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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点思考   

2014-01-13 21:26: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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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点思考

   

”,在这里,应该说是舍身传播文化的人,而如何才能“舍身“呢?首先要求传播者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所要传播的“文化”,就像当年带着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来中国布道的人一样。我们现在有没有“舍身”传播中华文化的人呢?我当然希望有。 当下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越来越显示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样看来,中华文化的前途不是能否走出去的问题,而是能否成功地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清末洋务派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拒绝普世价值,学西方只学了皮毛,结果,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今天仍然有人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却是一方面拒斥普世价值,不承认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中华文化走出去”。试问,一种自封为“特殊”的文化,如何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需要呢?除非你有力量强迫别人接受。所以,这种文化即使走出去,也注定了走不远,更不可能融入别人的生活,生成新的文化,结果只能像郑和下西洋一样,宣示一下中华文化的不可一世而已,可怜的是,今天的我们甚至没有郑和那个时代的文化自信。从历史上看,文化的走出去与走进来,从来都是同时进行的,一面拒绝别人的文化,一面却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这种自大狂似的心理,只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中的异类,这是应该警惕的。由此看来,梁启超在百年前的建议,至今仍是不容忽视的,他说:“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他说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按照他的设想,走向世界的这种文化,绝非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活,而是注入了世界文明普世价值的新文化了。 (在“鲁迅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中华文化走出去”似乎是当下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而中华文化中哪些已经走出去了,哪些能够走出去,又以怎样的方式走出去,不可不察。

讲到“中华文化走出去”,似乎不能不提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似乎这是近来“走出去”的标志性事件。的确,它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学发生了兴趣,有了阅读的欲望。据说,更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已被列入翻译出版计划,无论如何这都是很好的事。不过,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点必要的清醒,笼统地把当代文学的输出说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未尝不可,但严格说来,现当代文学(包括电影、戏剧)首先是“拿来”的成果,我们不排除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中国叙事的元素,所写也多为发生在中国、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故事,但基本的叙事原则、叙事理念、叙事方法、叙事原型都来自西方,或者是西方叙事的变体。这种“走出去”,其实是学生向老师汇报学习成果,请老师检验,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说交流也可以,面子上好看一点,但实质上就是这么回事。前两年我随北京人艺的《雷雨》剧组去莫斯科演出,俄罗斯戏剧家协会主席在首演结束的酒会上发言,说他看到了真正的斯坦尼,中国人也以此为荣。这种走出去,严格说来,还不是“中华文化走出去”。

 

”,在这里,应该说是舍身传播文化的人,而如何才能“舍身“呢?首先要求传播者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所要传播的“文化”,就像当年带着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来中国布道的人一样。我们现在有没有“舍身”传播中华文化的人呢?我当然希望有。 当下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越来越显示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样看来,中华文化的前途不是能否走出去的问题,而是能否成功地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清末洋务派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拒绝普世价值,学西方只学了皮毛,结果,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今天仍然有人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却是一方面拒斥普世价值,不承认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中华文化走出去”。试问,一种自封为“特殊”的文化,如何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需要呢?除非你有力量强迫别人接受。所以,这种文化即使走出去,也注定了走不远,更不可能融入别人的生活,生成新的文化,结果只能像郑和下西洋一样,宣示一下中华文化的不可一世而已,可怜的是,今天的我们甚至没有郑和那个时代的文化自信。从历史上看,文化的走出去与走进来,从来都是同时进行的,一面拒绝别人的文化,一面却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这种自大狂似的心理,只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中的异类,这是应该警惕的。由此看来,梁启超在百年前的建议,至今仍是不容忽视的,他说:“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他说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按照他的设想,走向世界的这种文化,绝非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活,而是注入了世界文明普世价值的新文化了。 (在“鲁迅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历史上,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记录,最早是在秦汉时期,虽说秦祚短促,留下的记载很少,但汉代的文化输出却是有迹可循的。以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有汉数百年,至少开辟了三条可以抵达西方的通路,其中包括,陆上的丝绸之路、欧亚草原之路和中西海道。毫无疑问,这是东西方诸多民族长期努力的结果。经过这些通路,中国输出的货物有丝织品、麻织品、漆器、铁器、软玉、釉陶和装饰品,而铸铁技术也在此时经由汉使传到西方,中华文化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为西方所接受,并吸收到他们文化之中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接受了从西方传入的文化,其中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特别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这是最早的异质思想文化的导入,中国接纳它大约经历了魏晋、隋唐数百年的时间,直到宋代才最终完成,儒学将佛学为我所用,形成理学。

