瞻对进入民国之后写下的一段话,应是该书的“点睛之笔”,他提到自己何以抄录这些史料的理由,“是因为,这些翔实细致的材料可以破除两种迷思。一种迷思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认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必是文明战胜野蛮。所以,文明一来,野蛮社会立时如被扬汤化雪一般,立时土崩瓦解。再一种迷思,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而民风纯善的天堂。持这种迷思者,一种善良天真的,是见今日社会物欲横流,生活在别处,而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而故意捏造虚伪幻想,是否别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漠视作者的善意提醒,而细读这部作品,确有祛魅的功效。

瞻对的故事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这倒很符合文学叙事的习惯。此地隶属康巴,从今天的甘孜州首府康定西行,沿川藏公路也就是旧时的茶马古道经十二站到达里塘,瞻对就在里塘北方约二百公里的深山之中。而里塘正是阿来所要讲述的这个故事的初发地。乾隆九年,公元1744个“剿抚”古老的故事。 乾隆九年征讨瞻对,不是清政府第一次对瞻对用兵,也不是最后一次对瞻对用兵。此前的雍正八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就曾派兵一万两千余人征剿瞻对;随后的日子里,嘉庆十九年,朝廷再次出兵瞻对,只是原因变成了两位土司“挟仇争疆”,伤及清军官员;再后的道光二十九年、同治三年、光绪二十二年,也都发生过清政府征剿瞻对的战争。这些战争并没有给瞻对带来任何实质性进步,倒是一次次把这里的人民拖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每一次战争,无论谁胜谁负,做出牺牲的,总是无辜的老百姓。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历史文献中打捞发生在瞻对的这些战事,不仅将一个民风彪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史勾勒出来,生动讲述了一段奇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更重要的,还对瞻对做了深入解剖,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组织多个层面,剖析了瞻对的历史演变,包括瞻对与中央政府、瞻对与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瞻对内部各土司之间错综复杂、难分难解的关系。而清政府对瞻对的态度,也折射出它在处理与藏民族的关系时左右为难的窘态。六征瞻对,三瞻全克,前方主将鹿传霖主张将其收回内属,改土归流,设立汉官。但清政府却一直在收回内属和赏还达赖之间游移观望,不久便因保守势力“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的恐吓,为了稳定大局,在进剿瞻对胜利一年后,把瞻对赏还给达赖喇嘛,切断了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可能对瞻对的影响。特别是英、俄势力的随之介入,使瞻对、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瞻对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处境,也因清政府实行所谓“固川滇之门户”、“保西藏之藩篱”的方略而发生了重大改变。 我一直以为,阿来是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尘埃落定》就是一部洋溢着浪漫悲情的诗性作品。至于《瞻对》,在我看来,则相当于《尘埃落定》的文献版。就其叙事而言,固然有一些文学的意蕴和情怀,但只是一种点缀,整体上还是以历史文献为基本素材所建构的“非虚构”叙事作品。作者显然掌握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所以,他在叙事中并不以一家之言为重,而是博采兼收,相互印证,识事详审,措辞谨慎,“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这是一个史家应有的品质和素养,对诗人兼小说家来说,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人民文学》在授予它2013年度非虚构作品大奖时,对年,一队由把总率领换,防内地的36个清兵,在这里遭遇“夹坝”打劫,驮马、军械、行李、银粮被抢劫一空。这些“夹坝”就来自里塘北部的瞻对部落,他们在满清官员的记述中常被称为“劫盗”,但在当地民间却被尊称为“游侠”,其实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绿林好汉。有清一代,川藏大道上发生“夹坝”劫掠之事,是很平常的,这是因为,“瞻化(瞻对)地薄,生业凋敝,其人多为盗劫”,即生存环境所迫,相沿成习,成为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政府对付“夹坝”或剿或抚,似乎从未想过要用提高生产能力,改变生活条件,减轻百姓负担的方式,也就是从政治、经济入手,釜底抽薪地根除“夹坝”现象。书中写道,有清一代,清政府六次用兵瞻对,只是一再重复那个“剿抚”古老的故事。

