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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知行合一的人格实践  

2011-07-18 21:0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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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知行合一的人格实践 解玺璋 曾国藩是我国旧时代的精神领袖,道德楷模。他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活了62岁。他生活的时代,是在乾嘉之后,国家的政治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豪强兼并,官吏贪黩,民生益困,百业凋敝,结果是埋下了民乱的种子,社会益发动荡不安。而官员们不仅“不肯担待处分”,而且“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曾国藩归纳为“掩饰弥缝,苟且偷安”八个字。那时的名流梁章钜,是做了广西巡抚的,但他“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有人要谈整饬吏治,他便称之为“俗吏”。更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得不能打仗,军中费用之奢侈,尤其骇人听闻,平定白莲教乱的时候,一位地方官侵吞白银50万两,“皆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当时的士人被禁锢于故纸堆中,既使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也只能沉迷于所谓汉学的繁琐考证。所以咸同之间就有“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的诬说。 曾国藩大致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为人所知的。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他还是个侍郎,等于现在各部的司局长,声望也并不高。太平军进兵长沙,他正以母丧丁忧,在家守制。清政府要他帮办团练,训练湘勇,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贯彻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去。简而言之,他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就是“维持名教”。日本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非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这种说法显然不了解中国所谓“名教”两字的内涵,其实,忠君勤王就包含在“名教”之中,维持名教,就是尊王。他自信孔孟之道是民族的瑰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读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这里: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所以,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用这种精神组织训练军队,把旧日的名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造就了一支有主

曾国藩:知行合一的人格实践

义,有精神信仰的军队。这是湘军很能打仗的原因之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这就点明了他与洪秀全打得首先是一场精神战,他的胜利首先是孔孟之道的胜利,“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这是他的精神教育在军队之外所得到的一种收获,也是他被全国的士大夫所接受,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原因之一。梁启超是非常尊崇曾国藩的,他在28岁的时候检讨自己,就提到偶读曾国藩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比较,觉不如远甚。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觉得自己诺大本领,其实全是虚伪,不适于用,真可大惧。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尊宋明理学的,但他不以学问家名世,他的好处是把克己问学的修身之道在日常行为中加以落实。知行并进,内圣外王,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要做到。他是靠了个人行为的感化力来施加影响于周围的,所以,读他的文章,不能不研究他的为人办事,不能不了解他是如何“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的。他的《曾文正公全集》,煌煌十二巨册,其中最有价值而不可不读,甚至要反复阅读,终身受用的,我以为有书札、家书、家训、日记、读书笔记这样一些内容,他的这些文字,“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非唐宋以来那些圣贤之言所能比。 曾国藩之不易读,就在于“知行合一”这四个字,知是前提,行是目的。人生最大的愿望,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首先是立德,德之不立,万事皆休。但立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意思是说,立德这件事有时是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然而,“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这样说来,曾国藩可谓一个智者。这个智,不是投机取巧之智,而是从根基上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梁启超说:“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

解玺璋

 

曾国藩:知行合一的人格实践 解玺璋 曾国藩是我国旧时代的精神领袖,道德楷模。他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活了62岁。他生活的时代,是在乾嘉之后,国家的政治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豪强兼并,官吏贪黩,民生益困,百业凋敝,结果是埋下了民乱的种子,社会益发动荡不安。而官员们不仅“不肯担待处分”,而且“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曾国藩归纳为“掩饰弥缝,苟且偷安”八个字。那时的名流梁章钜,是做了广西巡抚的,但他“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有人要谈整饬吏治,他便称之为“俗吏”。更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得不能打仗,军中费用之奢侈,尤其骇人听闻,平定白莲教乱的时候,一位地方官侵吞白银50万两,“皆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当时的士人被禁锢于故纸堆中,既使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也只能沉迷于所谓汉学的繁琐考证。所以咸同之间就有“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的诬说。 曾国藩大致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为人所知的。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他还是个侍郎,等于现在各部的司局长,声望也并不高。太平军进兵长沙,他正以母丧丁忧,在家守制。清政府要他帮办团练,训练湘勇,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贯彻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去。简而言之,他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就是“维持名教”。日本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非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这种说法显然不了解中国所谓“名教”两字的内涵,其实,忠君勤王就包含在“名教”之中,维持名教,就是尊王。他自信孔孟之道是民族的瑰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读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这里: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所以,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用这种精神组织训练军队,把旧日的名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造就了一支有主曾国藩:知行合一的人格实践 - 解玺璋 - 解玺璋的博客

