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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 亲子之爱  

2012-06-16 00:1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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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 亲子之爱 ——读《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家书》 解玺璋 梁启超一生写了大量书信,据说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儿女的家书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流传最广,各地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就有好几个版本,穆卓编注的这本《宝贝,你们好吗》,收入任公家书四百余封,是最多的。 我们看各地所编《梁启超家书》,多以1911年9月19日“与娴儿书”为起始,这是因为,所有编者都将他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书信排除在“家书”之外的缘故。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与宝贝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写信的必要。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十三年,但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武昌起义刚一爆发,他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为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于是,1911年9月16日,他乘坐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于9月19日抵达大连,目的是要利用滦州起义的军队,配合他在北京动员的力量,实现从专制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和平过渡。所以,船未靠岸,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与娴儿书”的前一半,而住进旅馆之后,又写了信的后一半。 娴儿,即梁思顺(令娴),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任公的长女,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在这封信里,梁启超表现得十分乐观,以为北京的事情“大可为”,他甚至打算“挟百数十军士”入京,如果袁世凯(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事实上,此时当地的情形已不允许梁启超有任何作为,又遑论北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被迫取消了前往北京和滦州的计划,并于数天后黯然返回日本。此行最初要见的张绍曾、蓝天蔚,不仅没有见成,甚至还传出了“蓝天蔚瞪将不利于梁”的消息,梁也只得作罢。 这次试探性地回国,时间短暂,梁启超的“与娴儿书”只写了三篇。但其家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已明显表露出来,在这些信里,他与女儿谈的都是国事而非家事。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梁启超在外写给女儿的家书,除了谈家事,很重要的内容,是谈国事,这当然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有关,也与梁思顺在梁启超身边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事实上,此时的梁思顺虽然不满二十岁,已经做了好几年梁启超的秘书,而且,梁启超视她为知己,她还是他的

家国情怀  亲子之爱

——读《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家书》

解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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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 亲子之爱 ——读《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家书》 解玺璋 梁启超一生写了大量书信,据说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儿女的家书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流传最广,各地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就有好几个版本,穆卓编注的这本《宝贝,你们好吗》,收入任公家书四百余封,是最多的。 我们看各地所编《梁启超家书》,多以1911年9月19日“与娴儿书”为起始,这是因为,所有编者都将他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书信排除在“家书”之外的缘故。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与宝贝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写信的必要。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十三年,但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武昌起义刚一爆发,他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为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于是,1911年9月16日,他乘坐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于9月19日抵达大连,目的是要利用滦州起义的军队,配合他在北京动员的力量,实现从专制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和平过渡。所以,船未靠岸,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与娴儿书”的前一半,而住进旅馆之后,又写了信的后一半。 娴儿,即梁思顺(令娴),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任公的长女,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在这封信里,梁启超表现得十分乐观,以为北京的事情“大可为”,他甚至打算“挟百数十军士”入京,如果袁世凯(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事实上,此时当地的情形已不允许梁启超有任何作为,又遑论北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被迫取消了前往北京和滦州的计划,并于数天后黯然返回日本。此行最初要见的张绍曾、蓝天蔚,不仅没有见成,甚至还传出了“蓝天蔚瞪将不利于梁”的消息,梁也只得作罢。 这次试探性地回国,时间短暂,梁启超的“与娴儿书”只写了三篇。但其家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已明显表露出来,在这些信里,他与女儿谈的都是国事而非家事。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梁启超在外写给女儿的家书,除了谈家事,很重要的内容,是谈国事,这当然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有关,也与梁思顺在梁启超身边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事实上,此时的梁思顺虽然不满二十岁,已经做了好几年梁启超的秘书,而且,梁启超视她为知己,她还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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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 亲子之爱 ——读《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家书》 解玺璋 梁启超一生写了大量书信,据说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儿女的家书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流传最广,各地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就有好几个版本,穆卓编注的这本《宝贝,你们好吗》,收入任公家书四百余封,是最多的。 我们看各地所编《梁启超家书》,多以1911年9月19日“与娴儿书”为起始,这是因为,所有编者都将他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书信排除在“家书”之外的缘故。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与宝贝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写信的必要。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十三年,但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武昌起义刚一爆发,他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为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于是,1911年9月16日,他乘坐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于9月19日抵达大连,目的是要利用滦州起义的军队,配合他在北京动员的力量,实现从专制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和平过渡。所以,船未靠岸,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与娴儿书”的前一半,而住进旅馆之后,又写了信的后一半。 娴儿,即梁思顺(令娴),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任公的长女,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在这封信里,梁启超表现得十分乐观,以为北京的事情“大可为”,他甚至打算“挟百数十军士”入京,如果袁世凯(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事实上,此时当地的情形已不允许梁启超有任何作为,又遑论北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被迫取消了前往北京和滦州的计划,并于数天后黯然返回日本。此行最初要见的张绍曾、蓝天蔚,不仅没有见成,甚至还传出了“蓝天蔚瞪将不利于梁”的消息,梁也只得作罢。 这次试探性地回国,时间短暂,梁启超的“与娴儿书”只写了三篇。但其家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已明显表露出来,在这些信里,他与女儿谈的都是国事而非家事。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梁启超在外写给女儿的家书,除了谈家事,很重要的内容,是谈国事,这当然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有关,也与梁思顺在梁启超身边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事实上,此时的梁思顺虽然不满二十岁,已经做了好几年梁启超的秘书,而且,梁启超视她为知己,她还是他的

