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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的博客

 
 
 

日志

 
 

吴天明:西部电影掌舵人   

2014-03-25 21:37: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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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种茫然和惶惑的心理危机。这在他的作品中已经反映出来了。尽管官方和主流意见肯定了他的作品,但在一些朋友中间,仍不免为他可惜。我当然也是这样觉得,对于《黑脸》中的“清官”崇拜意识,《非常爱情》中的爱情乌托邦,我是有所保留的。说得严重一点,我甚至认为,吴天明已经从80年代知识分子立场,即人道主义和审美自由后退。我在策划案中特别写道:“理解今日之吴天明,应以昨日之吴天明为参照,他们有区别,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节目录得特别顺利。吴天明耐心地倾听人们的意见,有些话说得很尖锐,很不客气,他则表现得很宽厚,很善解人意,不时也与人们讨论和对话,坦言自己的想法和困惑。记得那天的嘉宾还有电影界的老前辈邵牧君先生、戏剧学者马也先生,主持人是不久前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胡紫薇,吴天明的大度和坦率,解除了大家精神上的顾虑,每个人说得都很放肆,几乎无所顾忌。节目播出后,电视台的朋友都说,讨论电影的节目,导演坐在现场,还能不讲客套,说得这样直接,很难得。也许就因为是吴天明,换了别人,就不好说了。其实我是很同情吴天明的,看他《变脸》的时候,我竟从“变脸王”的身上看到了吴天明的身影。当然,在《人生》中,高家林企图通过城市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路,他没有成功;在《老井》中,孙旺泉不再寄希望于城市,他打算从自己脚下挖一条生路出来。这一次,从《变脸》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吴天明叙事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当年生龙活虎、咄咄逼人的高家林、孙旺泉,已经变成了垂垂老矣、不思进取的变脸王。这并非吴天明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使然。如果说,80年代,是时势造就了吴天明和他的西部导演群体的话,那么,当这个群体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带着耀眼的光芒陨落时,我们也只有慨叹而已。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版图经历了前所未有、天翻覆地的变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异军突起。它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开拓进取精神,在中国电影的纵深之处长驱直入,不仅深刻地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中国银幕的面貌。几乎是在“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被年轻躁动的影评人们戴上一顶“平庸电影集中产地”的帽子的同时,西影厂得到了“中国新电影摇篮”的美誉。当年,钟惦棐先生甚至用“西部电影”来命名西影厂新的创作,他在为《西部电影讨论集》所作“序言”中旧曾赞许这个“新生儿”,正“冲着博大、浑厚而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西部之路走去”,它在美学上“不以过于市民化的美学观为正统”,而是发现“大西北独具的雄浑魅力”,尤其是人们精神状态上所表现出来的“旧质向新质过渡”。 我现在还记得那些曾经让我们心潮澎湃的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海滩》《野山》《黑炮》《错位》《轮回》《红高粱》《孩子王》《盗马贼》《他们正年轻》《默默的小理河》《神鞭》《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真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影片背后,是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吴天明、颜学恕、滕文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周晓文、张子恩——这里面有第四代,更多的还是第五代,吴天明则名正言顺地成为他们的“带头大哥”,张艺谋至今仍习惯叫他“头儿”。这固然因为他曾是西影厂厂长,而更加重要的是,他在这些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常说,第五代导演的崛起,是时势使然,他不过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推了这些年轻人一把。但事实上,在那个处处都要论资排辈的时代,如果不是吴天明冒着风险把拍摄影片的机会给了他们,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周晓文们的艺术才华,恐怕还要等不知多少年,才能被世人知晓。 吴天明是在1983年拍《人生》时被任命为西影厂厂长的,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证明,这项任命不仅对西影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乃至对整个中国电影来说都是意味深长的。就在《人生》的拍摄现场,吴天明与陈凯歌、张艺谋、何群不期而遇。当时,陈、张、何三人正在这里为拍摄《黄土地》采景,有传说他们曾在穷困潦倒之际找到吴天明,表示身无分文又饿得不行,吴天明当即给他们弄来吃食,还从剧组借了两三千块钱和一辆吉普车给他们用。《红高粱》在西柏林电影节捧回“金熊”后,我采访张艺谋,他告诉我:“我们一见如故。”吴天明诚恳地向他发出邀请:“你什么时候帮我拍一部电影?给我做一次摄影师?”张艺谋则满口应承。那时,张艺谋的“关系”还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吴天明要用他也只能借调,到了拍《老井》的时候,吴天明说:“你得做好思想准备,我这是春夏秋冬四季,一年时间。我知道现在叫你的人挺多的,如果你觉得跟我耗一年太长,你尽管说,我再找别人。咱们的交情绝对不受影响。”张艺谋也很感慨,便说得极仗义:“甭说一年,两年我都跟你干。” 时至今日,张艺谋仍然感念吴天明对他的栽培和扶持,而吴天明当时就认定了张艺谋不是“凡人”,以为他是“兵马俑”再世。原本他是请张艺谋来为《老井》掌镜的,但后来他发现,张艺谋在气质上很接近他想像中的“孙旺泉”,有一股子犟劲,外形就像太行山的石头,硬朗、结实、有棱有角。所以,最初他对出去找演员的人说:“旺泉就找艺谋这样的。”可找来找去,没有一个是让他满意的,于是干脆就把旺泉这个角色给了张艺谋。记得当年《老井》来北京试映,看过影片之后,我们都要求采访吴天明。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版图经历了前所未有、天翻覆地的变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异军突起。它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开拓进取精神,在中国电影的纵深之处长驱直入,不仅深刻地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中国银幕的面貌。几乎是在“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被年轻躁动的影评人们戴上一顶“平庸电影集中产地”的帽子的同时,西影厂得到了“中国新电影摇篮”的美誉。当年,钟惦棐先生甚至用“西部电影”来命名西影厂新的创作,他在为《西部电影讨论集》所作“序言”中旧曾赞许这个“新生儿”,正“冲着博大、浑厚而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西部之路走去”,它在美学上“不以过于市民化的美学观为正统”,而是发现“大西北独具的雄浑魅力”,尤其是人们精神状态上所表现出来的“旧质向新质过渡”。

