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解玺璋的博客

 
 
 

日志

 
 

蒋公面子欤?文人面子欤?   

2013-06-27 23:22: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处处将政府所作所为合理化的卞从周,他骂为“御用文人”,没有一点好脸色。即使是对以师兄自居的夏小山,他也不满于此人身上的遗老遗少气,总是表现得像个世外高人。不过,他也有自己的“软肋”,剧作者称之为“烤灵魂”的“可燃物”,那些书,是他的心爱之物,说得严重一点,那是中华文明赖以传承的重要媒介,如果毁于一旦,又岂非伤心可以了然?尽管如此,还是大不过文人的面子,“我的面子比天大”,但就是不能给蒋公,虽然他也许能救那些善本书。 不在意政治,却很在意金华火腿的夏小山,是个典型的旧式文人,他洁身自好,自命清高,以为政治、官场都不如学术干净,所以要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他奚落胡适,“文人终究做不了政治,与其政治、学问两耽误,还不如一心问学”,所谓“天子呼来不上船”,不过是这些狷介自高的旧式文人逃避政治责任的一贯做法罢了。人说他有三好:读屈原的楚辞,听董娘的大鼓,吃六华春的烧豆腐,总之少了一点“以一身任天下”的份量。在这一点上,他既没有时任道的道义感,也没有卞从周的政治情怀,更像是个“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意逃难之华士”。他对于去与不去,本无定见,也不认为和蒋介石吃饭是什么丢人的事,不过是他在学生面前说过“不承认蒋介石是校长”,去了怕丢面子,所以才莫名其妙地在蒋介石的身份上作文章,有了以校长名义请客就不去,以行政院长、委员长请客就去的荒唐说法。 卞从周这个人,不像时任道那样偏执,也没有夏小山那样酸腐,但他一出场就给人一种“反面角色”的感觉,这恐怕与剧作者潜意识中先验设定的叙事立场有关,时任道、夏小山在卞从周出场前的一段对话,已经给他定了调子。虽然夏小山说他“学术还算好的”,但毕竟他“爱戴蒋院长”,家里挂着老蒋的墨宝,还是蒋公子的私人教师,时任道骂他“御用文人”,我们心里大约也已认可了。他自然是主张去的,但他的主张去,又非谄媚于蒋,他倒不像时任道、夏小山那样很在乎自己的面子,“你不给蒋公面子,蒋公就不给你面子!世道旧式这样。要做成事就要豁得出面子”。他是“做事”主义者,他“希望在行动上为国家做点事。不管怎么说,这个政府是我们能倚靠的唯一的政府,我们要拥护它,再推动它进步”。甚至他力劝时任道赴蒋公之宴,也不仅仅是为了老蒋的面子,“就因为他反蒋,我才更希望他们接触接触”。他是一个建设性多于破坏性的人,虽然他也曾负气地说过“想清高一次”,但他理智上还是反对意气用事的,他告诉时任道与夏小山:“面子是虚,书是实;声名是虚,本事是实。”他还动情地说:“五尺男儿,战乱时期,若是只事虚荣,不务实事,哪还有脸谈面子!”可惜,在我们这个务虚比务实更有人缘的文化传统中,像卞从周这样的人,很容易被视为保守、权势的奴才而为人所轻视。 由此可见,文人的面子要比蒋公的面子重要得多。谁会在意蒋公的面子?剧作者不在意,剧中人似乎更并不在意。更多的时候,我甚至想,他们是不是在暗示,如果教授们不去赴宴,蒋公也不会拿他们怎么样?剧中直到落幕,并为说明他们究竟是去了,还是没去,也许这并不重要,即使如此,他们的面子观仍然暴露出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距。他们虽然生活在