      梁启超一生写了大量书信,据说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儿女的家书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流传最广,各地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就有好几个版本,穆卓编注的这本《宝贝,你们好吗》,收入任公家书四百余封,是最多的。

梁氏是个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他对儿女们的期许也很高,处处在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他们,一心要把他们导向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轨道上来。 梁启超自1912年10月回国,至1929年1月离世,大约十六年有余,这期间,除了1914年、1917年他与儿女们生活在一起,未有家书外,其余十五年,每年都有家书写给他的孩子们,少则几封,多则几十封,直到去世前三个月的“与思成书”,在病榻之上,他还操心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思成和徽因,嘱咐他“营业”的事不必着急,“只是安心教书,以余力做学问,再有余力(腾出些光阴)不妨在交际上稍注意,多认识几个人”。他还对徽因在塘沽登岸无人接表示担忧,要求思成去信告诉她,到上海时,务必提前电告船期,以便安排人去接她。可见他在关系到孩子们的事上心思是多么的细密,事实上,每个孩子的成长,都凝聚着做父亲的心血。作为读者,我们翻开每一封信,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曾经说过:“任公的所有文章都可以不读,惟家书不可不读。读了才知怎样做父亲,乃至教你的孩子如何立于世,如何做个健全的人。”做儿女的又何尝不该读读这本书呢,除了感受任公的无边大爱,未必不能在做人与治学等各个方面得到启迪。

 

梁氏是个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他对儿女们的期许也很高,处处在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他们,一心要把他们导向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轨道上来。 梁启超自1912年10月回国,至1929年1月离世,大约十六年有余,这期间,除了1914年、1917年他与儿女们生活在一起,未有家书外,其余十五年,每年都有家书写给他的孩子们,少则几封,多则几十封,直到去世前三个月的“与思成书”,在病榻之上,他还操心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思成和徽因,嘱咐他“营业”的事不必着急,“只是安心教书,以余力做学问,再有余力(腾出些光阴)不妨在交际上稍注意,多认识几个人”。他还对徽因在塘沽登岸无人接表示担忧,要求思成去信告诉她,到上海时,务必提前电告船期,以便安排人去接她。可见他在关系到孩子们的事上心思是多么的细密,事实上,每个孩子的成长,都凝聚着做父亲的心血。作为读者,我们翻开每一封信,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曾经说过:“任公的所有文章都可以不读,惟家书不可不读。读了才知怎样做父亲,乃至教你的孩子如何立于世,如何做个健全的人。”做儿女的又何尝不该读读这本书呢,除了感受任公的无边大爱,未必不能在做人与治学等各个方面得到启迪。 我们看各地所编《梁启超家书》,多以1911919日“与娴儿书”为起始,这是因为,所有编者都将他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书信排除在“家书”之外的缘故。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与宝贝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写信的必要。

 