为《人生》,他已经成为年轻记者追踪的偶像。他则劝我们采访张艺谋。“多写写艺谋”,那天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很能吃苦,每天和农民一起上山劳动,挑十几担水,还要背三块石板。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他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打石槽子。旺泉不刷牙不洗脸,他也几个月不刷牙不洗脸。拍旺泉与巧英被埋在井下那场戏时,他三天不吃不喝,就为找到垂死时奄奄一息的感觉”。 拍《老井》时,张艺谋就向吴天明表示过今后要当导演的愿望。他相中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这边刚一停机,他便跑下太行山,到北京找莫言。而吴天明已经在厂里为《红高粱》搭班子,造舆论。他要帮助张艺谋完成导演的破冰之旅,难度还是挺大的。按照常规,一个导演总要经历见习、助理、副导演等一系列台阶,没有10年之功是很难修成善果的,何况张艺谋还是摄影出身,更差了一大截。因此,支持张艺谋当导演,就是挑战僵化的选拔机制。就在剧本审查期间,“乍暖还寒”的大“气候”也让人捏了一把汗,张艺谋参与拍摄的《一个和八个》正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批评,而吴天明也因《海滩》等影片被上级领导盘问“创作方向”和“财务问题”。偏偏这时,张艺谋跑来说,时不等人。他指的是种高粱。拍摄电影《红高粱》,别的条件且不讲,首要条件,大片的高粱地不可缺少。当时的情况是,三亩五亩、十亩八亩,还好找,张艺谋想要几百亩、上千亩,上哪儿找去?只能自己种。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四月阳春,正是种高粱的季节,可剧本还在审查,尚未通过,上哪里去找种高粱的钱呢?此时的吴天明当机立断,拿出3万元钱给了张艺谋,对他说:“你们先悄悄去种,别声张。”有了这笔钱,张艺谋带着弟兄们跑到山东高密种下了100亩高粱。尽管他后来略带遗憾地表示,如果让他种1000亩高粱,他会把影片拍得更棒。但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100亩高粱,也就不会有《红高粱》这部影片。后来这部影片在西柏林获得“金熊奖”,张艺谋和我们都应该记得,正是吴天明,以大无畏的承担,为这部影片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认识吴天明,就在这个时候。先是《老井》,接着是《孩子王》《黑炮》《盗马贼》《红高粱》……吴天明和他的导演群体,带着他们的影片,从黄土高原来到北京,几乎每一部都是鲜活的、丰富的、实在的,都是跳动着生命脉搏的艺术个体。我们这群年轻的影评人,由衷地为他们中的每一位导演和他们的每一部影片叫好,我们像期待自己深爱的恋人一样,期待着他们的每一部新作。这时的中国电影,光焰四射,显示出勃勃生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和它媲美。吴天明却在其艺术生命最辉煌的时刻远走美国,我再见到他,已经是数年之后。那时恰好刚看了他回国后拍摄的两部作品,一部是电视连续剧《黑脸》,还有一部是电影《非常爱情》。前者在央视一套播出后,观众反响非常热烈,且被评论界看好;后者作为“国产影片精品佳作”,受到中宣部、广电总局表彰,并向全国广大观众推荐。 吴天明旅美5年,心情苦闷的时候多,他担心时间长了,他这个人可能就毁了。回国后,他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从零做起,重新打拼”,很快就拿出了新的成果。当时我正参与北京电视台“银帆之旅”的节目策划,就提议为他做一期节目。上世纪90年代的创作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刚刚过去的80年代,在市场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人和作品都严重地被扭曲了,或者屈从于现实的世俗性审美,或者转入“地下”,拍摄“地下”电影、“地下”戏剧。刚从海外归来的吴天明亦不能免,换句话说,他可能更深地陷