民国,呼吸着民国的空气,谈论着马克思、辨证法,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揶揄着胡适和梁启超,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止步于历史的门槛面前,尚未迈出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从臣民心态转向公民心态。这台戏上演以来,人们谈论时用得比较多的是这样几个概念,即知识分子、士或文人,大家说的时候也许是无意的,但放在这台戏的具体情境中,对这几个称谓,却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分别。士且不论,这几个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就显得不是很准确。如果他们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与蒋公之间就不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 面子问题,说到底,处理的还是宗主而非民主权力结构中文人与权势者的关系。文人是要面子的,这个面子之所以让他们如此纠结,就因为他们一直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圈子中打转转,破不了在朝在野、庙堂江湖这个二元结构,无论渴望还是失望,投机还是不屑,政治权势始终是他们生活中无法摆脱的阴影,即使愤世嫉俗如时任道,他在救书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蒋公,尽管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而希望朋友代劳。实际上,政治权势对文人的影响之深刻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们的矜才使气、自命风流,乃至飘然出世、不合作主义,更多的还是自我美化,政治权势的威望早已深深地蛰伏在他们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中,他们即使争来一些面子,也仅仅关乎自身的名节,而不会损害权势一丝一毫。虽说《蒋公的面子》放弃了对于权势进行质疑的机会,就像剧中时任道不能到宴会上直接质疑蒋公一样,但这个戏毕竟把文人的丑陋暴露在舞台上,它提醒我们应该尽早跨过历史的门槛,走进现代社会,做一个公民而非臣民,虽已迟迟,犹未晚矣。 蒋公面子欤?文人面子欤?

解玺璋

蒋公面子欤?文人面子欤? 解玺璋 前不久,话剧《蒋公的面子》像一阵疾风刮过京城,引起了一些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争论。如今,风消雨歇,就此谈谈我对这出戏的看法,也许正是时候。 这出戏,晋京之前就已爆得大名,朋友之间多次提起,我也期待着有机会能一睹为快。不过,与其说大家是对一台戏感兴趣,不如说是对该剧所提供的话题感兴趣。至少我所得到的信息告诉我,这是一部解读文人与权势者关系的戏,而蒋公作为权势者的符号,能够引发我们太多的思绪和想像。 戏已然是看过了,遗憾的是未见蒋公,蒋公的面子自然也就了了。虽然三个文人很为蒋公的面子而纠结,但蒋公是否真的很在意自己的面子?或者,这三位给不给蒋公面子,对蒋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给面子,他又如何?不给面子,他又如何?这一切,我们都未闻其详。其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真拿自己面子当回事的,几个文人而已。 就审美而言,表现“蒋公的面子”,蒋公不出场,也是有道理的。齐白石尝作《蛙声十里出山泉》,画面上便只有几只活泼可爱的小蝌蚪。但蒋公不同于青蛙,他的缺席,或将直接影响该剧所要表现的文人与权势者的关系。由于少了这个重要的对应物,只剩下几个文人的自说自话,所以看上去,更像是对几个文人的揶揄和嘲讽,而并非是对文人与权势者关系的探讨和解读。这在事实上削弱了该剧的艺术表现力,而显得有些单薄。 以上所说只是我对该剧的一种想像,或者说是我理解该剧的一种方式,也许是我太希望从这台戏里看到更多的东西了,冒险要对该剧做过度阐释,而剧作者却未必认可。不过,仅就舞台所呈现的情境来看,虽然只是几个文人的戏,但他们的想法和做法看上去倒也鲜活和有趣,场面的戏剧感很强,始终保持着一种张力,紧紧抓住了观众的视觉,调动起他们的情绪,营造了很好的剧场效果。而张弛有度、意蕴丰厚的对白,不仅提供了角色行动的心理基础,而且把每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都生动地表现出来。在这里,他们的高傲与卑微,上演了一幕中国文人心灵扭曲的悲喜剧。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蒋公做了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要请几位教授吃年夜饭。于是,对教授们来说,去与不去就成了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处在社会文化的转型期,身兼文人与新文人两种特征,既有传统文人的文化基因,又沐浴着民国新文化的雨露阳光,所以,他们的去与不去,其动机就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复杂性,既不能忽略传统文人对权势的复杂心态,也要考虑新式文人对公众形象的想像和诉求。实际上,剧作者的叙事倾向还是很鲜明的,其中或隐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不去”才是政治正确。这里的前提自然是蒋公始终摆脱不掉而近乎“原罪”的独裁者形象,但在具体表现上,每个人的去与不去,又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性格基础。 时任道的表现是最为激烈的,这个人,剧作者设想他的身上新文人气多于旧文人气,他是最坚决的不去派,其理由很简单,蒋介石是独裁者,他当校长,大学的“自由学术之空气”必然休矣。而且,当年蒋介石在南京,曾动用军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就死于要求抗日救国的游行,对此他一直不能释怀,自然不能给蒋介石这个面子,“要我和老蒋坐在一起,这辈子也别想”。对于拥蒋、主张给蒋公面子