梁氏是个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他对儿女们的期许也很高,处处在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他们,一心要把他们导向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轨道上来。 梁启超自1912年10月回国,至1929年1月离世,大约十六年有余,这期间,除了1914年、1917年他与儿女们生活在一起,未有家书外,其余十五年,每年都有家书写给他的孩子们,少则几封,多则几十封,直到去世前三个月的“与思成书”,在病榻之上,他还操心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思成和徽因,嘱咐他“营业”的事不必着急,“只是安心教书,以余力做学问,再有余力(腾出些光阴)不妨在交际上稍注意,多认识几个人”。他还对徽因在塘沽登岸无人接表示担忧,要求思成去信告诉她,到上海时,务必提前电告船期,以便安排人去接她。可见他在关系到孩子们的事上心思是多么的细密,事实上,每个孩子的成长,都凝聚着做父亲的心血。作为读者,我们翻开每一封信,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曾经说过:“任公的所有文章都可以不读,惟家书不可不读。读了才知怎样做父亲,乃至教你的孩子如何立于世,如何做个健全的人。”做儿女的又何尝不该读读这本书呢,除了感受任公的无边大爱,未必不能在做人与治学等各个方面得到启迪。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十三年,但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武昌起义刚一爆发,他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为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于是,1911家国情怀 亲子之爱 ——读《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家书》 解玺璋 梁启超一生写了大量书信,据说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儿女的家书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流传最广,各地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就有好几个版本,穆卓编注的这本《宝贝,你们好吗》,收入任公家书四百余封,是最多的。 我们看各地所编《梁启超家书》,多以1911年9月19日“与娴儿书”为起始,这是因为,所有编者都将他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书信排除在“家书”之外的缘故。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与宝贝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写信的必要。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十三年,但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武昌起义刚一爆发,他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为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于是,1911年9月16日,他乘坐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于9月19日抵达大连,目的是要利用滦州起义的军队,配合他在北京动员的力量,实现从专制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和平过渡。所以,船未靠岸,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与娴儿书”的前一半,而住进旅馆之后,又写了信的后一半。 娴儿,即梁思顺(令娴),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任公的长女,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在这封信里,梁启超表现得十分乐观,以为北京的事情“大可为”,他甚至打算“挟百数十军士”入京,如果袁世凯(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事实上,此时当地的情形已不允许梁启超有任何作为,又遑论北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被迫取消了前往北京和滦州的计划,并于数天后黯然返回日本。此行最初要见的张绍曾、蓝天蔚,不仅没有见成,甚至还传出了“蓝天蔚瞪将不利于梁”的消息,梁也只得作罢。 这次试探性地回国,时间短暂,梁启超的“与娴儿书”只写了三篇。但其家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已明显表露出来,在这些信里,他与女儿谈的都是国事而非家事。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梁启超在外写给女儿的家书,除了谈家事,很重要的内容,是谈国事,这当然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有关,也与梁思顺在梁启超身边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事实上,此时的梁思顺虽然不满二十岁,已经做了好几年梁启超的秘书,而且,梁启超视她为知己,她还是他的916日,他乘坐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于9家国情怀 亲子之爱 ——读《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家书》 解玺璋 梁启超一生写了大量书信,据说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儿女的家书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流传最广,各地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就有好几个版本,穆卓编注的这本《宝贝,你们好吗》,收入任公家书四百余封,是最多的。 我们看各地所编《梁启超家书》,多以1911年9月19日“与娴儿书”为起始,这是因为,所有编者都将他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书信排除在“家书”之外的缘故。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与宝贝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写信的必要。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十三年,但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武昌起义刚一爆发,他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为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于是,1911年9月16日,他乘坐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于9月19日抵达大连,目的是要利用滦州起义的军队,配合他在北京动员的力量,实现从专制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和平过渡。所以,船未靠岸,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与娴儿书”的前一半,而住进旅馆之后,又写了信的后一半。 娴儿,即梁思顺(令娴),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任公的长女,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在这封信里,梁启超表现得十分乐观,以为北京的事情“大可为”,他甚至打算“挟百数十军士”入京,如果袁世凯(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事实上,此时当地的情形已不允许梁启超有任何作为,又遑论北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被迫取消了前往北京和滦州的计划,并于数天后黯然返回日本。此行最初要见的张绍曾、蓝天蔚,不仅没有见成,甚至还传出了“蓝天蔚瞪将不利于梁”的消息,梁也只得作罢。 这次试探性地回国,时间短暂,梁启超的“与娴儿书”只写了三篇。但其家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已明显表露出来,在这些信里,他与女儿谈的都是国事而非家事。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梁启超在外写给女儿的家书,除了谈家事,很重要的内容,是谈国事,这当然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有关,也与梁思顺在梁启超身边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事实上,此时的梁思顺虽然不满二十岁,已经做了好几年梁启超的秘书,而且,梁启超视她为知己,她还是他的19日抵达大连,目的是要利用滦州起义的军队,配合他在北京动员的力量,实现从专制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和平过渡。所以,船未靠岸,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与娴儿书”的前一半,而住进旅馆之后,又写了信的后一半。