”,在这里,应该说是舍身传播文化的人,而如何才能“舍身“呢?首先要求传播者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所要传播的“文化”,就像当年带着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来中国布道的人一样。我们现在有没有“舍身”传播中华文化的人呢?我当然希望有。 当下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越来越显示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样看来,中华文化的前途不是能否走出去的问题,而是能否成功地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清末洋务派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拒绝普世价值,学西方只学了皮毛,结果,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今天仍然有人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却是一方面拒斥普世价值,不承认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中华文化走出去”。试问,一种自封为“特殊”的文化,如何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需要呢?除非你有力量强迫别人接受。所以,这种文化即使走出去,也注定了走不远,更不可能融入别人的生活,生成新的文化,结果只能像郑和下西洋一样,宣示一下中华文化的不可一世而已,可怜的是,今天的我们甚至没有郑和那个时代的文化自信。从历史上看,文化的走出去与走进来,从来都是同时进行的,一面拒绝别人的文化,一面却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这种自大狂似的心理,只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中的异类,这是应该警惕的。由此看来,梁启超在百年前的建议,至今仍是不容忽视的,他说:“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他说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按照他的设想,走向世界的这种文化,绝非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活,而是注入了世界文明普世价值的新文化了。 (在“鲁迅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魏晋以后,国家陷于分裂,而文化的输出与输入并没有止步,中国方面输出的主要还是丝绸,养蚕技术这时也已传入波斯和东罗马,中国的纸也西传到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尽管造纸法的西传还要等四五百年以后。这一时期已有中土高僧西行求法,如法显的陆去海还,最具象征性。传入中国的则有毛麻制品、金银器皿、珍宝香料,以及玻璃制法。尤其是天文历算知识、石窟艺术以及音乐、舞蹈的传入,更不容忽视。隋唐时期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世,中国可以说是世界各种文化交汇的中心,输出和输入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后无来者的。其中最活跃的是“胡商”,他们不仅给中国带来西方的物品,也把中国的物品带回西方。中国陶瓷由海道大量外销,就始于此时。这时,中国的炼丹术、造纸法、脉学和诸种“神州上药”,已传入西方。