 

前不久,话剧《蒋公的面子》像一阵疾风刮过京城,引起了一些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争论。如今,风消雨歇,就此谈谈我对这出戏的看法,也许正是时候。

 

这出戏,晋京之前就已爆得大名,朋友之间多次提起,我也期待着有机会能一睹为快。不过,与其说大家是对一台戏感兴趣,不如说是对该剧所提供的话题感兴趣。至少我所得到的信息告诉我,这是一部解读文人与权势者关系的戏,而蒋公作为权势者的符号,能够引发我们太多的思绪和想像。

蒋公面子欤?文人面子欤? 解玺璋 前不久,话剧《蒋公的面子》像一阵疾风刮过京城,引起了一些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争论。如今,风消雨歇,就此谈谈我对这出戏的看法,也许正是时候。 这出戏,晋京之前就已爆得大名,朋友之间多次提起,我也期待着有机会能一睹为快。不过,与其说大家是对一台戏感兴趣,不如说是对该剧所提供的话题感兴趣。至少我所得到的信息告诉我,这是一部解读文人与权势者关系的戏,而蒋公作为权势者的符号,能够引发我们太多的思绪和想像。 戏已然是看过了,遗憾的是未见蒋公,蒋公的面子自然也就了了。虽然三个文人很为蒋公的面子而纠结,但蒋公是否真的很在意自己的面子?或者,这三位给不给蒋公面子,对蒋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给面子,他又如何?不给面子,他又如何?这一切,我们都未闻其详。其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真拿自己面子当回事的,几个文人而已。 就审美而言,表现“蒋公的面子”,蒋公不出场,也是有道理的。齐白石尝作《蛙声十里出山泉》,画面上便只有几只活泼可爱的小蝌蚪。但蒋公不同于青蛙,他的缺席,或将直接影响该剧所要表现的文人与权势者的关系。由于少了这个重要的对应物,只剩下几个文人的自说自话,所以看上去,更像是对几个文人的揶揄和嘲讽,而并非是对文人与权势者关系的探讨和解读。这在事实上削弱了该剧的艺术表现力,而显得有些单薄。 以上所说只是我对该剧的一种想像,或者说是我理解该剧的一种方式,也许是我太希望从这台戏里看到更多的东西了,冒险要对该剧做过度阐释,而剧作者却未必认可。不过,仅就舞台所呈现的情境来看,虽然只是几个文人的戏,但他们的想法和做法看上去倒也鲜活和有趣,场面的戏剧感很强,始终保持着一种张力,紧紧抓住了观众的视觉,调动起他们的情绪,营造了很好的剧场效果。而张弛有度、意蕴丰厚的对白,不仅提供了角色行动的心理基础,而且把每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都生动地表现出来。在这里,他们的高傲与卑微,上演了一幕中国文人心灵扭曲的悲喜剧。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蒋公做了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要请几位教授吃年夜饭。于是,对教授们来说,去与不去就成了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处在社会文化的转型期,身兼文人与新文人两种特征,既有传统文人的文化基因,又沐浴着民国新文化的雨露阳光,所以,他们的去与不去,其动机就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复杂性,既不能忽略传统文人对权势的复杂心态,也要考虑新式文人对公众形象的想像和诉求。实际上,剧作者的叙事倾向还是很鲜明的,其中或隐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不去”才是政治正确。这里的前提自然是蒋公始终摆脱不掉而近乎“原罪”的独裁者形象,但在具体表现上,每个人的去与不去,又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性格基础。 时任道的表现是最为激烈的,这个人,剧作者设想他的身上新文人气多于旧文人气,他是最坚决的不去派,其理由很简单,蒋介石是独裁者,他当校长,大学的“自由学术之空气”必然休矣。而且,当年蒋介石在南京,曾动用军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就死于要求抗日救国的游行,对此他一直不能释怀,自然不能给蒋介石这个面子,“要我和老蒋坐在一起,这辈子也别想”。对于拥蒋、主张给蒋公面子 