 

家国情怀 亲子之爱 ——读《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家书》 解玺璋 梁启超一生写了大量书信,据说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儿女的家书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流传最广,各地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就有好几个版本,穆卓编注的这本《宝贝,你们好吗》,收入任公家书四百余封,是最多的。 我们看各地所编《梁启超家书》,多以1911年9月19日“与娴儿书”为起始,这是因为,所有编者都将他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书信排除在“家书”之外的缘故。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与宝贝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写信的必要。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十三年,但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武昌起义刚一爆发,他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为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于是,1911年9月16日,他乘坐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于9月19日抵达大连,目的是要利用滦州起义的军队,配合他在北京动员的力量,实现从专制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和平过渡。所以,船未靠岸,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与娴儿书”的前一半,而住进旅馆之后,又写了信的后一半。 娴儿,即梁思顺(令娴),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任公的长女,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在这封信里,梁启超表现得十分乐观,以为北京的事情“大可为”,他甚至打算“挟百数十军士”入京,如果袁世凯(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事实上,此时当地的情形已不允许梁启超有任何作为,又遑论北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被迫取消了前往北京和滦州的计划,并于数天后黯然返回日本。此行最初要见的张绍曾、蓝天蔚,不仅没有见成,甚至还传出了“蓝天蔚瞪将不利于梁”的消息,梁也只得作罢。 这次试探性地回国,时间短暂,梁启超的“与娴儿书”只写了三篇。但其家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已明显表露出来,在这些信里,他与女儿谈的都是国事而非家事。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梁启超在外写给女儿的家书,除了谈家事,很重要的内容,是谈国事,这当然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有关,也与梁思顺在梁启超身边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事实上,此时的梁思顺虽然不满二十岁,已经做了好几年梁启超的秘书,而且,梁启超视她为知己,她还是他的 娴儿,即梁思顺(令娴),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任公的长女,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在这封信里,梁启超表现得十分乐观,以为北京的事情“大可为”,他甚至打算“挟百数十军士”入京,如果袁世凯(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事实上,此时当地的情形已不允许梁启超有任何作为,又遑论北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被迫取消了前往北京和滦州的计划,并于数天后黯然返回日本。此行最初要见的张绍曾、蓝天蔚,不仅没有见成,甚至还传出了“蓝天蔚瞪将不利于梁”的消息,梁也只得作罢。

 

这次试探性地回国,时间短暂,梁启超的“与娴儿书”只写了三篇。但其家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已明显表露出来,在这些信里,他与女儿谈的都是国事而非家事。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梁启超在外写给女儿的家书,除了谈家事,很重要的内容,是谈国事,这当然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有关,也与梁思顺在梁启超身边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事实上,此时的梁思顺虽然不满二十岁,已经做了好几年梁启超的秘书,而且,梁启超视她为知己,她还是他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寄托。

 