”,在这里,应该说是舍身传播文化的人,而如何才能“舍身“呢?首先要求传播者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所要传播的“文化”,就像当年带着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来中国布道的人一样。我们现在有没有“舍身”传播中华文化的人呢?我当然希望有。 当下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越来越显示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样看来,中华文化的前途不是能否走出去的问题,而是能否成功地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清末洋务派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拒绝普世价值,学西方只学了皮毛,结果,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今天仍然有人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却是一方面拒斥普世价值,不承认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中华文化走出去”。试问,一种自封为“特殊”的文化,如何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需要呢?除非你有力量强迫别人接受。所以,这种文化即使走出去,也注定了走不远,更不可能融入别人的生活,生成新的文化,结果只能像郑和下西洋一样,宣示一下中华文化的不可一世而已,可怜的是,今天的我们甚至没有郑和那个时代的文化自信。从历史上看,文化的走出去与走进来,从来都是同时进行的,一面拒绝别人的文化,一面却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这种自大狂似的心理,只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中的异类,这是应该警惕的。由此看来,梁启超在百年前的建议,至今仍是不容忽视的,他说:“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他说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按照他的设想,走向世界的这种文化,绝非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活,而是注入了世界文明普世价值的新文化了。 (在“鲁迅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现很大变局,尽管中西贸易仍以中国出口商品为主,说明欧洲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巨大,但文化输出的意义降低,演变成一种商业消费行为。同时,随着商业殖民活动的展开,欧洲的传教士也渐渐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际上,中华文化走出去,最初是借助了西方传教士的“脚”,经由他们翻译介绍的中国科学文化是相当可观的,其中包括中国的经籍、天文学、医药学,以及美术和工艺等。 清代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不承认国与国之间平等的贸易关系,但文化的双向传播却受到重视,并得以进一步发展,不仅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科学文化取得了很大成果,中华文化也在欧洲得以传播,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影响所及,中国与欧洲,清廷与教廷,宗教界与世俗界,都被卷了进来,西方曾有学者认为,正是在“礼仪之争”中,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动摇了基督教社会的哲学宗教基础。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不仅表现为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评价,更多地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中国风尚的盛行,其中包括对中国器物的热衷、对中国装饰的爱好,以及中国园林的建造和饮茶的普及。这种情形,与其说是“走出去”,不如说是别人拿去的,这时的欧洲有点像中国的唐代,成了世界各种文明成果的汇聚地,区别在于,汇聚于唐朝的世界各种文明成果,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送来的,汇聚于欧洲的世界各种文明成果,却是欧洲殖民势力从东方各国带回来的,这或许正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归纳起来,从秦汉到明清,中华文化走出去,用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主要是在“用”的范畴里,很少涉及“体”的范畴,也就是说,中国很少思想和价值观的输出,勉强言之,十八世纪欧洲的“礼仪之争”可以算作一次例外,而十九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应该承认,是从中国儒学中,主要是阳明学说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和变革的思想资源。从整体上说,进入19世纪,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而中学西被则几乎终止了。近现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既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拿来的过程,而中华文化却由于无人主动伸手来拿而丧失了“走出去”的可能。20世纪初,西方有人反思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认识到科学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缺陷和局限,想到要输入东方的、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加以补救。这也许是个很好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机会,但那时的中国人,看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自己的祖宗亲切多了,顺眼多了,自然很少有人呼应西方的这样需求。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辈,发愿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不足以压过那些把中华文化说得一钱不值的叫嚣。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像中国人这样糟践自己的文明文化一丝不肯怜惜的人群吗?应该没有。毫不客气地说,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浩劫,中华文化在曾经生成他的土地上已经所剩无几,如果不先在本土使其起死回生,生长壮大,既要走出去,恐怕也是异想天开,一厢情愿,说说梦话或昏话而已,就像前不久有消息称,政府打算挑选若干名种子选手冲击诺贝尔奖一样。 所以,中华文化既要走出去,首要要做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先把中华文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找回来,打扫干净,给他必要的尊重,确立他的价值,使这种价值观“铭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也就是要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才谈得上“走出去”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信仰,不尊重,不懂得,不需要自己的文化,那么,又如何让别人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的文化呢?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在海外办了很多孔子学院,据说花了很多钱,当然,中国政府现在不差钱,但是有钱不一定能使你的文化强大到足以被别人接受,还需要鲁迅先生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 五代辽宋金长年处于内战、内乱之中,但文化的输出与输入继续了隋唐的势头,且别具一格,特别是航海技术的发展,罗盘用于航海,制瓷技术的成熟,给中华文化的输出注入了新的内容,中国的茶也在此时传入印度、波斯,并在西亚和中亚进一步传播。到了蒙元时期,更是藉强大的军事力量,将中华文化带到西方,特别是印刷术和火药的输出,直接带动了西方近代的变革,功不可没。至于明代,除了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向海外宣示中华文化外,基本上采取了保守消极的对外政策,海上民间贸易亦受到很大限制,而西部陆路由于蒙古汗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阻隔,中西贸易亦基本断绝,文化的输出输入均受到很大限制。转机出现在16世纪,欧洲殖民势力的兴起,中西关系出现很大变局,尽管中西贸易仍以中国出口商品为主,说明欧洲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巨大,但文化输出的意义降低,演变成一种商业消费行为。同时,随着商业殖民活动的展开,欧洲的传教士也渐渐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际上,中华文化走出去,最初是借助了西方传教士的“脚”,经由他们翻译介绍的中国科学文化是相当可观的,其中包括中国的经籍、天文学、医药学,以及美术和工艺等。