戏已然是看过了,遗憾的是未见蒋公,蒋公的面子自然也就了了。虽然三个文人很为蒋公的面子而纠结,但蒋公是否真的很在意自己的面子?或者,这三位给不给蒋公面子,对蒋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给面子,他又如何?不给面子,他又如何?这一切,我们都未闻其详。其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真拿自己面子当回事的,几个文人而已。

民国,呼吸着民国的空气,谈论着马克思、辨证法,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揶揄着胡适和梁启超,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止步于历史的门槛面前,尚未迈出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从臣民心态转向公民心态。这台戏上演以来,人们谈论时用得比较多的是这样几个概念,即知识分子、士或文人,大家说的时候也许是无意的,但放在这台戏的具体情境中,对这几个称谓,却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分别。士且不论,这几个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就显得不是很准确。如果他们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与蒋公之间就不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 面子问题,说到底,处理的还是宗主而非民主权力结构中文人与权势者的关系。文人是要面子的,这个面子之所以让他们如此纠结,就因为他们一直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圈子中打转转,破不了在朝在野、庙堂江湖这个二元结构,无论渴望还是失望,投机还是不屑,政治权势始终是他们生活中无法摆脱的阴影,即使愤世嫉俗如时任道,他在救书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蒋公,尽管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而希望朋友代劳。实际上,政治权势对文人的影响之深刻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们的矜才使气、自命风流,乃至飘然出世、不合作主义,更多的还是自我美化,政治权势的威望早已深深地蛰伏在他们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中,他们即使争来一些面子,也仅仅关乎自身的名节,而不会损害权势一丝一毫。虽说《蒋公的面子》放弃了对于权势进行质疑的机会,就像剧中时任道不能到宴会上直接质疑蒋公一样,但这个戏毕竟把文人的丑陋暴露在舞台上,它提醒我们应该尽早跨过历史的门槛,走进现代社会,做一个公民而非臣民,虽已迟迟,犹未晚矣。

 

蒋公面子欤?文人面子欤? 解玺璋 前不久,话剧《蒋公的面子》像一阵疾风刮过京城,引起了一些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争论。如今,风消雨歇,就此谈谈我对这出戏的看法,也许正是时候。 这出戏,晋京之前就已爆得大名,朋友之间多次提起,我也期待着有机会能一睹为快。不过,与其说大家是对一台戏感兴趣,不如说是对该剧所提供的话题感兴趣。至少我所得到的信息告诉我,这是一部解读文人与权势者关系的戏,而蒋公作为权势者的符号,能够引发我们太多的思绪和想像。 戏已然是看过了,遗憾的是未见蒋公,蒋公的面子自然也就了了。虽然三个文人很为蒋公的面子而纠结,但蒋公是否真的很在意自己的面子?或者,这三位给不给蒋公面子,对蒋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给面子,他又如何?不给面子,他又如何?这一切,我们都未闻其详。其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真拿自己面子当回事的,几个文人而已。 就审美而言,表现“蒋公的面子”,蒋公不出场,也是有道理的。齐白石尝作《蛙声十里出山泉》,画面上便只有几只活泼可爱的小蝌蚪。但蒋公不同于青蛙,他的缺席,或将直接影响该剧所要表现的文人与权势者的关系。由于少了这个重要的对应物,只剩下几个文人的自说自话,所以看上去,更像是对几个文人的揶揄和嘲讽,而并非是对文人与权势者关系的探讨和解读。这在事实上削弱了该剧的艺术表现力,而显得有些单薄。 以上所说只是我对该剧的一种想像,或者说是我理解该剧的一种方式,也许是我太希望从这台戏里看到更多的东西了,冒险要对该剧做过度阐释,而剧作者却未必认可。不过,仅就舞台所呈现的情境来看,虽然只是几个文人的戏,但他们的想法和做法看上去倒也鲜活和有趣,场面的戏剧感很强,始终保持着一种张力,紧紧抓住了观众的视觉,调动起他们的情绪,营造了很好的剧场效果。而张弛有度、意蕴丰厚的对白,不仅提供了角色行动的心理基础,而且把每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都生动地表现出来。在这里,他们的高傲与卑微,上演了一幕中国文人心灵扭曲的悲喜剧。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蒋公做了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要请几位教授吃年夜饭。于是,对教授们来说,去与不去就成了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处在社会文化的转型期,身兼文人与新文人两种特征,既有传统文人的文化基因,又沐浴着民国新文化的雨露阳光,所以,他们的去与不去,其动机就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复杂性,既不能忽略传统文人对权势的复杂心态,也要考虑新式文人对公众形象的想像和诉求。实际上,剧作者的叙事倾向还是很鲜明的,其中或隐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不去”才是政治正确。这里的前提自然是蒋公始终摆脱不掉而近乎“原罪”的独裁者形象,但在具体表现上,每个人的去与不去,又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性格基础。 时任道的表现是最为激烈的,这个人,剧作者设想他的身上新文人气多于旧文人气,他是最坚决的不去派,其理由很简单,蒋介石是独裁者,他当校长,大学的“自由学术之空气”必然休矣。而且,当年蒋介石在南京,曾动用军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就死于要求抗日救国的游行,对此他一直不能释怀,自然不能给蒋介石这个面子,“要我和老蒋坐在一起,这辈子也别想”。对于拥蒋、主张给蒋公面子 就审美而言,表现“蒋公的面子”,蒋公不出场,也是有道理的。齐白石尝作《蛙声十里出山泉》,画面上便只有几只活泼可爱的小蝌蚪。但蒋公不同于青蛙,他的缺席,或将直接影响该剧所要表现的文人与权势者的关系。由于少了这个重要的对应物,只剩下几个文人的自说自话,所以看上去,更像是对几个文人的揶揄和嘲讽,而并非是对文人与权势者关系的探讨和解读。这在事实上削弱了该剧的艺术表现力,而显得有些单薄。

