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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守护知识之灯   

2012-08-02 00:2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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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守护知识之灯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读后

,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接下来,他写到了昆明建校后的生活和学习,写到了他们的坚守和追求,以及联大内部的建制,包括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在内的各个院系的同与不同;他还写到战时坚持学术研究的不易,条件之恶劣还是次要的,更为严酷的是,一颗炸弹就能将你毕生的学术成果化为乌有。金岳霖那部巨著,花了近三十年心血的《认识论》,就是在一次跑空袭时丢失的。学生的条件更加糟糕,且不说战争使他们一贫如洗,只能靠少得可怜的政府贷金勉强维持其基本的衣食之需,应付突飞猛进的通货膨胀;且不说四十个人同住一间宿舍,伙食分量不足,又缺乏营养,生活用水不卫生,长时间不能洗澡,缺医少药,医疗费则贵得让人望而却步;尤为不幸的,是战争破坏了大部分精密仪器、实验设备和材料,以及图书、资料,这使得一些教学科目受制于设备和材料的匮乏而难以进行。尽管如此,但作者注意到,在这所大学里,却聚集着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这是联大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即使是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下,各个院系的课程非但没有减少,实际上还有所增加。他们把课堂搬到工厂、农村,开展与战争环境或当地农村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种研究。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曾表示,他在那里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他的同学、与他一起同获物理学奖的李政道说起在联大接受的教育,也非常感慨:“当我到达美国时,除了当时最新的现代物理学,我几乎了解所有的物理学;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了。” 作者对西南联大长时间的追踪最后指向一点,在黑暗的战争年代,这所大学很好地完成了保持知识之灯长明的使命。他认为,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患难与共,志同道合”这八个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组成的,通常人们会说: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或者说:南开是顽皮好动的孩子,却不免是活泼可喜的;清华沉着和气,有中年气概;北大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深沉老到。总之,三所学校的校风、学风各有来历,又各具千秋,但其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他们的“志”与“道”自有其“同”与“和”的一面,经济学家戴世光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

解玺璋

,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接下来,他写到了昆明建校后的生活和学习,写到了他们的坚守和追求,以及联大内部的建制,包括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在内的各个院系的同与不同;他还写到战时坚持学术研究的不易,条件之恶劣还是次要的,更为严酷的是,一颗炸弹就能将你毕生的学术成果化为乌有。金岳霖那部巨著,花了近三十年心血的《认识论》,就是在一次跑空袭时丢失的。学生的条件更加糟糕,且不说战争使他们一贫如洗,只能靠少得可怜的政府贷金勉强维持其基本的衣食之需,应付突飞猛进的通货膨胀;且不说四十个人同住一间宿舍,伙食分量不足,又缺乏营养,生活用水不卫生,长时间不能洗澡,缺医少药,医疗费则贵得让人望而却步;尤为不幸的,是战争破坏了大部分精密仪器、实验设备和材料,以及图书、资料,这使得一些教学科目受制于设备和材料的匮乏而难以进行。尽管如此,但作者注意到,在这所大学里,却聚集着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这是联大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即使是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下,各个院系的课程非但没有减少,实际上还有所增加。他们把课堂搬到工厂、农村,开展与战争环境或当地农村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种研究。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曾表示,他在那里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他的同学、与他一起同获物理学奖的李政道说起在联大接受的教育,也非常感慨:“当我到达美国时,除了当时最新的现代物理学,我几乎了解所有的物理学;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了。” 作者对西南联大长时间的追踪最后指向一点,在黑暗的战争年代,这所大学很好地完成了保持知识之灯长明的使命。他认为,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患难与共,志同道合”这八个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组成的,通常人们会说: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或者说:南开是顽皮好动的孩子,却不免是活泼可喜的;清华沉着和气,有中年气概;北大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深沉老到。总之,三所学校的校风、学风各有来历,又各具千秋,但其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他们的“志”与“道”自有其“同”与“和”的一面,经济学家戴世光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用心守护知识之灯 - 解玺璋 - 解玺璋的博客
,科学民主,着重实干”,这个概括显然是在将三所学校各自传统高度融合后进一步提炼的结果。在这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怀着敬畏之心,用科学方法探求真理,这也就意味着“客观独立的调查,实验的技能,以及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认为,联大不遗余力地推动通才教育,其目标就是要造就学生尽可能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深厚的学术基础。恰如校长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所以,它的课程设计有意放宽口径,并允许每个学生自由选择。按照规定,文法学院的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不过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一门;同样道理,理工学院的学生也要选修一门社会科学,而且,所有学生在大学期间都必须学习哲学入门、科学概论,以及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等核心课程。这种教育的好处,是避免了大学只生产技术性的专门人才,而使得走出大学之门的人,首先是个具有人文素养和情怀的、全面发展的人。所以,直到今天,理工学院的校友还自豪地断言,在通才教育的基础必修课方面,他们的收获比文法学院的同学还要明显。