现很大变局,尽管中西贸易仍以中国出口商品为主,说明欧洲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巨大,但文化输出的意义降低,演变成一种商业消费行为。同时,随着商业殖民活动的展开,欧洲的传教士也渐渐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际上,中华文化走出去,最初是借助了西方传教士的“脚”,经由他们翻译介绍的中国科学文化是相当可观的,其中包括中国的经籍、天文学、医药学,以及美术和工艺等。 清代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不承认国与国之间平等的贸易关系,但文化的双向传播却受到重视,并得以进一步发展,不仅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科学文化取得了很大成果,中华文化也在欧洲得以传播,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影响所及,中国与欧洲,清廷与教廷,宗教界与世俗界,都被卷了进来,西方曾有学者认为,正是在“礼仪之争”中,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动摇了基督教社会的哲学宗教基础。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不仅表现为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评价,更多地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中国风尚的盛行,其中包括对中国器物的热衷、对中国装饰的爱好,以及中国园林的建造和饮茶的普及。这种情形,与其说是“走出去”,不如说是别人拿去的,这时的欧洲有点像中国的唐代,成了世界各种文明成果的汇聚地,区别在于,汇聚于唐朝的世界各种文明成果,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送来的,汇聚于欧洲的世界各种文明成果,却是欧洲殖民势力从东方各国带回来的,这或许正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归纳起来,从秦汉到明清,中华文化走出去,用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主要是在“用”的范畴里,很少涉及“体”的范畴,也就是说,中国很少思想和价值观的输出,勉强言之,十八世纪欧洲的“礼仪之争”可以算作一次例外,而十九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应该承认,是从中国儒学中,主要是阳明学说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和变革的思想资源。从整体上说,进入19世纪,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而中学西被则几乎终止了。近现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既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拿来的过程,而中华文化却由于无人主动伸手来拿而丧失了“走出去”的可能。20世纪初,西方有人反思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认识到科学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缺陷和局限,想到要输入东方的、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加以补救。这也许是个很好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机会,但那时的中国人,看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自己的祖宗亲切多了,顺眼多了,自然很少有人呼应西方的这样需求。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辈,发愿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不足以压过那些把中华文化说得一钱不值的叫嚣。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像中国人这样糟践自己的文明文化一丝不肯怜惜的人群吗?应该没有。毫不客气地说,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浩劫,中华文化在曾经生成他的土地上已经所剩无几,如果不先在本土使其起死回生,生长壮大,既要走出去,恐怕也是异想天开,一厢情愿,说说梦话或昏话而已,就像前不久有消息称,政府打算挑选若干名种子选手冲击诺贝尔奖一样。 所以,中华文化既要走出去,首要要做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先把中华文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找回来,打扫干净,给他必要的尊重,确立他的价值,使这种价值观“铭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也就是要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才谈得上“走出去”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信仰,不尊重,不懂得,不需要自己的文化,那么,又如何让别人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的文化呢?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在海外办了很多孔子学院,据说花了很多钱,当然,中国政府现在不差钱,但是有钱不一定能使你的文化强大到足以被别人接受,还需要鲁迅先生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

 