个“剿抚”古老的故事。 乾隆九年征讨瞻对,不是清政府第一次对瞻对用兵,也不是最后一次对瞻对用兵。此前的雍正八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就曾派兵一万两千余人征剿瞻对;随后的日子里,嘉庆十九年,朝廷再次出兵瞻对,只是原因变成了两位土司“挟仇争疆”,伤及清军官员;再后的道光二十九年、同治三年、光绪二十二年,也都发生过清政府征剿瞻对的战争。这些战争并没有给瞻对带来任何实质性进步,倒是一次次把这里的人民拖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每一次战争,无论谁胜谁负,做出牺牲的,总是无辜的老百姓。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历史文献中打捞发生在瞻对的这些战事,不仅将一个民风彪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史勾勒出来,生动讲述了一段奇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更重要的,还对瞻对做了深入解剖,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组织多个层面,剖析了瞻对的历史演变,包括瞻对与中央政府、瞻对与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瞻对内部各土司之间错综复杂、难分难解的关系。而清政府对瞻对的态度,也折射出它在处理与藏民族的关系时左右为难的窘态。六征瞻对,三瞻全克,前方主将鹿传霖主张将其收回内属,改土归流,设立汉官。但清政府却一直在收回内属和赏还达赖之间游移观望,不久便因保守势力“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的恐吓,为了稳定大局,在进剿瞻对胜利一年后,把瞻对赏还给达赖喇嘛,切断了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可能对瞻对的影响。特别是英、俄势力的随之介入,使瞻对、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瞻对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处境,也因清政府实行所谓“固川滇之门户”、“保西藏之藩篱”的方略而发生了重大改变。 我一直以为,阿来是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尘埃落定》就是一部洋溢着浪漫悲情的诗性作品。至于《瞻对》,在我看来,则相当于《尘埃落定》的文献版。就其叙事而言,固然有一些文学的意蕴和情怀,但只是一种点缀,整体上还是以历史文献为基本素材所建构的“非虚构”叙事作品。作者显然掌握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所以,他在叙事中并不以一家之言为重,而是博采兼收,相互印证,识事详审,措辞谨慎,“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这是一个史家应有的品质和素养,对诗人兼小说家来说,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人民文学》在授予它2013年度非虚构作品大奖时,对

 

乾隆九年征讨瞻对,不是清政府第一次对瞻对用兵,也不是最后一次对瞻对用兵。此前的雍正八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就曾派兵一万两千余人征剿瞻对;随后的日子里,嘉庆十九年,朝廷再次出兵瞻对,只是原因变成了两位土司“挟仇争疆”,伤及清军官员;再后的道光二十九年、同治三年、光绪二十二年,也都发生过清政府征剿瞻对的战争。这些战争并没有给瞻对带来任何实质性进步,倒是一次次把这里的人民拖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每一次战争,无论谁胜谁负,做出牺牲的,总是无辜的老百姓。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历史文献中打捞发生在瞻对的这些战事,不仅将一个民风彪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史勾勒出来,生动讲述了一段奇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更重要的,还对瞻对做了深入解剖,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组织多个层面,剖析了瞻对的历史演变,包括瞻对与中央政府、瞻对与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瞻对内部各土司之间错综复杂、难分难解的关系。而清政府对瞻对的态度,也折射出它在处理与藏民族的关系时左右为难的窘态。六征瞻对,三瞻全克,前方主将鹿传霖主张将其收回内属,改土归流,设立汉官。但清政府却一直在收回内属和赏还达赖之间游移观望,不久便因保守势力“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的恐吓,为了稳定大局,在进剿瞻对胜利一年后,把瞻对赏还给达赖喇嘛,切断了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可能对瞻对的影响。特别是英、俄势力的随之介入,使瞻对、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瞻对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处境,也因清政府实行所谓“固川滇之门户”、“保西藏之藩篱”的方略而发生了重大改变。

 