 

我现在还记得那些曾经让我们心潮澎湃的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海滩》《野山》《黑炮》《错位》《轮回》《红高粱》《孩子王》《盗马贼》《他们正年轻》《默默的小理河》《神鞭》《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真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影片背后,是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吴天明、颜学恕、滕文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周晓文、张子恩——这里面有第四代,更多的还是第五代,吴天明则名正言顺地成为他们的“带头大哥”,张艺谋至今仍习惯叫他“头儿”。这固然因为他曾是西影厂厂长,而更加重要的是,他在这些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常说,第五代导演的崛起,是时势使然,他不过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推了这些年轻人一把。但事实上,在那个处处都要论资排辈的时代,如果不是吴天明冒着风险把拍摄影片的机会给了他们,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周晓文们的艺术才华,恐怕还要等不知多少年,才能被世人知晓。

 

入一种茫然和惶惑的心理危机。这在他的作品中已经反映出来了。尽管官方和主流意见肯定了他的作品,但在一些朋友中间,仍不免为他可惜。我当然也是这样觉得,对于《黑脸》中的“清官”崇拜意识,《非常爱情》中的爱情乌托邦,我是有所保留的。说得严重一点,我甚至认为,吴天明已经从80年代知识分子立场,即人道主义和审美自由后退。我在策划案中特别写道:“理解今日之吴天明,应以昨日之吴天明为参照,他们有区别,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节目录得特别顺利。吴天明耐心地倾听人们的意见,有些话说得很尖锐,很不客气,他则表现得很宽厚,很善解人意,不时也与人们讨论和对话,坦言自己的想法和困惑。记得那天的嘉宾还有电影界的老前辈邵牧君先生、戏剧学者马也先生,主持人是不久前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胡紫薇,吴天明的大度和坦率,解除了大家精神上的顾虑,每个人说得都很放肆,几乎无所顾忌。节目播出后,电视台的朋友都说,讨论电影的节目,导演坐在现场,还能不讲客套,说得这样直接,很难得。也许就因为是吴天明,换了别人,就不好说了。其实我是很同情吴天明的,看他《变脸》的时候,我竟从“变脸王”的身上看到了吴天明的身影。当然,在《人生》中,高家林企图通过城市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路,他没有成功;在《老井》中,孙旺泉不再寄希望于城市,他打算从自己脚下挖一条生路出来。这一次,从《变脸》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吴天明叙事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当年生龙活虎、咄咄逼人的高家林、孙旺泉,已经变成了垂垂老矣、不思进取的变脸王。这并非吴天明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使然。如果说,80年代,是时势造就了吴天明和他的西部导演群体的话,那么,当这个群体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带着耀眼的光芒陨落时,我们也只有慨叹而已。

