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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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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的智慧  

2013-09-12 21:5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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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的智慧 解玺璋 我对周有光先生了解得很少,二十年前曾读过他的《语文闲谈》,觉得很有意思。近年来常常在一些场合听到周先生的消息,也读了一些他的文章。2010年7月15日,周先生开了博客,我当天便写了一篇祝贺的短文,表达自己的敬慕之情。对我来说,读周先生的博文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就像听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在聊家常,如逢春雨,如沐春风,润物无声,却又沁人心脾。悠长的岁月在他身上已经演化成为人生的智慧,点点滴滴,寻常之事,都能透视对人心幽微的观照。比如他说:“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最后这三个字,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如今又有几人能够做到遇事不慌而平心静气呢?实在是少之又少。 这正是得道高人与凡夫俗子最主要的差别所在。这里所谓得道,其实是生活之道,而非道学之道。许多人总以为得道之人生命境界必较常人超越、洒脱,其实不然。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常人,因为生活中有了种种难以超越的困惑,才思解脱。坦白地说,这点“自知之明”,才是得道之人所以得道的根本,是他们从生活入手,参透人心幽微的结果。我们从周老先生的博文中便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人们总以为,博客是个是非之地,喧闹之地,欲望之地,红尘滚滚,乱象纷呈,当我们遭遇周有光先生的博客之后,也许会改变这种偏见。 然而,周先生又非独善其身,他还是思想启蒙大师,他的思想把常识当作愚昧的“解药”,每读他的文章,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一些启发。他的文章明白好懂,语言简洁平实,不绕弯子,不兜圈子,一目了然,心为所动。他讲的那些话,对于打破他所说的“潜在惯性”实在是太有帮助了。据我观察,对西方文化有偏见,不信任,大约就是近几十年来政治环境之下所形成的“潜在惯性”。周先生则告诉我们,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发展趋势,恰恰是文化的融合,而非文化的分裂。他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虽然各自的传统文化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缩 周有光的智慧

解玺璋

小成为地球村,各地文化便有了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经过融合,最终形成了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其特征表现为经济一体化(共同市场)、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共创、共有、共享”的世界潮流,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只能顺应这个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还提醒我们,中国的视野不能只局限于“四海之内”,更要兼顾“四海之外”,要融入世界,做世界公民,不要自我孤立。 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至少在最近这150年内都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里面自然有在西方列强干涉之下被迫做出的选择,却也有中国学者从自身内在需求中发展出来的对西方文明的探索。核心是中国要富强,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棵树。这里有一条十分清晰的中国学者的精神进路,他们最初看到的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继而他们摸索并逐渐理解到,军事技术的进步是不能与整个西方工业体系的优越相分离的,因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对发展工商业以及相关的教育、邮政、铁路运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希望这一切不必动摇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主张;只不过,这个底线很快因为甲午清日战争败于日本而被突破,以康梁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和新兴日本的不可战胜,显然不是军事技术问题,甚至超出了与之相关的工业体系和商业流通的问题,其中很可能包含着西方社会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司法体系方面的因素,以及背后所支撑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和精神信仰。维新变法及其后来对宪政、民主、共和的追求,直至“五四”前后对科学、民主的呼唤,都表现为百余年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努力要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现代化目标的诉求。这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力量。 但令人费解的是,历史进步到百余年后的今天,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竟然阴魂不散,仍被一些人奉为抵御西方影响的法宝,经济、技术都可以拿来,自由、民主、宪政却是“邪路”,这种体用二分的思