1912家国情怀 亲子之爱 ——读《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家书》 解玺璋 梁启超一生写了大量书信,据说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儿女的家书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流传最广,各地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就有好几个版本,穆卓编注的这本《宝贝,你们好吗》,收入任公家书四百余封,是最多的。 我们看各地所编《梁启超家书》,多以1911年9月19日“与娴儿书”为起始,这是因为,所有编者都将他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书信排除在“家书”之外的缘故。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与宝贝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写信的必要。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十三年,但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武昌起义刚一爆发,他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为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于是,1911年9月16日,他乘坐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于9月19日抵达大连,目的是要利用滦州起义的军队,配合他在北京动员的力量,实现从专制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和平过渡。所以,船未靠岸,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与娴儿书”的前一半,而住进旅馆之后,又写了信的后一半。 娴儿,即梁思顺(令娴),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任公的长女,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在这封信里,梁启超表现得十分乐观,以为北京的事情“大可为”,他甚至打算“挟百数十军士”入京,如果袁世凯(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事实上,此时当地的情形已不允许梁启超有任何作为,又遑论北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被迫取消了前往北京和滦州的计划,并于数天后黯然返回日本。此行最初要见的张绍曾、蓝天蔚,不仅没有见成,甚至还传出了“蓝天蔚瞪将不利于梁”的消息,梁也只得作罢。 这次试探性地回国,时间短暂,梁启超的“与娴儿书”只写了三篇。但其家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已明显表露出来,在这些信里,他与女儿谈的都是国事而非家事。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梁启超在外写给女儿的家书,除了谈家事,很重要的内容,是谈国事,这当然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有关,也与梁思顺在梁启超身边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事实上,此时的梁思顺虽然不满二十岁,已经做了好几年梁启超的秘书,而且,梁启超视她为知己,她还是他的10月,经过长时间的左顾右盼,在海外漂泊十四年的梁启超终于启程回国。最初,夫人李蕙仙和孩子们并未随行。这是因为,梁启超即希望他的思顺能在日本完成学业,同时,安置家眷,也还需要有所准备和安排。从他将要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起,直到家眷全体归来,在这短短的七八个月里,他的“与娴儿书”竟写了几十封,多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他们谈家务,谈学业,但更多的还是谈他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事实上,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所遭遇的最为纠结和痛苦的时期,他要带中国政治走上正轨,所能依靠的似乎只有袁世凯,但袁世凯绝不会按照梁的意志行事,反而会迫使梁一步步掉进自己的圈套;梁启超要与国民党抗衡,要在国会中打败国民党,争取到足以组阁的绝对多数,就不能不将国民党之外的这些党,主要是统一、共和、民主三个党,整合为一个党,这也是袁世凯寄希望于他的,但这些人心里各有各的打算,使得组党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梁启超常在信里诉说自己遭遇的这些苦恼、烦闷、焦躁和痛苦,在女儿面前他可以和盘托出,一点不加掩饰,“吾心力俱瘁”,“吾甚悔吾归也”,吾复有他种刺心之事不能为汝告者,吾心绪恶极“,这样的句子在信中比比皆是。有一次,烦躁异常、借酒浇愁的梁启超,酒后作一短简,第二天早晨取出一看,满纸写的都是思顺的名字,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之至。

情感和精神上的寄托。 1912年10月,经过长时间的左顾右盼,在海外漂泊十四年的梁启超终于启程回国。最初,夫人李蕙仙和孩子们并未随行。这是因为,梁启超即希望他的思顺能在日本完成学业,同时,安置家眷,也还需要有所准备和安排。从他将要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起,直到家眷全体归来,在这短短的七八个月里,他的“与娴儿书”竟写了几十封,多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他们谈家务,谈学业,但更多的还是谈他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事实上,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所遭遇的最为纠结和痛苦的时期,他要带中国政治走上正轨,所能依靠的似乎只有袁世凯,但袁世凯绝不会按照梁的意志行事,反而会迫使梁一步步掉进自己的圈套;梁启超要与国民党抗衡,要在国会中打败国民党,争取到足以组阁的绝对多数,就不能不将国民党之外的这些党,主要是统一、共和、民主三个党,整合为一个党,这也是袁世凯寄希望于他的,但这些人心里各有各的打算,使得组党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梁启超常在信里诉说自己遭遇的这些苦恼、烦闷、焦躁和痛苦,在女儿面前他可以和盘托出,一点不加掩饰,“吾心力俱瘁”,“吾甚悔吾归也”,吾复有他种刺心之事不能为汝告者,吾心绪恶极“,这样的句子在信中比比皆是。有一次,烦躁异常、借酒浇愁的梁启超,酒后作一短简,第二天早晨取出一看,满纸写的都是思顺的名字,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之至。 梁启超家书内容之丰富为后人了解梁启超的人生经历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丁文江与赵丰田在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就曾大量采用过这些家书,甚至可以说,恰恰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把大批家书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胡适称之为“最可宝贵的史料”,他认为,这些材料的存在“可以鼓励我们的史学者和传记学者去重新研究任公先生,去重新研究任公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那个曾经震荡中国知识分子至几十年之久的大运动”。当然,在这些家书中,除了纵论国事,他们谈的更多的,还是家事。他与儿女们谈心聊天,交换意见,操心他们的一切:学业、身体、生活、恋爱,以及成家立业,这种浓浓的父爱,弥漫在字里行间,读着就让人动容。他有九个儿女,个个成才,院士就出了三个(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这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梁启超家书内容之丰富为后人了解梁启超的人生经历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丁文江与赵丰田在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就曾大量采用过这些家书,甚至可以说,恰恰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把大批家书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胡适称之为“最可宝贵的史料”,他认为,这些材料的存在“可以鼓励我们的史学者和传记学者去重新研究任公先生,去重新研究任公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那个曾经震荡中国知识分子至几十年之久的大运动”。当然,在这些家书中,除了纵论国事,他们谈的更多的,还是家事。他与儿女们谈心聊天,交换意见,操心他们的一切:学业、身体、生活、恋爱,以及成家立业,这种浓浓的父爱,弥漫在字里行间,读着就让人动容。他有九个儿女,个个成才,院士就出了三个(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这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梁氏是个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他对儿女们的期许也很高,处处在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他们,一心要把他们导向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轨道上来。