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点思考 “中华文化走出去”似乎是当下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而中华文化中哪些已经走出去了,哪些能够走出去,又以怎样的方式走出去,不可不察。 讲到“中华文化走出去”,似乎不能不提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似乎这是近来“走出去”的标志性事件。的确,它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学发生了兴趣,有了阅读的欲望。据说,更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已被列入翻译出版计划,无论如何这都是很好的事。不过,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点必要的清醒,笼统地把当代文学的输出说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未尝不可,但严格说来,现当代文学(包括电影、戏剧)首先是“拿来”的成果,我们不排除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中国叙事的元素,所写也多为发生在中国、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故事,但基本的叙事原则、叙事理念、叙事方法、叙事原型都来自西方,或者是西方叙事的变体。这种“走出去”,其实是学生向老师汇报学习成果,请老师检验,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说交流也可以,面子上好看一点,但实质上就是这么回事。前两年我随北京人艺的《雷雨》剧组去莫斯科演出,俄罗斯戏剧家协会主席在首演结束的酒会上发言,说他看到了真正的斯坦尼,中国人也以此为荣。这种走出去,严格说来,还不是“中华文化走出去”。 历史上,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记录,最早是在秦汉时期,虽说秦祚短促,留下的记载很少,但汉代的文化输出却是有迹可循的。以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有汉数百年,至少开辟了三条可以抵达西方的通路,其中包括,陆上的丝绸之路、欧亚草原之路和中西海道。毫无疑问,这是东西方诸多民族长期努力的结果。经过这些通路,中国输出的货物有丝织品、麻织品、漆器、铁器、软玉、釉陶和装饰品,而铸铁技术也在此时经由汉使传到西方,中华文化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为西方所接受,并吸收到他们文化之中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接受了从西方传入的文化,其中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特别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这是最早的异质思想文化的导入,中国接纳它大约经历了魏晋、隋唐数百年的时间,直到宋代才最终完成,儒学将佛学为我所用,形成理学。 魏晋以后,国家陷于分裂,而文化的输出与输入并没有止步,中国方面输出的主要还是丝绸,养蚕技术这时也已传入波斯和东罗马,中国的纸也西传到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尽管造纸法的西传还要等四五百年以后。这一时期已有中土高僧西行求法,如法显的陆去海还,最具象征性。传入中国的则有毛麻制品、金银器皿、珍宝香料,以及玻璃制法。尤其是天文历算知识、石窟艺术以及音乐、舞蹈的传入,更不容忽视。隋唐时期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世,中国可以说是世界各种文化交汇的中心,输出和输入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后无来者的。其中最活跃的是“胡商”,他们不仅给中国带来西方的物品,也把中国的物品带回西方。中国陶瓷由海道大量外销,就始于此时。这时,中国的炼丹术、造纸法、脉学和诸种“神州上药”,已传入西方。 五代辽宋金长年处于内战、内乱之中,但文化的输出与输入继续了隋唐的势头,且别具一格,特别是航海技术的发展,罗盘用于航海,制瓷技术的成熟,给中华文化的输出注入了新的内容,中国的茶也在此时传入印度、波斯,并在西亚和中亚进一步传播。到了蒙元时期,更是藉强大的军事力量,将中华文化带到西方,特别是印刷术和火药的输出,直接带动了西方近代的变革,功不可没。至于明代,除了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向海外宣示中华文化外,基本上采取了保守消极的对外政策,海上民间贸易亦受到很大限制,而西部陆路由于蒙古汗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阻隔,中西贸易亦基本断绝,文化的输出输入均受到很大限制。转机出现在16世纪,欧洲殖民势力的兴起,中西关系出 清代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不承认国与国之间平等的贸易关系,但文化的双向传播却受到重视,并得以进一步发展,不仅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科学文化取得了很大成果,中华文化也在欧洲得以传播,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影响所及,中国与欧洲,清廷与教廷,宗教界与世俗界,都被卷了进来,西方曾有学者认为,正是在“礼仪之争”中,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动摇了基督教社会的哲学宗教基础。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不仅表现为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评价,更多地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中国风尚的盛行,其中包括对中国器物的热衷、对中国装饰的爱好,以及中国园林的建造和饮茶的普及。这种情形,与其说是“走出去”,不如说是别人拿去的,这时的欧洲有点像中国的唐代,成了世界各种文明成果的汇聚地,区别在于,汇聚于唐朝的世界各种文明成果,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送来的,汇聚于欧洲的世界各种文明成果,却是欧洲殖民势力从东方各国带回来的,这或许正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在这里,应该说是舍身传播文化的人,而如何才能“舍身“呢?首先要求传播者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所要传播的“文化”,就像当年带着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来中国布道的人一样。我们现在有没有“舍身”传播中华文化的人呢?我当然希望有。 当下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越来越显示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样看来,中华文化的前途不是能否走出去的问题,而是能否成功地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清末洋务派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拒绝普世价值,学西方只学了皮毛,结果,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今天仍然有人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却是一方面拒斥普世价值,不承认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中华文化走出去”。试问,一种自封为“特殊”的文化,如何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需要呢?除非你有力量强迫别人接受。所以,这种文化即使走出去,也注定了走不远,更不可能融入别人的生活,生成新的文化,结果只能像郑和下西洋一样,宣示一下中华文化的不可一世而已,可怜的是,今天的我们甚至没有郑和那个时代的文化自信。从历史上看,文化的走出去与走进来,从来都是同时进行的,一面拒绝别人的文化,一面却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这种自大狂似的心理,只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中的异类,这是应该警惕的。由此看来,梁启超在百年前的建议,至今仍是不容忽视的,他说:“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他说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按照他的设想,走向世界的这种文化,绝非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活,而是注入了世界文明普世价值的新文化了。 (在“鲁迅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归纳起来,从秦汉到明清,中华文化走出去,用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主要是在“用”的范畴里,很少涉及“体”的范畴,也就是说,中国很少思想和价值观的输出,勉强言之,十八世纪欧洲的“礼仪之争”可以算作一次例外,而十九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应该承认,是从中国儒学中,主要是阳明学说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和变革的思想资源。从整体上说,进入19世纪,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而中学西被则几乎终止了。近现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既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拿来的过程,而中华文化却由于无人主动伸手来拿而丧失了“走出去”的可能。20世纪初,西方有人反思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认识到科学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缺陷和局限,想到要输入东方的、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加以补救。这也许是个很好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机会,但那时的中国人,看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自己的祖宗亲切多了,顺眼多了,自然很少有人呼应西方的这样需求。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辈,发愿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不足以压过那些把中华文化说得一钱不值的叫嚣。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像中国人这样糟践自己的文明文化一丝不肯怜惜的人群吗?应该没有。毫不客气地说,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浩劫,中华文化在曾经生成他的土地上已经所剩无几,如果不先在本土使其起死回生,生长壮大,既要走出去,恐怕也是异想天开,一厢情愿,说说梦话或昏话而已,就像前不久有消息称,政府打算挑选若干名种子选手冲击诺贝尔奖一样。