读这部书,最让我感慨的,是作者居然能从20世纪70,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接下来,他写到了昆明建校后的生活和学习,写到了他们的坚守和追求,以及联大内部的建制,包括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在内的各个院系的同与不同;他还写到战时坚持学术研究的不易,条件之恶劣还是次要的,更为严酷的是,一颗炸弹就能将你毕生的学术成果化为乌有。金岳霖那部巨著,花了近三十年心血的《认识论》,就是在一次跑空袭时丢失的。学生的条件更加糟糕,且不说战争使他们一贫如洗,只能靠少得可怜的政府贷金勉强维持其基本的衣食之需,应付突飞猛进的通货膨胀;且不说四十个人同住一间宿舍,伙食分量不足,又缺乏营养,生活用水不卫生,长时间不能洗澡,缺医少药,医疗费则贵得让人望而却步;尤为不幸的,是战争破坏了大部分精密仪器、实验设备和材料,以及图书、资料,这使得一些教学科目受制于设备和材料的匮乏而难以进行。尽管如此,但作者注意到,在这所大学里,却聚集着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这是联大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即使是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下,各个院系的课程非但没有减少,实际上还有所增加。他们把课堂搬到工厂、农村,开展与战争环境或当地农村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种研究。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曾表示,他在那里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他的同学、与他一起同获物理学奖的李政道说起在联大接受的教育,也非常感慨:“当我到达美国时,除了当时最新的现代物理学,我几乎了解所有的物理学;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了。” 作者对西南联大长时间的追踪最后指向一点,在黑暗的战争年代,这所大学很好地完成了保持知识之灯长明的使命。他认为,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患难与共,志同道合”这八个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组成的,通常人们会说: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或者说:南开是顽皮好动的孩子,却不免是活泼可喜的;清华沉着和气,有中年气概;北大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深沉老到。总之,三所学校的校风、学风各有来历,又各具千秋,但其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他们的“志”与“道”自有其“同”与“和”的一面,经济学家戴世光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放弃搜寻有关西南联大的材料,研究其短暂的历史。他曾经走访了在美国、台湾、香港和内地的数百位联大校友和荣休教授,与大约八百位校友保持着联系,并且还设法参观了这所大学的所有校区,足迹所及,包括长沙、昆明和地处偏远的蒙自与叙永,以探访当地的联大遗迹。但是,作者搜寻所得绝不局限于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和游历见闻,还有卷帙浩繁的联大文献,举凡图书、报刊、档案和纪念品,载体不一,形式各具,都被他一网打尽,收为己用。难怪何炳棣先生称赞该书是“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恐非过誉。

用心守护知识之灯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读后 解玺璋 读这部书,最让我感慨的,是作者居然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放弃搜寻有关西南联大的材料,研究其短暂的历史。他曾经走访了在美国、台湾、香港和内地的数百位联大校友和荣休教授,与大约八百位校友保持着联系,并且还设法参观了这所大学的所有校区,足迹所及,包括长沙、昆明和地处偏远的蒙自与叙永,以探访当地的联大遗迹。但是,作者搜寻所得绝不局限于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和游历见闻,还有卷帙浩繁的联大文献,举凡图书、报刊、档案和纪念品,载体不一,形式各具,都被他一网打尽,收为己用。难怪何炳棣先生称赞该书是“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恐非过誉。 作者易社强是个美国人,他所叙述的联大历史,可谓事无巨细,大至办校方针、人事安排,小至厕所远近、食物多寡,都或详或略记载于他的书中。但他的书又不是一本流水账,作者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探究一个问题:在战争、空袭、贫困、饥饿、通货膨胀构成的恶劣环境中,流亡到遥远边城的这些学者,是如何在难以遮风挡雨的泥墙教室中用心守护中华民族的知识之灯,不使它熄灭的?进而他还要问,一所大学要完成其通才教育的使命,靠的究竟是什么?它到底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其价值和意义呢?这些问题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所关心的。事实上,很久以来,联大在我们心中都只是个传奇、神话,而并非20世纪中叶在中国知识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真实存在。易社强所做的种种努力,其实是要破解这些问题,他把联大的真实存在展现在我们面前,层层递进,层层深入,其内容之丰富和见解之独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西南联大离我们并不遥远,算起来只有六十余年吧,但是,要把它的遗产很准确、很全面地说清楚,却并不容易。作者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宁静的教学生活被完全打乱写起,写到教授和学生从平津到长沙的逃亡,从长沙到昆明的跋涉。他认为,这种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对联大精神的塑造至关重要,此后八年的患难与共,更使得这次长征成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群策群力的缩影