  周有光的智慧 解玺璋 我对周有光先生了解得很少,二十年前曾读过他的《语文闲谈》,觉得很有意思。近年来常常在一些场合听到周先生的消息,也读了一些他的文章。2010年7月15日,周先生开了博客,我当天便写了一篇祝贺的短文,表达自己的敬慕之情。对我来说,读周先生的博文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就像听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在聊家常,如逢春雨,如沐春风,润物无声,却又沁人心脾。悠长的岁月在他身上已经演化成为人生的智慧,点点滴滴,寻常之事,都能透视对人心幽微的观照。比如他说:“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最后这三个字,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如今又有几人能够做到遇事不慌而平心静气呢?实在是少之又少。 这正是得道高人与凡夫俗子最主要的差别所在。这里所谓得道,其实是生活之道,而非道学之道。许多人总以为得道之人生命境界必较常人超越、洒脱,其实不然。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常人,因为生活中有了种种难以超越的困惑,才思解脱。坦白地说,这点“自知之明”,才是得道之人所以得道的根本,是他们从生活入手,参透人心幽微的结果。我们从周老先生的博文中便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人们总以为,博客是个是非之地,喧闹之地,欲望之地,红尘滚滚,乱象纷呈,当我们遭遇周有光先生的博客之后,也许会改变这种偏见。 然而,周先生又非独善其身,他还是思想启蒙大师,他的思想把常识当作愚昧的“解药”,每读他的文章,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一些启发。他的文章明白好懂,语言简洁平实,不绕弯子,不兜圈子,一目了然,心为所动。他讲的那些话,对于打破他所说的“潜在惯性”实在是太有帮助了。据我观察,对西方文化有偏见,不信任,大约就是近几十年来政治环境之下所形成的“潜在惯性”。周先生则告诉我们,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发展趋势,恰恰是文化的融合,而非文化的分裂。他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虽然各自的传统文化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缩我对周有光先生了解得很少,二十年前曾读过他的《语文闲谈》,觉得很有意思。近年来常常在一些场合听到周先生的消息,也读了一些他的文章。2010715小成为地球村,各地文化便有了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经过融合,最终形成了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其特征表现为经济一体化(共同市场)、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共创、共有、共享”的世界潮流,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只能顺应这个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还提醒我们,中国的视野不能只局限于“四海之内”,更要兼顾“四海之外”,要融入世界,做世界公民,不要自我孤立。 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至少在最近这150年内都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里面自然有在西方列强干涉之下被迫做出的选择,却也有中国学者从自身内在需求中发展出来的对西方文明的探索。核心是中国要富强,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棵树。这里有一条十分清晰的中国学者的精神进路,他们最初看到的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继而他们摸索并逐渐理解到,军事技术的进步是不能与整个西方工业体系的优越相分离的,因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对发展工商业以及相关的教育、邮政、铁路运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希望这一切不必动摇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主张;只不过,这个底线很快因为甲午清日战争败于日本而被突破,以康梁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和新兴日本的不可战胜,显然不是军事技术问题,甚至超出了与之相关的工业体系和商业流通的问题,其中很可能包含着西方社会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司法体系方面的因素,以及背后所支撑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和精神信仰。维新变法及其后来对宪政、民主、共和的追求,直至“五四”前后对科学、民主的呼唤,都表现为百余年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努力要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现代化目标的诉求。这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力量。 但令人费解的是,历史进步到百余年后的今天,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竟然阴魂不散,仍被一些人奉为抵御西方影响的法宝,经济、技术都可以拿来,自由、民主、宪政却是“邪路”,这种体用二分的思日,周先生开了博客,我当天便写了一篇祝贺的短文,表达自己的敬慕之情。对我来说,读周先生的博文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就像听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在聊家常,如逢春雨,如沐春风,润物无声,却又沁人心脾。悠长的岁月在他身上已经演化成为人生的智慧,点点滴滴,寻常之事,都能透视对人心幽微的观照。比如他说:“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最后这三个字,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如今又有几人能够做到遇事不慌而平心静气呢?实在是少之又少。

 

这正是得道高人与凡夫俗子最主要的差别所在。这里所谓得道,其实是生活之道,而非道学之道。许多人总以为得道之人生命境界必较常人超越、洒脱,其实不然。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常人,因为生活中有了种种难以超越的困惑,才思解脱。坦白地说,这点“自知之明”,才是得道之人所以得道的根本,是他们从生活入手,参透人心幽微的结果。我们从周老先生的博文中便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人们总以为,博客是个是非之地,喧闹之地,欲望之地,红尘滚滚,乱象纷呈,当我们遭遇周有光先生的博客之后,也许会改变这种偏见。

 