 

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点思考 “中华文化走出去”似乎是当下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而中华文化中哪些已经走出去了,哪些能够走出去,又以怎样的方式走出去,不可不察。 讲到“中华文化走出去”,似乎不能不提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似乎这是近来“走出去”的标志性事件。的确,它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学发生了兴趣,有了阅读的欲望。据说,更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已被列入翻译出版计划,无论如何这都是很好的事。不过,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点必要的清醒,笼统地把当代文学的输出说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未尝不可,但严格说来,现当代文学(包括电影、戏剧)首先是“拿来”的成果,我们不排除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中国叙事的元素,所写也多为发生在中国、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故事,但基本的叙事原则、叙事理念、叙事方法、叙事原型都来自西方,或者是西方叙事的变体。这种“走出去”,其实是学生向老师汇报学习成果,请老师检验,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说交流也可以,面子上好看一点,但实质上就是这么回事。前两年我随北京人艺的《雷雨》剧组去莫斯科演出,俄罗斯戏剧家协会主席在首演结束的酒会上发言,说他看到了真正的斯坦尼,中国人也以此为荣。这种走出去,严格说来,还不是“中华文化走出去”。 历史上,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记录,最早是在秦汉时期,虽说秦祚短促,留下的记载很少,但汉代的文化输出却是有迹可循的。以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有汉数百年,至少开辟了三条可以抵达西方的通路,其中包括,陆上的丝绸之路、欧亚草原之路和中西海道。毫无疑问,这是东西方诸多民族长期努力的结果。经过这些通路,中国输出的货物有丝织品、麻织品、漆器、铁器、软玉、釉陶和装饰品,而铸铁技术也在此时经由汉使传到西方,中华文化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为西方所接受,并吸收到他们文化之中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接受了从西方传入的文化,其中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特别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这是最早的异质思想文化的导入,中国接纳它大约经历了魏晋、隋唐数百年的时间,直到宋代才最终完成,儒学将佛学为我所用,形成理学。 魏晋以后,国家陷于分裂,而文化的输出与输入并没有止步,中国方面输出的主要还是丝绸,养蚕技术这时也已传入波斯和东罗马,中国的纸也西传到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尽管造纸法的西传还要等四五百年以后。这一时期已有中土高僧西行求法,如法显的陆去海还,最具象征性。传入中国的则有毛麻制品、金银器皿、珍宝香料,以及玻璃制法。尤其是天文历算知识、石窟艺术以及音乐、舞蹈的传入,更不容忽视。隋唐时期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世,中国可以说是世界各种文化交汇的中心,输出和输入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后无来者的。其中最活跃的是“胡商”,他们不仅给中国带来西方的物品,也把中国的物品带回西方。中国陶瓷由海道大量外销,就始于此时。这时,中国的炼丹术、造纸法、脉学和诸种“神州上药”,已传入西方。 五代辽宋金长年处于内战、内乱之中,但文化的输出与输入继续了隋唐的势头,且别具一格,特别是航海技术的发展,罗盘用于航海,制瓷技术的成熟,给中华文化的输出注入了新的内容,中国的茶也在此时传入印度、波斯,并在西亚和中亚进一步传播。到了蒙元时期,更是藉强大的军事力量,将中华文化带到西方,特别是印刷术和火药的输出,直接带动了西方近代的变革,功不可没。至于明代,除了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向海外宣示中华文化外,基本上采取了保守消极的对外政策,海上民间贸易亦受到很大限制,而西部陆路由于蒙古汗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阻隔,中西贸易亦基本断绝,文化的输出输入均受到很大限制。转机出现在16世纪,欧洲殖民势力的兴起,中西关系出