吴天明是在1983入一种茫然和惶惑的心理危机。这在他的作品中已经反映出来了。尽管官方和主流意见肯定了他的作品,但在一些朋友中间,仍不免为他可惜。我当然也是这样觉得,对于《黑脸》中的“清官”崇拜意识,《非常爱情》中的爱情乌托邦,我是有所保留的。说得严重一点,我甚至认为,吴天明已经从80年代知识分子立场,即人道主义和审美自由后退。我在策划案中特别写道:“理解今日之吴天明,应以昨日之吴天明为参照,他们有区别,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节目录得特别顺利。吴天明耐心地倾听人们的意见,有些话说得很尖锐,很不客气,他则表现得很宽厚,很善解人意,不时也与人们讨论和对话,坦言自己的想法和困惑。记得那天的嘉宾还有电影界的老前辈邵牧君先生、戏剧学者马也先生,主持人是不久前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胡紫薇,吴天明的大度和坦率,解除了大家精神上的顾虑,每个人说得都很放肆,几乎无所顾忌。节目播出后,电视台的朋友都说,讨论电影的节目,导演坐在现场,还能不讲客套,说得这样直接,很难得。也许就因为是吴天明,换了别人,就不好说了。其实我是很同情吴天明的,看他《变脸》的时候,我竟从“变脸王”的身上看到了吴天明的身影。当然,在《人生》中,高家林企图通过城市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路,他没有成功;在《老井》中,孙旺泉不再寄希望于城市,他打算从自己脚下挖一条生路出来。这一次,从《变脸》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吴天明叙事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当年生龙活虎、咄咄逼人的高家林、孙旺泉,已经变成了垂垂老矣、不思进取的变脸王。这并非吴天明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使然。如果说,80年代,是时势造就了吴天明和他的西部导演群体的话,那么,当这个群体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带着耀眼的光芒陨落时,我们也只有慨叹而已。年拍《人生》时被任命为西影厂厂长的,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证明,这项任命不仅对西影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乃至对整个中国电影来说都是意味深长的。就在《人生》的拍摄现场,吴天明与陈凯歌、张艺谋、何群不期而遇。当时,陈、张、何三人正在这里为拍摄《黄土地》采景,有传说他们曾在穷困潦倒之际找到吴天明,表示身无分文又饿得不行,吴天明当即给他们弄来吃食,还从剧组借了两三千块钱和一辆吉普车给他们用。《红高粱》在西柏林电影节捧回“金熊”后,我采访张艺谋,他告诉我:“我们一见如故。”吴天明诚恳地向他发出邀请:“你什么时候帮我拍一部电影?给我做一次摄影师?”张艺谋则满口应承。那时,张艺谋的“关系”还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吴天明要用他也只能借调,到了拍《老井》的时候,吴天明说:“你得做好思想准备,我这是春夏秋冬四季,一年时间。我知道现在叫你的人挺多的,如果你觉得跟我耗一年太长,你尽管说,我再找别人。咱们的交情绝对不受影响。”张艺谋也很感慨,便说得极仗义:“甭说一年,两年我都跟你干。”

 

入一种茫然和惶惑的心理危机。这在他的作品中已经反映出来了。尽管官方和主流意见肯定了他的作品,但在一些朋友中间,仍不免为他可惜。我当然也是这样觉得,对于《黑脸》中的“清官”崇拜意识,《非常爱情》中的爱情乌托邦,我是有所保留的。说得严重一点,我甚至认为,吴天明已经从80年代知识分子立场,即人道主义和审美自由后退。我在策划案中特别写道:“理解今日之吴天明,应以昨日之吴天明为参照,他们有区别,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节目录得特别顺利。吴天明耐心地倾听人们的意见,有些话说得很尖锐,很不客气,他则表现得很宽厚,很善解人意,不时也与人们讨论和对话,坦言自己的想法和困惑。记得那天的嘉宾还有电影界的老前辈邵牧君先生、戏剧学者马也先生,主持人是不久前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胡紫薇,吴天明的大度和坦率,解除了大家精神上的顾虑,每个人说得都很放肆,几乎无所顾忌。节目播出后,电视台的朋友都说,讨论电影的节目,导演坐在现场,还能不讲客套,说得这样直接,很难得。也许就因为是吴天明,换了别人,就不好说了。其实我是很同情吴天明的,看他《变脸》的时候,我竟从“变脸王”的身上看到了吴天明的身影。当然,在《人生》中,高家林企图通过城市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路,他没有成功;在《老井》中,孙旺泉不再寄希望于城市,他打算从自己脚下挖一条生路出来。这一次,从《变脸》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吴天明叙事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当年生龙活虎、咄咄逼人的高家林、孙旺泉,已经变成了垂垂老矣、不思进取的变脸王。这并非吴天明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使然。如果说,80年代,是时势造就了吴天明和他的西部导演群体的话,那么,当这个群体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带着耀眼的光芒陨落时,我们也只有慨叹而已。

时至今日,张艺谋仍然感念吴天明对他的栽培和扶持,而吴天明当时就认定了张艺谋不是“凡人”,以为他是“兵马俑”再世。原本他是请张艺谋来为《老井》掌镜的,但后来他发现,张艺谋在气质上很接近他想像中的“孙旺泉”,有一股子犟劲,外形就像太行山的石头,硬朗、结实、有棱有角。所以,最初他对出去找演员的人说:“旺泉就找艺谋这样的。”可找来找去,没有一个是让他满意的,于是干脆就把旺泉这个角色给了张艺谋。记得当年《老井》来北京试映,看过影片之后,我们都要求采访吴天明。因为《人生》,他已经成为年轻记者追踪的偶像。他则劝我们采访张艺谋。“多写写艺谋”,那天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很能吃苦,每天和农民一起上山劳动,挑十几担水,还要背三块石板。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他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打石槽子。旺泉不刷牙不洗脸,他也几个月不刷牙不洗脸。拍旺泉与巧英被埋在井下那场戏时,他三天不吃不喝,就为找到垂死时奄奄一息的感觉”。