 

以上所说只是我对该剧的一种想像,或者说是我理解该剧的一种方式,也许是我太希望从这台戏里看到更多的东西了,冒险要对该剧做过度阐释,而剧作者却未必认可。不过,仅就舞台所呈现的情境来看,虽然只是几个文人的戏,但他们的想法和做法看上去倒也鲜活和有趣,场面的戏剧感很强,始终保持着一种张力,紧紧抓住了观众的视觉,调动起他们的情绪,营造了很好的剧场效果。而张弛有度、意蕴丰厚的对白,不仅提供了角色行动的心理基础,而且把每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都生动地表现出来。在这里,他们的高傲与卑微,上演了一幕中国文人心灵扭曲的悲喜剧。

民国,呼吸着民国的空气,谈论着马克思、辨证法,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揶揄着胡适和梁启超,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止步于历史的门槛面前,尚未迈出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从臣民心态转向公民心态。这台戏上演以来,人们谈论时用得比较多的是这样几个概念,即知识分子、士或文人,大家说的时候也许是无意的,但放在这台戏的具体情境中,对这几个称谓,却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分别。士且不论,这几个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就显得不是很准确。如果他们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与蒋公之间就不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 面子问题,说到底,处理的还是宗主而非民主权力结构中文人与权势者的关系。文人是要面子的,这个面子之所以让他们如此纠结,就因为他们一直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圈子中打转转,破不了在朝在野、庙堂江湖这个二元结构,无论渴望还是失望,投机还是不屑,政治权势始终是他们生活中无法摆脱的阴影,即使愤世嫉俗如时任道,他在救书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蒋公,尽管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而希望朋友代劳。实际上,政治权势对文人的影响之深刻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们的矜才使气、自命风流,乃至飘然出世、不合作主义,更多的还是自我美化,政治权势的威望早已深深地蛰伏在他们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中,他们即使争来一些面子,也仅仅关乎自身的名节,而不会损害权势一丝一毫。虽说《蒋公的面子》放弃了对于权势进行质疑的机会,就像剧中时任道不能到宴会上直接质疑蒋公一样,但这个戏毕竟把文人的丑陋暴露在舞台上,它提醒我们应该尽早跨过历史的门槛,走进现代社会,做一个公民而非臣民,虽已迟迟,犹未晚矣。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蒋公做了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要请几位教授吃年夜饭。于是,对教授们来说,去与不去就成了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处在社会文化的转型期,身兼文人与新文人两种特征,既有传统文人的文化基因,又沐浴着民国新文化的雨露阳光,所以,他们的去与不去,其动机就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复杂性,既不能忽略传统文人对权势的复杂心态,也要考虑新式文人对公众形象的想像和诉求。实际上,剧作者的叙事倾向还是很鲜明的,其中或隐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不去”才是政治正确。这里的前提自然是蒋公始终摆脱不掉而近乎“原罪”的独裁者形象,但在具体表现上,每个人的去与不去,又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性格基础。