情感和精神上的寄托。 1912年10月,经过长时间的左顾右盼,在海外漂泊十四年的梁启超终于启程回国。最初,夫人李蕙仙和孩子们并未随行。这是因为,梁启超即希望他的思顺能在日本完成学业,同时,安置家眷,也还需要有所准备和安排。从他将要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起,直到家眷全体归来,在这短短的七八个月里,他的“与娴儿书”竟写了几十封,多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他们谈家务,谈学业,但更多的还是谈他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事实上,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所遭遇的最为纠结和痛苦的时期,他要带中国政治走上正轨,所能依靠的似乎只有袁世凯,但袁世凯绝不会按照梁的意志行事,反而会迫使梁一步步掉进自己的圈套;梁启超要与国民党抗衡,要在国会中打败国民党,争取到足以组阁的绝对多数,就不能不将国民党之外的这些党,主要是统一、共和、民主三个党,整合为一个党,这也是袁世凯寄希望于他的,但这些人心里各有各的打算,使得组党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梁启超常在信里诉说自己遭遇的这些苦恼、烦闷、焦躁和痛苦,在女儿面前他可以和盘托出,一点不加掩饰,“吾心力俱瘁”,“吾甚悔吾归也”,吾复有他种刺心之事不能为汝告者,吾心绪恶极“,这样的句子在信中比比皆是。有一次,烦躁异常、借酒浇愁的梁启超,酒后作一短简,第二天早晨取出一看,满纸写的都是思顺的名字,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之至。 梁启超家书内容之丰富为后人了解梁启超的人生经历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丁文江与赵丰田在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就曾大量采用过这些家书,甚至可以说,恰恰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把大批家书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胡适称之为“最可宝贵的史料”,他认为,这些材料的存在“可以鼓励我们的史学者和传记学者去重新研究任公先生,去重新研究任公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那个曾经震荡中国知识分子至几十年之久的大运动”。当然,在这些家书中,除了纵论国事,他们谈的更多的,还是家事。他与儿女们谈心聊天,交换意见,操心他们的一切:学业、身体、生活、恋爱,以及成家立业,这种浓浓的父爱,弥漫在字里行间,读着就让人动容。他有九个儿女,个个成才,院士就出了三个(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这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梁氏是个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他对儿女们的期许也很高,处处在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他们,一心要把他们导向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轨道上来。 梁启超自1912年10月回国,至1929年1月离世,大约十六年有余,这期间,除了1914年、1917年他与儿女们生活在一起,未有家书外,其余十五年,每年都有家书写给他的孩子们,少则几封,多则几十封,直到去世前三个月的“与思成书”,在病榻之上,他还操心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思成和徽因,嘱咐他“营业”的事不必着急,“只是安心教书,以余力做学问,再有余力(腾出些光阴)不妨在交际上稍注意,多认识几个人”。他还对徽因在塘沽登岸无人接表示担忧,要求思成去信告诉她,到上海时,务必提前电告船期,以便安排人去接她。可见他在关系到孩子们的事上心思是多么的细密,事实上,每个孩子的成长,都凝聚着做父亲的心血。作为读者,我们翻开每一封信,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曾经说过:“任公的所有文章都可以不读,惟家书不可不读。读了才知怎样做父亲,乃至教你的孩子如何立于世,如何做个健全的人。”做儿女的又何尝不该读读这本书呢,除了感受任公的无边大爱,未必不能在做人与治学等各个方面得到启迪。 梁启超自1912家国情怀 亲子之爱 ——读《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家书》 解玺璋 梁启超一生写了大量书信,据说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儿女的家书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流传最广,各地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就有好几个版本,穆卓编注的这本《宝贝,你们好吗》,收入任公家书四百余封,是最多的。 我们看各地所编《梁启超家书》,多以1911年9月19日“与娴儿书”为起始,这是因为,所有编者都将他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书信排除在“家书”之外的缘故。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与宝贝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写信的必要。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十三年,但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武昌起义刚一爆发,他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为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于是,1911年9月16日,他乘坐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于9月19日抵达大连,目的是要利用滦州起义的军队,配合他在北京动员的力量,实现从专制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和平过渡。所以,船未靠岸,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与娴儿书”的前一半,而住进旅馆之后,又写了信的后一半。 娴儿,即梁思顺(令娴),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任公的长女,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在这封信里,梁启超表现得十分乐观,以为北京的事情“大可为”,他甚至打算“挟百数十军士”入京,如果袁世凯(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事实上,此时当地的情形已不允许梁启超有任何作为,又遑论北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被迫取消了前往北京和滦州的计划,并于数天后黯然返回日本。此行最初要见的张绍曾、蓝天蔚,不仅没有见成,甚至还传出了“蓝天蔚瞪将不利于梁”的消息,梁也只得作罢。 这次试探性地回国,时间短暂,梁启超的“与娴儿书”只写了三篇。但其家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已明显表露出来,在这些信里,他与女儿谈的都是国事而非家事。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梁启超在外写给女儿的家书,除了谈家事,很重要的内容,是谈国事,这当然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有关,也与梁思顺在梁启超身边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事实上,此时的梁思顺虽然不满二十岁,已经做了好几年梁启超的秘书,而且,梁启超视她为知己,她还是他的10月回国,至1929情感和精神上的寄托。 