所以,中华文化既要走出去,首要要做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先把中华文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找回来,打扫干净,给他必要的尊重,确立他的价值,使这种价值观“铭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也就是要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才谈得上“走出去”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信仰,不尊重,不懂得,不需要自己的文化,那么,又如何让别人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的文化呢?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在海外办了很多孔子学院,据说花了很多钱,当然,中国政府现在不差钱,但是有钱不一定能使你的文化强大到足以被别人接受,还需要鲁迅先生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在这里,应该说是舍身传播文化的人,而如何才能“舍身“呢?首先要求传播者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所要传播的“文化”,就像当年带着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来中国布道的人一样。我们现在有没有“舍身”传播中华文化的人呢?我当然希望有。

”,在这里,应该说是舍身传播文化的人,而如何才能“舍身“呢?首先要求传播者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所要传播的“文化”,就像当年带着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来中国布道的人一样。我们现在有没有“舍身”传播中华文化的人呢?我当然希望有。 当下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越来越显示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样看来,中华文化的前途不是能否走出去的问题,而是能否成功地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清末洋务派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拒绝普世价值,学西方只学了皮毛,结果,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今天仍然有人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却是一方面拒斥普世价值,不承认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中华文化走出去”。试问,一种自封为“特殊”的文化,如何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需要呢?除非你有力量强迫别人接受。所以,这种文化即使走出去,也注定了走不远,更不可能融入别人的生活,生成新的文化,结果只能像郑和下西洋一样,宣示一下中华文化的不可一世而已,可怜的是,今天的我们甚至没有郑和那个时代的文化自信。从历史上看,文化的走出去与走进来,从来都是同时进行的,一面拒绝别人的文化,一面却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这种自大狂似的心理,只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中的异类,这是应该警惕的。由此看来,梁启超在百年前的建议,至今仍是不容忽视的,他说:“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他说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按照他的设想,走向世界的这种文化,绝非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活,而是注入了世界文明普世价值的新文化了。 (在“鲁迅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当下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越来越显示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样看来,中华文化的前途不是能否走出去的问题,而是能否成功地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清末洋务派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拒绝普世价值,学西方只学了皮毛,结果,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今天仍然有人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却是一方面拒斥普世价值,不承认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中华文化走出去”。试问,一种自封为“特殊”的文化,如何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需要呢?除非你有力量强迫别人接受。所以,这种文化即使走出去,也注定了走不远,更不可能融入别人的生活,生成新的文化,结果只能像郑和下西洋一样,宣示一下中华文化的不可一世而已,可怜的是,今天的我们甚至没有郑和那个时代的文化自信。从历史上看,文化的走出去与走进来,从来都是同时进行的,一面拒绝别人的文化,一面却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这种自大狂似的心理,只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中的异类,这是应该警惕的。由此看来,梁启超在百年前的建议,至今仍是不容忽视的,他说:“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他说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按照他的设想,走向世界的这种文化,绝非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活,而是注入了世界文明普世价值的新文化了。

(在“鲁迅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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