 

作者易社强是个美国人,他所叙述的联大历史,可谓事无巨细,大至办校方针、人事安排,小至厕所远近、食物多寡,都或详或略记载于他的书中。但他的书又不是一本流水账,作者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探究一个问题:在战争、空袭、贫困、饥饿、通货膨胀构成的恶劣环境中,流亡到遥远边城的这些学者,是如何在难以遮风挡雨的泥墙教室中用心守护中华民族的知识之灯,不使它熄灭的?进而他还要问,一所大学要完成其通才教育的使命,靠的究竟是什么?它到底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其价值和意义呢?这些问题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所关心的。事实上,很久以来,联大在我们心中都只是个传奇、神话,而并非20世纪中叶在中国知识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真实存在。易社强所做的种种努力,其实是要破解这些问题,他把联大的真实存在展现在我们面前,层层递进,层层深入,其内容之丰富和见解之独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用心守护知识之灯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读后 解玺璋 读这部书,最让我感慨的,是作者居然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放弃搜寻有关西南联大的材料,研究其短暂的历史。他曾经走访了在美国、台湾、香港和内地的数百位联大校友和荣休教授,与大约八百位校友保持着联系,并且还设法参观了这所大学的所有校区,足迹所及,包括长沙、昆明和地处偏远的蒙自与叙永,以探访当地的联大遗迹。但是,作者搜寻所得绝不局限于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和游历见闻,还有卷帙浩繁的联大文献,举凡图书、报刊、档案和纪念品,载体不一,形式各具,都被他一网打尽,收为己用。难怪何炳棣先生称赞该书是“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恐非过誉。 作者易社强是个美国人,他所叙述的联大历史,可谓事无巨细,大至办校方针、人事安排,小至厕所远近、食物多寡,都或详或略记载于他的书中。但他的书又不是一本流水账,作者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探究一个问题:在战争、空袭、贫困、饥饿、通货膨胀构成的恶劣环境中,流亡到遥远边城的这些学者,是如何在难以遮风挡雨的泥墙教室中用心守护中华民族的知识之灯,不使它熄灭的?进而他还要问,一所大学要完成其通才教育的使命,靠的究竟是什么?它到底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其价值和意义呢?这些问题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所关心的。事实上,很久以来,联大在我们心中都只是个传奇、神话,而并非20世纪中叶在中国知识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真实存在。易社强所做的种种努力,其实是要破解这些问题,他把联大的真实存在展现在我们面前,层层递进,层层深入,其内容之丰富和见解之独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西南联大离我们并不遥远,算起来只有六十余年吧,但是,要把它的遗产很准确、很全面地说清楚,却并不容易。作者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宁静的教学生活被完全打乱写起,写到教授和学生从平津到长沙的逃亡,从长沙到昆明的跋涉。他认为,这种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对联大精神的塑造至关重要,此后八年的患难与共,更使得这次长征成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群策群力的缩影

 