于“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所谓人类文明的高度,恐怕就是指作者能以“世界格局”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眼光,来审视瞻对这个川属藏区的土司部落二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瞻对不得不变的内在原因,恰恰是对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变的积极回应。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作为一部“非虚构”历史叙事文本,作者在瞻对进入民国之后写下的一段话,应是该书的“点睛之笔”,他提到自己何以抄录这些史料的理由,“是因为,这些翔实细致的材料可以破除两种迷思。一种迷思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认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必是文明战胜野蛮。所以,文明一来,野蛮社会立时如被扬汤化雪一般,立时土崩瓦解。再一种迷思,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而民风纯善的天堂。持这种迷思者,一种善良天真的,是见今日社会物欲横流,生活在别处,而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而故意捏造虚伪幻想,是否别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漠视作者的善意提醒,而细读这部作品,确有祛魅的功效。

我一直以为,阿来是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尘埃落定》就是一部洋溢着浪漫悲情的诗性作品。至于《瞻对》,在我看来,则相当于《尘埃落定》的文献版。就其叙事而言,固然有一些文学的意蕴和情怀,但只是一种点缀,整体上还是以历史文献为基本素材所建构的“非虚构”叙事作品。作者显然掌握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所以,他在叙事中并不以一家之言为重,而是博采兼收,相互印证,识事详审,措辞谨慎,“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这是一个史家应有的品质和素养,对诗人兼小说家来说,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人民文学》在授予它2013年度非虚构作品大奖时,对于“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所谓人类文明的高度,恐怕就是指作者能以“世界格局”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眼光,来审视瞻对这个川属藏区的土司部落二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瞻对不得不变的内在原因,恰恰是对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变的积极回应。

 

个“剿抚”古老的故事。 乾隆九年征讨瞻对,不是清政府第一次对瞻对用兵,也不是最后一次对瞻对用兵。此前的雍正八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就曾派兵一万两千余人征剿瞻对;随后的日子里,嘉庆十九年,朝廷再次出兵瞻对,只是原因变成了两位土司“挟仇争疆”,伤及清军官员;再后的道光二十九年、同治三年、光绪二十二年,也都发生过清政府征剿瞻对的战争。这些战争并没有给瞻对带来任何实质性进步,倒是一次次把这里的人民拖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每一次战争,无论谁胜谁负,做出牺牲的,总是无辜的老百姓。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历史文献中打捞发生在瞻对的这些战事,不仅将一个民风彪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史勾勒出来,生动讲述了一段奇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更重要的,还对瞻对做了深入解剖,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组织多个层面,剖析了瞻对的历史演变,包括瞻对与中央政府、瞻对与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瞻对内部各土司之间错综复杂、难分难解的关系。而清政府对瞻对的态度,也折射出它在处理与藏民族的关系时左右为难的窘态。六征瞻对,三瞻全克,前方主将鹿传霖主张将其收回内属,改土归流,设立汉官。但清政府却一直在收回内属和赏还达赖之间游移观望,不久便因保守势力“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的恐吓,为了稳定大局,在进剿瞻对胜利一年后,把瞻对赏还给达赖喇嘛,切断了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可能对瞻对的影响。特别是英、俄势力的随之介入,使瞻对、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瞻对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处境,也因清政府实行所谓“固川滇之门户”、“保西藏之藩篱”的方略而发生了重大改变。 我一直以为,阿来是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尘埃落定》就是一部洋溢着浪漫悲情的诗性作品。至于《瞻对》,在我看来,则相当于《尘埃落定》的文献版。就其叙事而言,固然有一些文学的意蕴和情怀,但只是一种点缀,整体上还是以历史文献为基本素材所建构的“非虚构”叙事作品。作者显然掌握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所以,他在叙事中并不以一家之言为重,而是博采兼收,相互印证,识事详审,措辞谨慎,“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这是一个史家应有的品质和素养,对诗人兼小说家来说,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人民文学》在授予它2013年度非虚构作品大奖时,对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作为一部“非虚构”历史叙事文本,作者在瞻对进入民国之后写下的一段话,应是该书的“点睛之笔”,他提到自己何以抄录这些史料的理由,“是因为,这些翔实细致的材料可以破除两种迷思。一种迷思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认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必是文明战胜野蛮。所以,文明一来,野蛮社会立时如被扬汤化雪一般,立时土崩瓦解。再一种迷思,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而民风纯善的天堂。持这种迷思者,一种善良天真的,是见今日社会物欲横流,生活在别处,而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而故意捏造虚伪幻想,是否别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漠视作者的善意提醒,而细读这部作品,确有祛魅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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