1912年10月,经过长时间的左顾右盼,在海外漂泊十四年的梁启超终于启程回国。最初,夫人李蕙仙和孩子们并未随行。这是因为,梁启超即希望他的思顺能在日本完成学业,同时,安置家眷,也还需要有所准备和安排。从他将要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起,直到家眷全体归来,在这短短的七八个月里,他的“与娴儿书”竟写了几十封,多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他们谈家务,谈学业,但更多的还是谈他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事实上,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所遭遇的最为纠结和痛苦的时期,他要带中国政治走上正轨,所能依靠的似乎只有袁世凯,但袁世凯绝不会按照梁的意志行事,反而会迫使梁一步步掉进自己的圈套;梁启超要与国民党抗衡,要在国会中打败国民党,争取到足以组阁的绝对多数,就不能不将国民党之外的这些党,主要是统一、共和、民主三个党,整合为一个党,这也是袁世凯寄希望于他的,但这些人心里各有各的打算,使得组党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梁启超常在信里诉说自己遭遇的这些苦恼、烦闷、焦躁和痛苦,在女儿面前他可以和盘托出,一点不加掩饰,“吾心力俱瘁”,“吾甚悔吾归也”,吾复有他种刺心之事不能为汝告者,吾心绪恶极“,这样的句子在信中比比皆是。有一次,烦躁异常、借酒浇愁的梁启超,酒后作一短简,第二天早晨取出一看,满纸写的都是思顺的名字,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之至。 梁启超家书内容之丰富为后人了解梁启超的人生经历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丁文江与赵丰田在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就曾大量采用过这些家书,甚至可以说,恰恰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把大批家书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胡适称之为“最可宝贵的史料”,他认为,这些材料的存在“可以鼓励我们的史学者和传记学者去重新研究任公先生,去重新研究任公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那个曾经震荡中国知识分子至几十年之久的大运动”。当然,在这些家书中,除了纵论国事,他们谈的更多的,还是家事。他与儿女们谈心聊天,交换意见,操心他们的一切:学业、身体、生活、恋爱,以及成家立业,这种浓浓的父爱,弥漫在字里行间,读着就让人动容。他有九个儿女,个个成才,院士就出了三个(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这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月离世,大约十六年有余,这期间,除了1914年、1917家国情怀 亲子之爱 ——读《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家书》 解玺璋 梁启超一生写了大量书信,据说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儿女的家书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流传最广,各地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就有好几个版本,穆卓编注的这本《宝贝,你们好吗》,收入任公家书四百余封,是最多的。 我们看各地所编《梁启超家书》,多以1911年9月19日“与娴儿书”为起始,这是因为,所有编者都将他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书信排除在“家书”之外的缘故。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与宝贝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写信的必要。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十三年,但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武昌起义刚一爆发,他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为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于是,1911年9月16日,他乘坐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于9月19日抵达大连,目的是要利用滦州起义的军队,配合他在北京动员的力量,实现从专制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和平过渡。所以,船未靠岸,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与娴儿书”的前一半,而住进旅馆之后,又写了信的后一半。 娴儿,即梁思顺(令娴),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任公的长女,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在这封信里,梁启超表现得十分乐观,以为北京的事情“大可为”,他甚至打算“挟百数十军士”入京,如果袁世凯(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事实上,此时当地的情形已不允许梁启超有任何作为,又遑论北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被迫取消了前往北京和滦州的计划,并于数天后黯然返回日本。此行最初要见的张绍曾、蓝天蔚,不仅没有见成,甚至还传出了“蓝天蔚瞪将不利于梁”的消息,梁也只得作罢。 这次试探性地回国,时间短暂,梁启超的“与娴儿书”只写了三篇。但其家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已明显表露出来,在这些信里,他与女儿谈的都是国事而非家事。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梁启超在外写给女儿的家书,除了谈家事,很重要的内容,是谈国事,这当然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有关,也与梁思顺在梁启超身边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事实上,此时的梁思顺虽然不满二十岁,已经做了好几年梁启超的秘书,而且,梁启超视她为知己,她还是他的年他与儿女们生活在一起,未有家书外,其余十五年,每年都有家书写给他的孩子们,少则几封,多则几十封,直到去世前三个月的“与思成书”,在病榻之上,他还操心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思成和徽因,嘱咐他“营业”的事不必着急,“只是安心教书,以余力做学问,再有余力(腾出些光阴)不妨在交际上稍注意,多认识几个人”。他还对徽因在塘沽登岸无人接表示担忧,要求思成去信告诉她,到上海时,务必提前电告船期,以便安排人去接她。可见他在关系到孩子们的事上心思是多么的细密,事实上,每个孩子的成长,都凝聚着做父亲的心血。作为读者,我们翻开每一封信,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曾经说过:“任公的所有文章都可以不读,惟家书不可不读。读了才知怎样做父亲,乃至教你的孩子如何立于世,如何做个健全的人。”做儿女的又何尝不该读读这本书呢,除了感受任公的无边大爱,未必不能在做人与治学等各个方面得到启迪。