 

时任道的表现是最为激烈的,这个人,剧作者设想他的身上新文人气多于旧文人气,他是最坚决的不去派,其理由很简单,蒋介石是独裁者,他当校长,大学的“自由学术之空气”必然休矣。而且,当年蒋介石在南京,曾动用军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就死于要求抗日救国的游行,对此他一直不能释怀,自然不能给蒋介石这个面子,“要我和老蒋坐在一起,这辈子也别想”。对于拥蒋、主张给蒋公面子、处处将政府所作所为合理化的卞从周,他骂为“御用文人”,没有一点好脸色。即使是对以师兄自居的夏小山,他也不满于此人身上的遗老遗少气,总是表现得像个世外高人。不过,他也有自己的“软肋”,剧作者称之为“烤灵魂”的“可燃物”,那些书,是他的心爱之物,说得严重一点,那是中华文明赖以传承的重要媒介,如果毁于一旦,又岂非伤心可以了然?尽管如此,还是大不过文人的面子,“我的面子比天大”,但就是不能给蒋公,虽然他也许能救那些善本书。

 

不在意政治,却很在意金华火腿的夏小山,是个典型的旧式文人,他洁身自好,自命清高,以为政治、官场都不如学术干净,所以要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他奚落胡适,“文人终究做不了政治,与其政治、学问两耽误,还不如一心问学”,所谓“天子呼来不上船”,不过是这些狷介自高的旧式文人逃避政治责任的一贯做法罢了。人说他有三好:读屈原的楚辞,听董娘的大鼓,吃六华春的烧豆腐,总之少了一点“以一身任天下”的份量。在这一点上,他既没有时任道的道义感,也没有卞从周的政治情怀,更像是个“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意逃难之华士”。他对于去与不去,本无定见,也不认为和蒋介石吃饭是什么丢人的事,不过是他在学生面前说过“不承认蒋介石是校长”,去了怕丢面子,所以才莫名其妙地在蒋介石的身份上作文章,有了以校长名义请客就不去,以行政院长、委员长请客就去的荒唐说法。

民国,呼吸着民国的空气,谈论着马克思、辨证法,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揶揄着胡适和梁启超,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止步于历史的门槛面前,尚未迈出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从臣民心态转向公民心态。这台戏上演以来,人们谈论时用得比较多的是这样几个概念,即知识分子、士或文人,大家说的时候也许是无意的,但放在这台戏的具体情境中,对这几个称谓,却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分别。士且不论,这几个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就显得不是很准确。如果他们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与蒋公之间就不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 面子问题,说到底,处理的还是宗主而非民主权力结构中文人与权势者的关系。文人是要面子的,这个面子之所以让他们如此纠结,就因为他们一直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圈子中打转转,破不了在朝在野、庙堂江湖这个二元结构,无论渴望还是失望,投机还是不屑,政治权势始终是他们生活中无法摆脱的阴影,即使愤世嫉俗如时任道,他在救书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蒋公,尽管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而希望朋友代劳。实际上,政治权势对文人的影响之深刻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们的矜才使气、自命风流,乃至飘然出世、不合作主义,更多的还是自我美化,政治权势的威望早已深深地蛰伏在他们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中,他们即使争来一些面子,也仅仅关乎自身的名节,而不会损害权势一丝一毫。虽说《蒋公的面子》放弃了对于权势进行质疑的机会,就像剧中时任道不能到宴会上直接质疑蒋公一样,但这个戏毕竟把文人的丑陋暴露在舞台上,它提醒我们应该尽早跨过历史的门槛,走进现代社会,做一个公民而非臣民,虽已迟迟,犹未晚矣。 

