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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为谁而作  

2011-11-30 19:5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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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为谁而作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解玺璋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于1921年,距今恰好90年了。原为他在南开大学的讲稿,后作为拟著《中国文化史》的导论,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他的学生张荫麟称赞此书,“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 不过,梁启超的这本书和西洋史学倒还真有些渊源。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在回忆往事时讲到,二哥曾向梁任公“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后许多历史学术的著作,也就陆续出版,成为民国史学上的一位大师”。 二者之间是否真如丁文渊所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倒也未必,不过,梁启超在这本书中的确多次讲到“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的进步,他所谓新史学,自然从这种进步中得到过必要的点拨和启发。他开宗明义讲道,当今史学之进步有两大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历史写作因此而立于“真实”的基础之上。“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一世界人之资格也”。 后面这一点正是梁启超反思中国传统历史写作的立足点,他因此提出一个极严肃的问题:历史为谁而作?他承认,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至少从梁启超作此书时前推二百年是可以这么说的。但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的史书虽然很多,但真正为国民而作的史学却很少,几乎是凤毛麟角。他说:“《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他又以《资治通鉴》为例,指出:“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 这在封建专制时代也许不是问题。尽管一些有见识的学者曾经 历史为谁而作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所以他说:“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虽然只有10万字,却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著作,涉及到中国史学及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站在现代立场上反省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提出新的分析、运用史料的方法和原则,阐述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新史学规划出一幅美好的蓝图。这篇短文,我只能拎出为谁写和谁来读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略作介绍。然而,这在当下又是一个很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问题,是当下历史写作不容忽视的问题。看上去,历史写作一派繁荣景象,但其中不乏戏说和八卦,更有“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的被政治化,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对历史书写本身是一种严重的伤害。没有良史,何来信史?没有信史,何以实现国民个性圆满发达之目的?看来,梁启超当年所忧虑的,当今仍然要忧虑;梁启超当年所希望的,至今尚未完全变成现实。仅此而言,今天重读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必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解玺璋

痛切批评班固以下的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将他们所撰史书称之为“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但在一个国民无任何地位可言的时代,要求历史学家为国民写史,恐怕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那个时代,除了司马迁说过,他撰写《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打算“藏诸名山,传与其人”外,绝大部分史书都是藏诸官府的。所以,梁启超不客气地说:“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 所以提出了开创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改造的任务,梁启超说,这“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因为,就国民教育的紧迫性而言,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一定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一定是以活生生的人为本位的历史,不能是以死人为本位的历史。所谓史学之新,就新在这里,这是历史叙事在新的时代必须承担的责任。他说:“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读者不同,所需历史亦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更不同。过去读史,在帝王,是借此养成驾驭臣僚的权势和权术;在食禄之徒,是把自己变成专制帝王的忠顺臣民。而“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 在这里,梁启超把历史写作和阅读看作是国民个性圆满发达的必要条件,因此,他更看重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他批评以往治史的人,“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还有“为亲贤讳”而不惜颠倒歪曲事实的,这种虚假、伪造的历史书写,其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他希望大家都做良史,“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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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于1921年,距今恰好90年了。原为他在南开大学的讲稿,后作为拟著《中国文化史》的导论,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他的学生张荫麟称赞此书,“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

 

,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所以他说:“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虽然只有10万字,却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著作,涉及到中国史学及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站在现代立场上反省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提出新的分析、运用史料的方法和原则,阐述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新史学规划出一幅美好的蓝图。这篇短文,我只能拎出为谁写和谁来读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略作介绍。然而,这在当下又是一个很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问题,是当下历史写作不容忽视的问题。看上去,历史写作一派繁荣景象,但其中不乏戏说和八卦,更有“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的被政治化,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对历史书写本身是一种严重的伤害。没有良史,何来信史?没有信史,何以实现国民个性圆满发达之目的?看来,梁启超当年所忧虑的,当今仍然要忧虑;梁启超当年所希望的,至今尚未完全变成现实。仅此而言,今天重读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必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梁启超的这本书和西洋史学倒还真有些渊源。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在回忆往事时讲到,二哥曾向梁任公“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后许多历史学术的著作,也就陆续出版,成为民国史学上的一位大师”。

 