,科学民主,着重实干”,这个概括显然是在将三所学校各自传统高度融合后进一步提炼的结果。在这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怀着敬畏之心,用科学方法探求真理,这也就意味着“客观独立的调查,实验的技能,以及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认为,联大不遗余力地推动通才教育,其目标就是要造就学生尽可能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深厚的学术基础。恰如校长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所以,它的课程设计有意放宽口径,并允许每个学生自由选择。按照规定,文法学院的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不过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一门;同样道理,理工学院的学生也要选修一门社会科学,而且,所有学生在大学期间都必须学习哲学入门、科学概论,以及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等核心课程。这种教育的好处,是避免了大学只生产技术性的专门人才,而使得走出大学之门的人,首先是个具有人文素养和情怀的、全面发展的人。所以,直到今天,理工学院的校友还自豪地断言,在通才教育的基础必修课方面,他们的收获比文法学院的同学还要明显。 虽然西南联大离我们并不遥远,算起来只有六十余年吧,但是,要把它的遗产很准确、很全面地说清楚,却并不容易。作者从1937,科学民主,着重实干”,这个概括显然是在将三所学校各自传统高度融合后进一步提炼的结果。在这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怀着敬畏之心,用科学方法探求真理,这也就意味着“客观独立的调查,实验的技能,以及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认为,联大不遗余力地推动通才教育,其目标就是要造就学生尽可能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深厚的学术基础。恰如校长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所以,它的课程设计有意放宽口径,并允许每个学生自由选择。按照规定,文法学院的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不过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一门;同样道理,理工学院的学生也要选修一门社会科学,而且,所有学生在大学期间都必须学习哲学入门、科学概论,以及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等核心课程。这种教育的好处,是避免了大学只生产技术性的专门人才,而使得走出大学之门的人,首先是个具有人文素养和情怀的、全面发展的人。所以,直到今天,理工学院的校友还自豪地断言,在通才教育的基础必修课方面,他们的收获比文法学院的同学还要明显。77 用心守护知识之灯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读后 解玺璋 读这部书,最让我感慨的,是作者居然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放弃搜寻有关西南联大的材料,研究其短暂的历史。他曾经走访了在美国、台湾、香港和内地的数百位联大校友和荣休教授,与大约八百位校友保持着联系,并且还设法参观了这所大学的所有校区,足迹所及,包括长沙、昆明和地处偏远的蒙自与叙永,以探访当地的联大遗迹。但是,作者搜寻所得绝不局限于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和游历见闻,还有卷帙浩繁的联大文献,举凡图书、报刊、档案和纪念品,载体不一,形式各具,都被他一网打尽,收为己用。难怪何炳棣先生称赞该书是“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恐非过誉。 作者易社强是个美国人,他所叙述的联大历史,可谓事无巨细,大至办校方针、人事安排,小至厕所远近、食物多寡,都或详或略记载于他的书中。但他的书又不是一本流水账,作者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探究一个问题:在战争、空袭、贫困、饥饿、通货膨胀构成的恶劣环境中,流亡到遥远边城的这些学者,是如何在难以遮风挡雨的泥墙教室中用心守护中华民族的知识之灯,不使它熄灭的?进而他还要问,一所大学要完成其通才教育的使命,靠的究竟是什么?它到底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其价值和意义呢?这些问题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所关心的。事实上,很久以来,联大在我们心中都只是个传奇、神话,而并非20世纪中叶在中国知识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真实存在。易社强所做的种种努力,其实是要破解这些问题,他把联大的真实存在展现在我们面前,层层递进,层层深入,其内容之丰富和见解之独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西南联大离我们并不遥远,算起来只有六十余年吧,但是,要把它的遗产很准确、很全面地说清楚,却并不容易。作者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宁静的教学生活被完全打乱写起,写到教授和学生从平津到长沙的逃亡,从长沙到昆明的跋涉。他认为,这种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对联大精神的塑造至关重要,此后八年的患难与共,更使得这次长征成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群策群力的缩影日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宁静的教学生活被完全打乱写起,写到教授和学生从平津到长沙的逃亡,从长沙到昆明的跋涉。他认为,这种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对联大精神的塑造至关重要,此后八年的患难与共,更使得这次长征成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群策群力的缩影,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接下来,他写到了昆明建校后的生活和学习,写到了他们的坚守和追求,以及联大内部的建制,包括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在内的各个院系的同与不同;他还写到战时坚持学术研究的不易,条件之恶劣还是次要的,更为严酷的是,一颗炸弹就能将你毕生的学术成果化为乌有。金岳霖那部巨著,花了近三十年心血的《认识论》,就是在一次跑空袭时丢失的。学生的条件更加糟糕,且不说战争使他们一贫如洗,只能靠少得可怜的政府贷金勉强维持其基本的衣食之需,应付突飞猛进的通货膨胀;且不说四十个人同住一间宿舍,伙食分量不足,又缺乏营养,生活用水不卫生,长时间不能洗澡,缺医少药,医疗费则贵得让人望而却步;尤为不幸的,是战争破坏了大部分精密仪器、实验设备和材料,以及图书、资料,这使得一些教学科目受制于设备和材料的匮乏而难以进行。尽管如此,但作者注意到,在这所大学里,却聚集着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这是联大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即使是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下,各个院系的课程非但没有减少,实际上还有所增加。他们把课堂搬到工厂、农村,开展与战争环境或当地农村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种研究。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曾表示,他在那里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他的同学、与他一起同获物理学奖的李政道说起在联大接受的教育,也非常感慨:“当我到达美国时,除了当时最新的现代物理学,我几乎了解所有的物理学;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了。”