 

拍《老井》时,张艺谋就向吴天明表示过今后要当导演的愿望。他相中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这边刚一停机,他便跑下太行山,到北京找莫言。而吴天明已经在厂里为《红高粱》搭班子,造舆论。他要帮助张艺谋完成导演的破冰之旅,难度还是挺大的。按照常规,一个导演总要经历见习、助理、副导演等一系列台阶,没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版图经历了前所未有、天翻覆地的变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异军突起。它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开拓进取精神,在中国电影的纵深之处长驱直入,不仅深刻地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中国银幕的面貌。几乎是在“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被年轻躁动的影评人们戴上一顶“平庸电影集中产地”的帽子的同时,西影厂得到了“中国新电影摇篮”的美誉。当年,钟惦棐先生甚至用“西部电影”来命名西影厂新的创作,他在为《西部电影讨论集》所作“序言”中旧曾赞许这个“新生儿”,正“冲着博大、浑厚而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西部之路走去”,它在美学上“不以过于市民化的美学观为正统”,而是发现“大西北独具的雄浑魅力”,尤其是人们精神状态上所表现出来的“旧质向新质过渡”。 我现在还记得那些曾经让我们心潮澎湃的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海滩》《野山》《黑炮》《错位》《轮回》《红高粱》《孩子王》《盗马贼》《他们正年轻》《默默的小理河》《神鞭》《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真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影片背后,是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吴天明、颜学恕、滕文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周晓文、张子恩——这里面有第四代,更多的还是第五代,吴天明则名正言顺地成为他们的“带头大哥”,张艺谋至今仍习惯叫他“头儿”。这固然因为他曾是西影厂厂长,而更加重要的是,他在这些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常说,第五代导演的崛起,是时势使然,他不过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推了这些年轻人一把。但事实上,在那个处处都要论资排辈的时代,如果不是吴天明冒着风险把拍摄影片的机会给了他们,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周晓文们的艺术才华,恐怕还要等不知多少年,才能被世人知晓。 吴天明是在1983年拍《人生》时被任命为西影厂厂长的,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证明,这项任命不仅对西影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乃至对整个中国电影来说都是意味深长的。就在《人生》的拍摄现场,吴天明与陈凯歌、张艺谋、何群不期而遇。当时,陈、张、何三人正在这里为拍摄《黄土地》采景,有传说他们曾在穷困潦倒之际找到吴天明,表示身无分文又饿得不行,吴天明当即给他们弄来吃食,还从剧组借了两三千块钱和一辆吉普车给他们用。《红高粱》在西柏林电影节捧回“金熊”后,我采访张艺谋,他告诉我:“我们一见如故。”吴天明诚恳地向他发出邀请:“你什么时候帮我拍一部电影?给我做一次摄影师?”张艺谋则满口应承。那时,张艺谋的“关系”还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吴天明要用他也只能借调,到了拍《老井》的时候,吴天明说:“你得做好思想准备,我这是春夏秋冬四季,一年时间。我知道现在叫你的人挺多的,如果你觉得跟我耗一年太长,你尽管说,我再找别人。咱们的交情绝对不受影响。”张艺谋也很感慨,便说得极仗义:“甭说一年,两年我都跟你干。” 时至今日,张艺谋仍然感念吴天明对他的栽培和扶持,而吴天明当时就认定了张艺谋不是“凡人”,以为他是“兵马俑”再世。