小成为地球村,各地文化便有了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经过融合,最终形成了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其特征表现为经济一体化(共同市场)、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共创、共有、共享”的世界潮流,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只能顺应这个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还提醒我们,中国的视野不能只局限于“四海之内”,更要兼顾“四海之外”,要融入世界,做世界公民,不要自我孤立。 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至少在最近这150年内都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里面自然有在西方列强干涉之下被迫做出的选择,却也有中国学者从自身内在需求中发展出来的对西方文明的探索。核心是中国要富强,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棵树。这里有一条十分清晰的中国学者的精神进路,他们最初看到的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继而他们摸索并逐渐理解到,军事技术的进步是不能与整个西方工业体系的优越相分离的,因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对发展工商业以及相关的教育、邮政、铁路运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希望这一切不必动摇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主张;只不过,这个底线很快因为甲午清日战争败于日本而被突破,以康梁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和新兴日本的不可战胜,显然不是军事技术问题,甚至超出了与之相关的工业体系和商业流通的问题,其中很可能包含着西方社会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司法体系方面的因素,以及背后所支撑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和精神信仰。维新变法及其后来对宪政、民主、共和的追求,直至“五四”前后对科学、民主的呼唤,都表现为百余年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努力要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现代化目标的诉求。这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力量。 但令人费解的是,历史进步到百余年后的今天,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竟然阴魂不散,仍被一些人奉为抵御西方影响的法宝,经济、技术都可以拿来,自由、民主、宪政却是“邪路”,这种体用二分的思 然而,周先生又非独善其身,他还是思想启蒙大师,他的思想把常识当作愚昧的“解药”,每读他的文章,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一些启发。他的文章明白好懂,语言简洁平实,不绕弯子,不兜圈子,一目了然,心为所动。他讲的那些话,对于打破他所说的“潜在惯性”实在是太有帮助了。据我观察,对西方文化有偏见,不信任,大约就是近几十年来政治环境之下所形成的“潜在惯性”。周先生则告诉我们,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发展趋势,恰恰是文化的融合,而非文化的分裂。他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虽然各自的传统文化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缩小成为地球村,各地文化便有了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经过融合,最终形成了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其特征表现为经济一体化(共同市场)、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共创、共有、共享”的世界潮流,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只能顺应这个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还提醒我们,中国的视野不能只局限于“四海之内”,更要兼顾“四海之外”,要融入世界,做世界公民,不要自我孤立。

 

小成为地球村,各地文化便有了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经过融合,最终形成了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其特征表现为经济一体化(共同市场)、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共创、共有、共享”的世界潮流,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只能顺应这个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还提醒我们,中国的视野不能只局限于“四海之内”,更要兼顾“四海之外”,要融入世界,做世界公民,不要自我孤立。 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至少在最近这150年内都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里面自然有在西方列强干涉之下被迫做出的选择,却也有中国学者从自身内在需求中发展出来的对西方文明的探索。核心是中国要富强,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棵树。这里有一条十分清晰的中国学者的精神进路,他们最初看到的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继而他们摸索并逐渐理解到,军事技术的进步是不能与整个西方工业体系的优越相分离的,因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对发展工商业以及相关的教育、邮政、铁路运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希望这一切不必动摇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主张;只不过,这个底线很快因为甲午清日战争败于日本而被突破,以康梁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和新兴日本的不可战胜,显然不是军事技术问题,甚至超出了与之相关的工业体系和商业流通的问题,其中很可能包含着西方社会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司法体系方面的因素,以及背后所支撑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和精神信仰。维新变法及其后来对宪政、民主、共和的追求,直至“五四”前后对科学、民主的呼唤,都表现为百余年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努力要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现代化目标的诉求。这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力量。 但令人费解的是,历史进步到百余年后的今天,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竟然阴魂不散,仍被一些人奉为抵御西方影响的法宝,经济、技术都可以拿来,自由、民主、宪政却是“邪路”,这种体用二分的思

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至少在最近这150年内都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里面自然有在西方列强干涉之下被迫做出的选择,却也有中国学者从自身内在需求中发展出来的对西方文明的探索。核心是中国要富强,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棵树。这里有一条十分清晰的中国学者的精神进路,他们最初看到的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继而他们摸索并逐渐理解到,军事技术的进步是不能与整个西方工业体系的优越相分离的,因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对发展工商业以及相关的教育、邮政、铁路运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希望这一切不必动摇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主张;只不过,这个底线很快因为甲午清日战争败于日本而被突破,以康梁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和新兴日本的不可战胜,显然不是军事技术问题,甚至超出了与之相关的工业体系和商业流通的问题,其中很可能包含着西方社会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司法体系方面的因素,以及背后所支撑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和精神信仰。维新变法及其后来对宪政、民主、共和的追求,直至“五四”前后对科学、民主的呼唤,都表现为百余年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努力要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现代化目标的诉求。这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力量。

 