义,有精神信仰的军队。这是湘军很能打仗的原因之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这就点明了他与洪秀全打得首先是一场精神战,他的胜利首先是孔孟之道的胜利,“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这是他的精神教育在军队之外所得到的一种收获,也是他被全国的士大夫所接受,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原因之一。梁启超是非常尊崇曾国藩的,他在28岁的时候检讨自己,就提到偶读曾国藩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比较,觉不如远甚。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觉得自己诺大本领,其实全是虚伪,不适于用,真可大惧。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尊宋明理学的,但他不以学问家名世,他的好处是把克己问学的修身之道在日常行为中加以落实。知行并进,内圣外王,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要做到。他是靠了个人行为的感化力来施加影响于周围的,所以,读他的文章,不能不研究他的为人办事,不能不了解他是如何“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的。他的《曾文正公全集》,煌煌十二巨册,其中最有价值而不可不读,甚至要反复阅读,终身受用的,我以为有书札、家书、家训、日记、读书笔记这样一些内容,他的这些文字,“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非唐宋以来那些圣贤之言所能比。 曾国藩之不易读,就在于“知行合一”这四个字,知是前提,行是目的。人生最大的愿望,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首先是立德,德之不立,万事皆休。但立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意思是说,立德这件事有时是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然而,“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这样说来,曾国藩可谓一个智者。这个智,不是投机取巧之智,而是从根基上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梁启超说:“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

 

    曾国藩是我国旧时代的精神领袖,道德楷模。他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活了62岁。他生活的时代,是在乾嘉之后,国家的政治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豪强兼并,官吏贪黩,民生益困,百业凋敝,结果是埋下了民乱的种子,社会益发动荡不安。而官员们不仅“不肯担待处分”,而且“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曾国藩归纳为“掩饰弥缝,苟且偷安”八个字。那时的名流梁章钜,是做了广西巡抚的,但他“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有人要谈整饬吏治,他便称之为“俗吏”。更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得不能打仗,军中费用之奢侈,尤其骇人听闻,平定白莲教乱的时候,一位地方官侵吞白银50万两,“皆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当时的士人被禁锢于故纸堆中,既使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也只能沉迷于所谓汉学的繁琐考证。所以咸同之间就有“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的诬说。

 

    曾国藩大致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为人所知的。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他还是个侍郎,等于现在各部的司局长,声望也并不高。太平军进兵长沙,他正以母丧丁忧,在家守制。清政府要他帮办团练,训练湘勇,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贯彻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去。简而言之,他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就是“维持名教”。日本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非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这种说法显然不了解中国所谓“名教”两字的内涵,其实,忠君勤王就包含在“名教”之中,维持名教,就是尊王。他自信孔孟之道是民族的瑰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读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这里: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义,有精神信仰的军队。这是湘军很能打仗的原因之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这就点明了他与洪秀全打得首先是一场精神战,他的胜利首先是孔孟之道的胜利,“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这是他的精神教育在军队之外所得到的一种收获,也是他被全国的士大夫所接受,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原因之一。梁启超是非常尊崇曾国藩的,他在28岁的时候检讨自己,就提到偶读曾国藩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比较,觉不如远甚。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觉得自己诺大本领,其实全是虚伪,不适于用,真可大惧。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尊宋明理学的,但他不以学问家名世,他的好处是把克己问学的修身之道在日常行为中加以落实。知行并进,内圣外王,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要做到。他是靠了个人行为的感化力来施加影响于周围的,所以,读他的文章,不能不研究他的为人办事,不能不了解他是如何“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的。他的《曾文正公全集》,煌煌十二巨册,其中最有价值而不可不读,甚至要反复阅读,终身受用的,我以为有书札、家书、家训、日记、读书笔记这样一些内容,他的这些文字,“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非唐宋以来那些圣贤之言所能比。 曾国藩之不易读,就在于“知行合一”这四个字,知是前提,行是目的。人生最大的愿望,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首先是立德,德之不立,万事皆休。但立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意思是说,立德这件事有时是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然而,“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这样说来,曾国藩可谓一个智者。这个智,不是投机取巧之智,而是从根基上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梁启超说:“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

 

    所以,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用这种精神组织训练军队,把旧日的名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造就了一支有主义,有精神信仰的军队。这是湘军很能打仗的原因之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这就点明了他与洪秀全打得首先是一场精神战,他的胜利首先是孔孟之道的胜利,“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这是他的精神教育在军队之外所得到的一种收获,也是他被全国的士大夫所接受,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原因之一。梁启超是非常尊崇曾国藩的,他在28岁的时候检讨自己,就提到偶读曾国藩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比较,觉不如远甚。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觉得自己诺大本领,其实全是虚伪,不适于用,真可大惧。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

 