原本他是请张艺谋来为《老井》掌镜的,但后来他发现,张艺谋在气质上很接近他想像中的“孙旺泉”,有一股子犟劲,外形就像太行山的石头,硬朗、结实、有棱有角。所以,最初他对出去找演员的人说:“旺泉就找艺谋这样的。”可找来找去,没有一个是让他满意的,于是干脆就把旺泉这个角色给了张艺谋。记得当年《老井》来北京试映,看过影片之后,我们都要求采访吴天明。因10年之功是很难修成善果的,何况张艺谋还是摄影出身,更差了一大截。因此,支持张艺谋当导演,就是挑战僵化的选拔机制。就在剧本审查期间,“乍暖还寒”的大“气候”也让人捏了一把汗,张艺谋参与拍摄的《一个和八个》正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批评,而吴天明也因《海滩》等影片被上级领导盘问“创作方向”和“财务问题”。偏偏这时,张艺谋跑来说,时不等人。他指的是种高粱。拍摄电影《红高粱》,别的条件且不讲,首要条件,大片的高粱地不可缺少。当时的情况是,三亩五亩、十亩八亩,还好找,张艺谋想要几百亩、上千亩,上哪儿找去?只能自己种。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四月阳春,正是种高粱的季节,可剧本还在审查,尚未通过,上哪里去找种高粱的钱呢?此时的吴天明当机立断,拿出3入一种茫然和惶惑的心理危机。这在他的作品中已经反映出来了。尽管官方和主流意见肯定了他的作品,但在一些朋友中间,仍不免为他可惜。我当然也是这样觉得,对于《黑脸》中的“清官”崇拜意识,《非常爱情》中的爱情乌托邦,我是有所保留的。说得严重一点,我甚至认为,吴天明已经从80年代知识分子立场,即人道主义和审美自由后退。我在策划案中特别写道:“理解今日之吴天明,应以昨日之吴天明为参照,他们有区别,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节目录得特别顺利。吴天明耐心地倾听人们的意见,有些话说得很尖锐,很不客气,他则表现得很宽厚,很善解人意,不时也与人们讨论和对话,坦言自己的想法和困惑。记得那天的嘉宾还有电影界的老前辈邵牧君先生、戏剧学者马也先生,主持人是不久前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胡紫薇,吴天明的大度和坦率,解除了大家精神上的顾虑,每个人说得都很放肆,几乎无所顾忌。节目播出后,电视台的朋友都说,讨论电影的节目,导演坐在现场,还能不讲客套,说得这样直接,很难得。也许就因为是吴天明,换了别人,就不好说了。其实我是很同情吴天明的,看他《变脸》的时候,我竟从“变脸王”的身上看到了吴天明的身影。当然,在《人生》中,高家林企图通过城市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路,他没有成功;在《老井》中,孙旺泉不再寄希望于城市,他打算从自己脚下挖一条生路出来。这一次,从《变脸》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吴天明叙事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当年生龙活虎、咄咄逼人的高家林、孙旺泉,已经变成了垂垂老矣、不思进取的变脸王。这并非吴天明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使然。如果说,80年代,是时势造就了吴天明和他的西部导演群体的话,那么,当这个群体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带着耀眼的光芒陨落时,我们也只有慨叹而已。万元钱给了张艺谋,对他说:“你们先悄悄去种,别声张。”有了这笔钱,张艺谋带着弟兄们跑到山东高密种下了100亩高粱。尽管他后来略带遗憾地表示,如果让他种为《人生》,他已经成为年轻记者追踪的偶像。他则劝我们采访张艺谋。“多写写艺谋”,那天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很能吃苦,每天和农民一起上山劳动,挑十几担水,还要背三块石板。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他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打石槽子。旺泉不刷牙不洗脸,他也几个月不刷牙不洗脸。拍旺泉与巧英被埋在井下那场戏时,他三天不吃不喝,就为找到垂死时奄奄一息的感觉”。 拍《老井》时,张艺谋就向吴天明表示过今后要当导演的愿望。他相中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这边刚一停机,他便跑下太行山,到北京找莫言。