 

作者对西南联大长时间的追踪最后指向一点,在黑暗的战争年代,这所大学很好地完成了保持知识之灯长明的使命。他认为,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患难与共,志同道合”这八个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组成的,通常人们会说: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或者说:南开是顽皮好动的孩子,却不免是活泼可喜的;清华沉着和气,有中年气概;北大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深沉老到。总之,三所学校的校风、学风各有来历,又各具千秋,但其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他们的“志”与“道”自有其“同”与“和”的一面,经济学家戴世光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这个概括显然是在将三所学校各自传统高度融合后进一步提炼的结果。在这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怀着敬畏之心,用科学方法探求真理,这也就意味着“客观独立的调查,实验的技能,以及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

,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接下来,他写到了昆明建校后的生活和学习,写到了他们的坚守和追求,以及联大内部的建制,包括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在内的各个院系的同与不同;他还写到战时坚持学术研究的不易,条件之恶劣还是次要的,更为严酷的是,一颗炸弹就能将你毕生的学术成果化为乌有。金岳霖那部巨著,花了近三十年心血的《认识论》,就是在一次跑空袭时丢失的。学生的条件更加糟糕,且不说战争使他们一贫如洗,只能靠少得可怜的政府贷金勉强维持其基本的衣食之需,应付突飞猛进的通货膨胀;且不说四十个人同住一间宿舍,伙食分量不足,又缺乏营养,生活用水不卫生,长时间不能洗澡,缺医少药,医疗费则贵得让人望而却步;尤为不幸的,是战争破坏了大部分精密仪器、实验设备和材料,以及图书、资料,这使得一些教学科目受制于设备和材料的匮乏而难以进行。尽管如此,但作者注意到,在这所大学里,却聚集着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这是联大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即使是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下,各个院系的课程非但没有减少,实际上还有所增加。他们把课堂搬到工厂、农村,开展与战争环境或当地农村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种研究。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曾表示,他在那里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他的同学、与他一起同获物理学奖的李政道说起在联大接受的教育,也非常感慨:“当我到达美国时,除了当时最新的现代物理学,我几乎了解所有的物理学;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了。” 作者对西南联大长时间的追踪最后指向一点,在黑暗的战争年代,这所大学很好地完成了保持知识之灯长明的使命。他认为,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患难与共,志同道合”这八个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组成的,通常人们会说: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或者说:南开是顽皮好动的孩子,却不免是活泼可喜的;清华沉着和气,有中年气概;北大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深沉老到。总之,三所学校的校风、学风各有来历,又各具千秋,但其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他们的“志”与“道”自有其“同”与“和”的一面,经济学家戴世光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 

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认为,联大不遗余力地推动通才教育,其目标就是要造就学生尽可能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深厚的学术基础。恰如校长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所以,它的课程设计有意放宽口径,并允许每个学生自由选择。按照规定,文法学院的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不过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一门;同样道理,理工学院的学生也要选修一门社会科学,而且,所有学生在大学期间都必须学习哲学入门、科学概论,以及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等核心课程。这种教育的好处,是避免了大学只生产技术性的专门人才,而使得走出大学之门的人,首先是个具有人文素养和情怀的、全面发展的人。所以,直到今天,理工学院的校友还自豪地断言,在通才教育的基础必修课方面,他们的收获比文法学院的同学还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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