曾国藩:知行合一的人格实践 解玺璋 曾国藩是我国旧时代的精神领袖,道德楷模。他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活了62岁。他生活的时代,是在乾嘉之后,国家的政治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豪强兼并,官吏贪黩,民生益困,百业凋敝,结果是埋下了民乱的种子,社会益发动荡不安。而官员们不仅“不肯担待处分”,而且“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曾国藩归纳为“掩饰弥缝,苟且偷安”八个字。那时的名流梁章钜,是做了广西巡抚的,但他“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有人要谈整饬吏治,他便称之为“俗吏”。更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得不能打仗,军中费用之奢侈,尤其骇人听闻,平定白莲教乱的时候,一位地方官侵吞白银50万两,“皆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当时的士人被禁锢于故纸堆中,既使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也只能沉迷于所谓汉学的繁琐考证。所以咸同之间就有“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的诬说。 曾国藩大致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为人所知的。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他还是个侍郎,等于现在各部的司局长,声望也并不高。太平军进兵长沙,他正以母丧丁忧,在家守制。清政府要他帮办团练,训练湘勇,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贯彻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去。简而言之,他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就是“维持名教”。日本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非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这种说法显然不了解中国所谓“名教”两字的内涵,其实,忠君勤王就包含在“名教”之中,维持名教,就是尊王。他自信孔孟之道是民族的瑰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读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这里: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所以,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用这种精神组织训练军队,把旧日的名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造就了一支有主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尊宋明理学的,但他不以学问家名世,他的好处是把克己问学的修身之道在日常行为中加以落实。知行并进,内圣外王,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要做到。他是靠了个人行为的感化力来施加影响于周围的,所以,读他的文章,不能不研究他的为人办事,不能不了解他是如何“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的。他的《曾文正公全集》,煌煌十二巨册,其中最有价值而不可不读,甚至要反复阅读,终身受用的,我以为有书札、家书、家训、日记、读书笔记这样一些内容,他的这些文字,“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非唐宋以来那些圣贤之言所能比。

 

    曾国藩之不易读,就在于“知行合一”这四个字,知是前提,行是目的。人生最大的愿望,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首先是立德,德之不立,万事皆休。但立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意思是说,立德这件事有时是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然而,“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这样说来,曾国藩可谓一个智者。这个智,不是投机取巧之智,而是从根基上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梁启超说:“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试想,生在一个“学绝道丧,人欲横流”的时代,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移风易俗,他需要多么不一般的勇气和智慧啊!近年来有读曾国藩者,更看重曾国藩的仕途,惊讶于9年内连升十级的谋略与经验,这是误把曾国藩当作一部升迁教科书,或官场弄权经了。这对曾国藩固然伤害不了什么,因为有他的言行放在那里,后人可以自己去阅读,去体验,倒是这些人在曾国藩面前照出了自己的小,也小看或低估了当今社会阅读曾国藩的现实意义。

曾国藩:知行合一的人格实践 解玺璋 曾国藩是我国旧时代的精神领袖,道德楷模。他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活了62岁。他生活的时代,是在乾嘉之后,国家的政治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豪强兼并,官吏贪黩,民生益困,百业凋敝,结果是埋下了民乱的种子,社会益发动荡不安。而官员们不仅“不肯担待处分”,而且“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曾国藩归纳为“掩饰弥缝,苟且偷安”八个字。那时的名流梁章钜,是做了广西巡抚的,但他“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有人要谈整饬吏治,他便称之为“俗吏”。更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得不能打仗,军中费用之奢侈,尤其骇人听闻,平定白莲教乱的时候,一位地方官侵吞白银50万两,“皆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当时的士人被禁锢于故纸堆中,既使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也只能沉迷于所谓汉学的繁琐考证。所以咸同之间就有“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的诬说。 曾国藩大致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为人所知的。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他还是个侍郎,等于现在各部的司局长,声望也并不高。太平军进兵长沙,他正以母丧丁忧,在家守制。清政府要他帮办团练,训练湘勇,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贯彻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去。简而言之,他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就是“维持名教”。日本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非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这种说法显然不了解中国所谓“名教”两字的内涵,其实,忠君勤王就包含在“名教”之中,维持名教,就是尊王。他自信孔孟之道是民族的瑰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读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这里: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所以,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用这种精神组织训练军队,把旧日的名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造就了一支有主

 

    当然,清王朝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努力而最终得救,或者说,他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长远。但他能在西洋文化汹涌而来的时候,不拒绝,不恐慌,同时,能在本民族固有美德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时候身体力行,竭力撑持,这种勇气和见识仍然让我们感动和钦佩。他也有他的局限,他以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训练的湘军,就成为民国以来军队私有化的滥觞,为封建军阀搞地方割据种下了祸根。足以证明我们的旧礼法,旧道德,也是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和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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