而吴天明已经在厂里为《红高粱》搭班子,造舆论。他要帮助张艺谋完成导演的破冰之旅,难度还是挺大的。按照常规,一个导演总要经历见习、助理、副导演等一系列台阶,没有10年之功是很难修成善果的,何况张艺谋还是摄影出身,更差了一大截。因此,支持张艺谋当导演,就是挑战僵化的选拔机制。就在剧本审查期间,“乍暖还寒”的大“气候”也让人捏了一把汗,张艺谋参与拍摄的《一个和八个》正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批评,而吴天明也因《海滩》等影片被上级领导盘问“创作方向”和“财务问题”。偏偏这时,张艺谋跑来说,时不等人。他指的是种高粱。拍摄电影《红高粱》,别的条件且不讲,首要条件,大片的高粱地不可缺少。当时的情况是,三亩五亩、十亩八亩,还好找,张艺谋想要几百亩、上千亩,上哪儿找去?只能自己种。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四月阳春,正是种高粱的季节,可剧本还在审查,尚未通过,上哪里去找种高粱的钱呢?此时的吴天明当机立断,拿出3万元钱给了张艺谋,对他说:“你们先悄悄去种,别声张。”有了这笔钱,张艺谋带着弟兄们跑到山东高密种下了100亩高粱。尽管他后来略带遗憾地表示,如果让他种1000亩高粱,他会把影片拍得更棒。但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100亩高粱,也就不会有《红高粱》这部影片。后来这部影片在西柏林获得“金熊奖”,张艺谋和我们都应该记得,正是吴天明,以大无畏的承担,为这部影片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认识吴天明,就在这个时候。先是《老井》,接着是《孩子王》《黑炮》《盗马贼》《红高粱》……吴天明和他的导演群体,带着他们的影片,从黄土高原来到北京,几乎每一部都是鲜活的、丰富的、实在的,都是跳动着生命脉搏的艺术个体。我们这群年轻的影评人,由衷地为他们中的每一位导演和他们的每一部影片叫好,我们像期待自己深爱的恋人一样,期待着他们的每一部新作。这时的中国电影,光焰四射,显示出勃勃生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和它媲美。吴天明却在其艺术生命最辉煌的时刻远走美国,我再见到他,已经是数年之后。那时恰好刚看了他回国后拍摄的两部作品,一部是电视连续剧《黑脸》,还有一部是电影《非常爱情》。前者在央视一套播出后,观众反响非常热烈,且被评论界看好;后者作为“国产影片精品佳作”,受到中宣部、广电总局表彰,并向全国广大观众推荐。 吴天明旅美5年,心情苦闷的时候多,他担心时间长了,他这个人可能就毁了。回国后,他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从零做起,重新打拼”,很快就拿出了新的成果。当时我正参与北京电视台“银帆之旅”的节目策划,就提议为他做一期节目。上世纪90年代的创作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刚刚过去的80年代,在市场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人和作品都严重地被扭曲了,或者屈从于现实的世俗性审美,或者转入“地下”,拍摄“地下”电影、“地下”戏剧。刚从海外归来的吴天明亦不能免,换句话说,他可能更深地陷1000亩高粱,他会把影片拍得更棒。但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100亩高粱,也就不会有《红高粱》这部影片。后来这部影片在西柏林获得“金熊奖”,张艺谋和我们都应该记得,正是吴天明,以大无畏的承担,为这部影片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认识吴天明,就在这个时候。先是《老井》,接着是《孩子王》《黑炮》《盗马贼》《红高粱》……吴天明和他的导演群体,带着他们的影片,从黄土高原来到北京,几乎每一部都是鲜活的、丰富的、实在的,都是跳动着生命脉搏的艺术个体。我们这群年轻的影评人,由衷地为他们中的每一位导演和他们的每一部影片叫好,我们像期待自己深爱的恋人一样,期待着他们的每一部新作。这时的中国电影,光焰四射,显示出勃勃生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和它媲美。吴天明却在其艺术生命最辉煌的时刻远走美国,我再见到他,已经是数年之后。那时恰好刚看了他回国后拍摄的两部作品,一部是电视连续剧《黑脸》,还有一部是电影《非常爱情》。前者在央视一套播出后,观众反响非常热烈,且被评论界看好;后者作为“国产影片精品佳作”,受到中宣部、广电总局表彰,并向全国广大观众推荐。