情感和精神上的寄托。 1912年10月,经过长时间的左顾右盼,在海外漂泊十四年的梁启超终于启程回国。最初,夫人李蕙仙和孩子们并未随行。这是因为,梁启超即希望他的思顺能在日本完成学业,同时,安置家眷,也还需要有所准备和安排。从他将要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起,直到家眷全体归来,在这短短的七八个月里,他的“与娴儿书”竟写了几十封,多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他们谈家务,谈学业,但更多的还是谈他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事实上,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所遭遇的最为纠结和痛苦的时期,他要带中国政治走上正轨,所能依靠的似乎只有袁世凯,但袁世凯绝不会按照梁的意志行事,反而会迫使梁一步步掉进自己的圈套;梁启超要与国民党抗衡,要在国会中打败国民党,争取到足以组阁的绝对多数,就不能不将国民党之外的这些党,主要是统一、共和、民主三个党,整合为一个党,这也是袁世凯寄希望于他的,但这些人心里各有各的打算,使得组党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梁启超常在信里诉说自己遭遇的这些苦恼、烦闷、焦躁和痛苦,在女儿面前他可以和盘托出,一点不加掩饰,“吾心力俱瘁”,“吾甚悔吾归也”,吾复有他种刺心之事不能为汝告者,吾心绪恶极“,这样的句子在信中比比皆是。有一次,烦躁异常、借酒浇愁的梁启超,酒后作一短简,第二天早晨取出一看,满纸写的都是思顺的名字,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之至。 梁启超家书内容之丰富为后人了解梁启超的人生经历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丁文江与赵丰田在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就曾大量采用过这些家书,甚至可以说,恰恰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把大批家书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胡适称之为“最可宝贵的史料”,他认为,这些材料的存在“可以鼓励我们的史学者和传记学者去重新研究任公先生,去重新研究任公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那个曾经震荡中国知识分子至几十年之久的大运动”。当然,在这些家书中,除了纵论国事,他们谈的更多的,还是家事。他与儿女们谈心聊天,交换意见,操心他们的一切:学业、身体、生活、恋爱,以及成家立业,这种浓浓的父爱,弥漫在字里行间,读着就让人动容。他有九个儿女,个个成才,院士就出了三个(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这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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