卞从周这个人,不像时任道那样偏执,也没有夏小山那样酸腐,但他一出场就给人一种“反面角色”的感觉,这恐怕与剧作者潜意识中先验设定的叙事立场有关,时任道、夏小山在卞从周出场前的一段对话,已经给他定了调子。虽然夏小山说他“学术还算好的”,但毕竟他“爱戴蒋院长”,家里挂着老蒋的墨宝,还是蒋公子的私人教师,时任道骂他“御用文人”,我们心里大约也已认可了。他自然是主张去的,但他的主张去,又非谄媚于蒋,他倒不像时任道、夏小山那样很在乎自己的面子,“你不给蒋公面子,蒋公就不给你面子!世道旧式这样。要做成事就要豁得出面子”。他是“做事”主义者,他“希望在行动上为国家做点事。不管怎么说,这个政府是我们能倚靠的唯一的政府,我们要拥护它,再推动它进步”。甚至他力劝时任道赴蒋公之宴,也不仅仅是为了老蒋的面子,“就因为他反蒋,我才更希望他们接触接触”。他是一个建设性多于破坏性的人,虽然他也曾负气地说过“想清高一次”,但他理智上还是反对意气用事的,他告诉时任道与夏小山:“面子是虚,书是实;声名是虚,本事是实。”他还动情地说:“五尺男儿,战乱时期,若是只事虚荣,不务实事,哪还有脸谈面子!”可惜,在我们这个务虚比务实更有人缘的文化传统中,像卞从周这样的人,很容易被视为保守、权势的奴才而为人所轻视。

 

、处处将政府所作所为合理化的卞从周,他骂为“御用文人”,没有一点好脸色。即使是对以师兄自居的夏小山,他也不满于此人身上的遗老遗少气,总是表现得像个世外高人。不过,他也有自己的“软肋”,剧作者称之为“烤灵魂”的“可燃物”,那些书,是他的心爱之物,说得严重一点,那是中华文明赖以传承的重要媒介,如果毁于一旦,又岂非伤心可以了然?尽管如此,还是大不过文人的面子,“我的面子比天大”,但就是不能给蒋公,虽然他也许能救那些善本书。 不在意政治,却很在意金华火腿的夏小山,是个典型的旧式文人,他洁身自好,自命清高,以为政治、官场都不如学术干净,所以要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他奚落胡适,“文人终究做不了政治,与其政治、学问两耽误,还不如一心问学”,所谓“天子呼来不上船”,不过是这些狷介自高的旧式文人逃避政治责任的一贯做法罢了。人说他有三好:读屈原的楚辞,听董娘的大鼓,吃六华春的烧豆腐,总之少了一点“以一身任天下”的份量。在这一点上,他既没有时任道的道义感,也没有卞从周的政治情怀,更像是个“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意逃难之华士”。他对于去与不去,本无定见,也不认为和蒋介石吃饭是什么丢人的事,不过是他在学生面前说过“不承认蒋介石是校长”,去了怕丢面子,所以才莫名其妙地在蒋介石的身份上作文章,有了以校长名义请客就不去,以行政院长、委员长请客就去的荒唐说法。 卞从周这个人,不像时任道那样偏执,也没有夏小山那样酸腐,但他一出场就给人一种“反面角色”的感觉,这恐怕与剧作者潜意识中先验设定的叙事立场有关,时任道、夏小山在卞从周出场前的一段对话,已经给他定了调子。虽然夏小山说他“学术还算好的”,但毕竟他“爱戴蒋院长”,家里挂着老蒋的墨宝,还是蒋公子的私人教师,时任道骂他“御用文人”,我们心里大约也已认可了。他自然是主张去的,但他的主张去,又非谄媚于蒋,他倒不像时任道、夏小山那样很在乎自己的面子,“你不给蒋公面子,蒋公就不给你面子!世道旧式这样。要做成事就要豁得出面子”。他是“做事”主义者,他“希望在行动上为国家做点事。不管怎么说,这个政府是我们能倚靠的唯一的政府,我们要拥护它,再推动它进步”。甚至他力劝时任道赴蒋公之宴,也不仅仅是为了老蒋的面子,“就因为他反蒋,我才更希望他们接触接触”。他是一个建设性多于破坏性的人,虽然他也曾负气地说过“想清高一次”,但他理智上还是反对意气用事的,他告诉时任道与夏小山:“面子是虚,书是实;声名是虚,本事是实。”他还动情地说:“五尺男儿,战乱时期,若是只事虚荣,不务实事,哪还有脸谈面子!”可惜,在我们这个务虚比务实更有人缘的文化传统中,像卞从周这样的人,很容易被视为保守、权势的奴才而为人所轻视。 由此可见,文人的面子要比蒋公的面子重要得多。谁会在意蒋公的面子?剧作者不在意,剧中人似乎更并不在意。更多的时候,我甚至想,他们是不是在暗示,如果教授们不去赴宴,蒋公也不会拿他们怎么样?剧中直到落幕,并为说明他们究竟是去了,还是没去,也许这并不重要,即使如此,他们的面子观仍然暴露出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距。他们虽然生活在 由此可见,文人的面子要比蒋公的面子重要得多。谁会在意蒋公的面子?剧作者不在意,剧中人似乎更并不在意。更多的时候,我甚至想,他们是不是在暗示,如果教授们不去赴宴,蒋公也不会拿他们怎么样?剧中直到落幕,并为说明他们究竟是去了,还是没去,也许这并不重要,即使如此,他们的面子观仍然暴露出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距。他们虽然生活在民国,呼吸着民国的空气,谈论着马克思、辨证法,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揶揄着胡适和梁启超,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止步于历史的门槛面前,尚未迈出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从臣民心态转向公民心态。这台戏上演以来,人们谈论时用得比较多的是这样几个概念,即知识分子、士或文人,大家说的时候也许是无意的,但放在这台戏的具体情境中,对这几个称谓,却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分别。士且不论,这几个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就显得不是很准确。如果他们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与蒋公之间就不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