 

吴天明旅美5入一种茫然和惶惑的心理危机。这在他的作品中已经反映出来了。尽管官方和主流意见肯定了他的作品,但在一些朋友中间,仍不免为他可惜。我当然也是这样觉得,对于《黑脸》中的“清官”崇拜意识,《非常爱情》中的爱情乌托邦,我是有所保留的。说得严重一点,我甚至认为,吴天明已经从80年代知识分子立场,即人道主义和审美自由后退。我在策划案中特别写道:“理解今日之吴天明,应以昨日之吴天明为参照,他们有区别,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节目录得特别顺利。吴天明耐心地倾听人们的意见,有些话说得很尖锐,很不客气,他则表现得很宽厚,很善解人意,不时也与人们讨论和对话,坦言自己的想法和困惑。记得那天的嘉宾还有电影界的老前辈邵牧君先生、戏剧学者马也先生,主持人是不久前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胡紫薇,吴天明的大度和坦率,解除了大家精神上的顾虑,每个人说得都很放肆,几乎无所顾忌。节目播出后,电视台的朋友都说,讨论电影的节目,导演坐在现场,还能不讲客套,说得这样直接,很难得。也许就因为是吴天明,换了别人,就不好说了。其实我是很同情吴天明的,看他《变脸》的时候,我竟从“变脸王”的身上看到了吴天明的身影。当然,在《人生》中,高家林企图通过城市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路,他没有成功;在《老井》中,孙旺泉不再寄希望于城市,他打算从自己脚下挖一条生路出来。这一次,从《变脸》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吴天明叙事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当年生龙活虎、咄咄逼人的高家林、孙旺泉,已经变成了垂垂老矣、不思进取的变脸王。这并非吴天明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使然。如果说,80年代,是时势造就了吴天明和他的西部导演群体的话,那么,当这个群体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带着耀眼的光芒陨落时,我们也只有慨叹而已。年,心情苦闷的时候多,他担心时间长了,他这个人可能就毁了。回国后,他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从零做起,重新打拼”,很快就拿出了新的成果。当时我正参与北京电视台“银帆之旅”的节目策划,就提议为他做一期节目。上世纪90年代的创作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刚刚过去的入一种茫然和惶惑的心理危机。这在他的作品中已经反映出来了。尽管官方和主流意见肯定了他的作品,但在一些朋友中间,仍不免为他可惜。我当然也是这样觉得,对于《黑脸》中的“清官”崇拜意识,《非常爱情》中的爱情乌托邦,我是有所保留的。说得严重一点,我甚至认为,吴天明已经从80年代知识分子立场,即人道主义和审美自由后退。我在策划案中特别写道:“理解今日之吴天明,应以昨日之吴天明为参照,他们有区别,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节目录得特别顺利。吴天明耐心地倾听人们的意见,有些话说得很尖锐,很不客气,他则表现得很宽厚,很善解人意,不时也与人们讨论和对话,坦言自己的想法和困惑。记得那天的嘉宾还有电影界的老前辈邵牧君先生、戏剧学者马也先生,主持人是不久前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胡紫薇,吴天明的大度和坦率,解除了大家精神上的顾虑,每个人说得都很放肆,几乎无所顾忌。节目播出后,电视台的朋友都说,讨论电影的节目,导演坐在现场,还能不讲客套,说得这样直接,很难得。也许就因为是吴天明,换了别人,就不好说了。其实我是很同情吴天明的,看他《变脸》的时候,我竟从“变脸王”的身上看到了吴天明的身影。当然,在《人生》中,高家林企图通过城市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路,他没有成功;在《老井》中,孙旺泉不再寄希望于城市,他打算从自己脚下挖一条生路出来。这一次,从《变脸》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吴天明叙事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当年生龙活虎、咄咄逼人的高家林、孙旺泉,已经变成了垂垂老矣、不思进取的变脸王。这并非吴天明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使然。如果说,80年代,是时势造就了吴天明和他的西部导演群体的话,那么,当这个群体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带着耀眼的光芒陨落时,我们也只有慨叹而已。80年代,在市场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人和作品都严重地被扭曲了,或者屈从于现实的世俗性审美,或者转入“地下”,拍摄“地下”电影、“地下”戏剧。刚从海外归来的吴天明亦不能免,换句话说,他可能更深地陷入一种茫然和惶惑的心理危机。这在他的作品中已经反映出来了。尽管官方和主流意见肯定了他的作品,但在一些朋友中间,仍不免为他可惜。我当然也是这样觉得,对于《黑脸》中的“清官”崇拜意识,《非常爱情》中的爱情乌托邦,我是有所保留的。说得严重一点,我甚至认为,吴天明已经从80年代知识分子立场,即人道主义和审美自由后退。我在策划案中特别写道:“理解今日之吴天明,应以昨日之吴天明为参照,他们有区别,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节目录得特别顺利。吴天明耐心地倾听人们的意见,有些话说得很尖锐,很不客气,他则表现得很宽厚,很善解人意,不时也与人们讨论和对话,坦言自己的想法和困惑。记得那天的嘉宾还有电影界的老前辈邵牧君先生、戏剧学者马也先生,主持人是不久前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胡紫薇,吴天明的大度和坦率,解除了大家精神上的顾虑,每个人说得都很放肆,几乎无所顾忌。节目播出后,电视台的朋友都说,讨论电影的节目,导演坐在现场,还能不讲客套,说得这样直接,很难得。也许就因为是吴天明,换了别人,就不好说了。其实我是很同情吴天明的,看他《变脸》的时候,我竟从“变脸王”的身上看到了吴天明的身影。当然,在《人生》中,高家林企图通过城市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路,他没有成功;在《老井》中,孙旺泉不再寄希望于城市,他打算从自己脚下挖一条生路出来。这一次,从《变脸》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吴天明叙事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当年生龙活虎、咄咄逼人的高家林、孙旺泉,已经变成了垂垂老矣、不思进取的变脸王。这并非吴天明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使然。如果说,80年代,是时势造就了吴天明和他的西部导演群体的话,那么,当这个群体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带着耀眼的光芒陨落时,我们也只有慨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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