小成为地球村,各地文化便有了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经过融合,最终形成了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其特征表现为经济一体化(共同市场)、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共创、共有、共享”的世界潮流,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只能顺应这个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还提醒我们,中国的视野不能只局限于“四海之内”,更要兼顾“四海之外”,要融入世界,做世界公民,不要自我孤立。 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至少在最近这150年内都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里面自然有在西方列强干涉之下被迫做出的选择,却也有中国学者从自身内在需求中发展出来的对西方文明的探索。核心是中国要富强,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棵树。这里有一条十分清晰的中国学者的精神进路,他们最初看到的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继而他们摸索并逐渐理解到,军事技术的进步是不能与整个西方工业体系的优越相分离的,因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对发展工商业以及相关的教育、邮政、铁路运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希望这一切不必动摇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主张;只不过,这个底线很快因为甲午清日战争败于日本而被突破,以康梁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和新兴日本的不可战胜,显然不是军事技术问题,甚至超出了与之相关的工业体系和商业流通的问题,其中很可能包含着西方社会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司法体系方面的因素,以及背后所支撑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和精神信仰。维新变法及其后来对宪政、民主、共和的追求,直至“五四”前后对科学、民主的呼唤,都表现为百余年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努力要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现代化目标的诉求。这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力量。 但令人费解的是,历史进步到百余年后的今天,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竟然阴魂不散,仍被一些人奉为抵御西方影响的法宝,经济、技术都可以拿来,自由、民主、宪政却是“邪路”,这种体用二分的思

但令人费解的是,历史进步到百余年后的今天,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竟然阴魂不散,仍被一些人奉为抵御西方影响的法宝,经济、技术都可以拿来,自由、民主、宪政却是“邪路”,这种体用二分的思想方法,其实是自欺欺人。很难说“用”中没有“体”,或与“体”无关;也不能说“体”中没有“用”,宪政、共和何尝不是一种“用”呢?事实证明,“体”和“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很多时候它们甚至会互相转换,“体”可能变为“用”,“用”也可能变为“体”,一点也不奇怪。经济制度就不用说了,像手机、互联网的运用,你能说只是“用”吗?其中没有让有些人望而生畏的普世价值吗?即使像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对80想方法,其实是自欺欺人。很难说“用”中没有“体”,或与“体”无关;也不能说“体”中没有“用”,宪政、共和何尝不是一种“用”呢?事实证明,“体”和“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很多时候它们甚至会互相转换,“体”可能变为“用”,“用”也可能变为“体”,一点也不奇怪。经济制度就不用说了,像手机、互联网的运用,你能说只是“用”吗?其中没有让有些人望而生畏的普世价值吗?即使像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对80后、90后的影响,也不会仅限于口味,其中自然会渗透着生活观念、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思想。指出这一点的目的,其实是想说明,世界文明已经走到“国际现代文化”这一步,有些人为何故意装作看不见呢?刻意地围追堵截,往往也是徒劳的。周有光先生是一个走在世界发展前沿的人,他并不排斥传统文化,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他提出中国要融入世界,做世界公民,这个世界也有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而并非全盘西化。他说,我们要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要有世界眼光,这样才能看清世界,也看清中国。 后、90后的影响,也不会仅限于口味,其中自然会渗透着生活观念、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思想。指出这一点的目的,其实是想说明,世界文明已经走到“国际现代文化”这一步,有些人为何故意装作看不见呢?刻意地围追堵截,往往也是徒劳的。周有光先生是一个走在世界发展前沿的人,他并不排斥传统文化,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他提出中国要融入世界,做世界公民,这个世界也有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而并非全盘西化。他说,我们要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要有世界眼光,这样才能看清世界,也看清中国。

小成为地球村,各地文化便有了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经过融合,最终形成了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其特征表现为经济一体化(共同市场)、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共创、共有、共享”的世界潮流,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只能顺应这个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还提醒我们,中国的视野不能只局限于“四海之内”,更要兼顾“四海之外”,要融入世界,做世界公民,不要自我孤立。 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至少在最近这150年内都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里面自然有在西方列强干涉之下被迫做出的选择,却也有中国学者从自身内在需求中发展出来的对西方文明的探索。核心是中国要富强,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棵树。这里有一条十分清晰的中国学者的精神进路,他们最初看到的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继而他们摸索并逐渐理解到,军事技术的进步是不能与整个西方工业体系的优越相分离的,因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对发展工商业以及相关的教育、邮政、铁路运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希望这一切不必动摇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主张;只不过,这个底线很快因为甲午清日战争败于日本而被突破,以康梁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和新兴日本的不可战胜,显然不是军事技术问题,甚至超出了与之相关的工业体系和商业流通的问题,其中很可能包含着西方社会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司法体系方面的因素,以及背后所支撑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和精神信仰。维新变法及其后来对宪政、民主、共和的追求,直至“五四”前后对科学、民主的呼唤,都表现为百余年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努力要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现代化目标的诉求。这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力量。 但令人费解的是,历史进步到百余年后的今天,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竟然阴魂不散,仍被一些人奉为抵御西方影响的法宝,经济、技术都可以拿来,自由、民主、宪政却是“邪路”,这种体用二分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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