 

民国,呼吸着民国的空气,谈论着马克思、辨证法,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揶揄着胡适和梁启超,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止步于历史的门槛面前,尚未迈出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从臣民心态转向公民心态。这台戏上演以来,人们谈论时用得比较多的是这样几个概念,即知识分子、士或文人,大家说的时候也许是无意的,但放在这台戏的具体情境中,对这几个称谓,却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分别。士且不论,这几个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就显得不是很准确。如果他们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与蒋公之间就不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 面子问题,说到底,处理的还是宗主而非民主权力结构中文人与权势者的关系。文人是要面子的,这个面子之所以让他们如此纠结,就因为他们一直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圈子中打转转,破不了在朝在野、庙堂江湖这个二元结构,无论渴望还是失望,投机还是不屑,政治权势始终是他们生活中无法摆脱的阴影,即使愤世嫉俗如时任道,他在救书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蒋公,尽管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而希望朋友代劳。实际上,政治权势对文人的影响之深刻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们的矜才使气、自命风流,乃至飘然出世、不合作主义,更多的还是自我美化,政治权势的威望早已深深地蛰伏在他们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中,他们即使争来一些面子,也仅仅关乎自身的名节,而不会损害权势一丝一毫。虽说《蒋公的面子》放弃了对于权势进行质疑的机会,就像剧中时任道不能到宴会上直接质疑蒋公一样,但这个戏毕竟把文人的丑陋暴露在舞台上,它提醒我们应该尽早跨过历史的门槛,走进现代社会,做一个公民而非臣民,虽已迟迟,犹未晚矣。

面子问题,说到底,处理的还是宗主而非民主权力结构中文人与权势者的关系。文人是要面子的,这个面子之所以让他们如此纠结,就因为他们一直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圈子中打转转,破不了在朝在野、庙堂江湖这个二元结构,无论渴望还是失望,投机还是不屑,政治权势始终是他们生活中无法摆脱的阴影,即使愤世嫉俗如时任道,他在救书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蒋公,尽管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而希望朋友代劳。实际上,政治权势对文人的影响之深刻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们的矜才使气、自命风流,乃至飘然出世、不合作主义,更多的还是自我美化,政治权势的威望早已深深地蛰伏在他们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中,他们即使争来一些面子,也仅仅关乎自身的名节,而不会损害权势一丝一毫。虽说《蒋公的面子》放弃了对于权势进行质疑的机会,就像剧中时任道不能到宴会上直接质疑蒋公一样,但这个戏毕竟把文人的丑陋暴露在舞台上,它提醒我们应该尽早跨过历史的门槛,走进现代社会,做一个公民而非臣民,虽已迟迟,犹未晚矣。

  评论这张
 
阅读(9402)| 评论(58)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