历史为谁而作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解玺璋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于1921年,距今恰好90年了。原为他在南开大学的讲稿,后作为拟著《中国文化史》的导论,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他的学生张荫麟称赞此书,“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 不过,梁启超的这本书和西洋史学倒还真有些渊源。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在回忆往事时讲到,二哥曾向梁任公“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后许多历史学术的著作,也就陆续出版,成为民国史学上的一位大师”。 二者之间是否真如丁文渊所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倒也未必,不过,梁启超在这本书中的确多次讲到“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的进步,他所谓新史学,自然从这种进步中得到过必要的点拨和启发。他开宗明义讲道,当今史学之进步有两大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历史写作因此而立于“真实”的基础之上。“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一世界人之资格也”。 后面这一点正是梁启超反思中国传统历史写作的立足点,他因此提出一个极严肃的问题:历史为谁而作?他承认,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至少从梁启超作此书时前推二百年是可以这么说的。但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的史书虽然很多,但真正为国民而作的史学却很少,几乎是凤毛麟角。他说:“《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他又以《资治通鉴》为例,指出:“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 这在封建专制时代也许不是问题。尽管一些有见识的学者曾经

二者之间是否真如丁文渊所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倒也未必,不过,梁启超在这本书中的确多次讲到“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的进步,他所谓新史学,自然从这种进步中得到过必要的点拨和启发。他开宗明义讲道,当今史学之进步有两大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历史写作因此而立于“真实”的基础之上。“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一世界人之资格也”。

,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所以他说:“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虽然只有10万字,却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著作,涉及到中国史学及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站在现代立场上反省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提出新的分析、运用史料的方法和原则,阐述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新史学规划出一幅美好的蓝图。这篇短文,我只能拎出为谁写和谁来读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略作介绍。然而,这在当下又是一个很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问题,是当下历史写作不容忽视的问题。看上去,历史写作一派繁荣景象,但其中不乏戏说和八卦,更有“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的被政治化,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对历史书写本身是一种严重的伤害。没有良史,何来信史?没有信史,何以实现国民个性圆满发达之目的?看来,梁启超当年所忧虑的,当今仍然要忧虑;梁启超当年所希望的,至今尚未完全变成现实。仅此而言,今天重读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必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后面这一点正是梁启超反思中国传统历史写作的立足点,他因此提出一个极严肃的问题:历史为谁而作?他承认,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至少从梁启超作此书时前推二百年是可以这么说的。但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的史书虽然很多,但真正为国民而作的史学却很少,几乎是凤毛麟角。他说:“《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他又以《资治通鉴》为例,指出:“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

 

这在封建专制时代也许不是问题。尽管一些有见识的学者曾经痛切批评班固以下的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将他们所撰史书称之为“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但在一个国民无任何地位可言的时代,要求历史学家为国民写史,恐怕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那个时代,除了司马迁说过,他撰写《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打算“藏诸名山,传与其人”外,绝大部分史书都是藏诸官府的。所以,梁启超不客气地说:“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

 

所以提出了开创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改造的任务,梁启超说,这“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因为,就国民教育的紧迫性而言,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一定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一定是以活生生的人为本位的历史,不能是以死人为本位的历史。所谓史学之新,就新在这里,这是历史叙事在新的时代必须承担的责任。他说:“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读者不同,所需历史亦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更不同。过去读史,在帝王,是借此养成驾驭臣僚的权势和权术;在食禄之徒,是把自己变成专制帝王的忠顺臣民。而“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

历史为谁而作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解玺璋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于1921年,距今恰好90年了。原为他在南开大学的讲稿,后作为拟著《中国文化史》的导论,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他的学生张荫麟称赞此书,“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 不过,梁启超的这本书和西洋史学倒还真有些渊源。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在回忆往事时讲到,二哥曾向梁任公“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后许多历史学术的著作,也就陆续出版,成为民国史学上的一位大师”。 二者之间是否真如丁文渊所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倒也未必,不过,梁启超在这本书中的确多次讲到“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的进步,他所谓新史学,自然从这种进步中得到过必要的点拨和启发。他开宗明义讲道,当今史学之进步有两大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历史写作因此而立于“真实”的基础之上。“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一世界人之资格也”。 后面这一点正是梁启超反思中国传统历史写作的立足点,他因此提出一个极严肃的问题:历史为谁而作?他承认,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至少从梁启超作此书时前推二百年是可以这么说的。但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的史书虽然很多,但真正为国民而作的史学却很少,几乎是凤毛麟角。他说:“《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他又以《资治通鉴》为例,指出:“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 这在封建专制时代也许不是问题。尽管一些有见识的学者曾经 

在这里,梁启超把历史写作和阅读看作是国民个性圆满发达的必要条件,因此,他更看重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他批评以往治史的人,“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还有“为亲贤讳”而不惜颠倒歪曲事实的,这种虚假、伪造的历史书写,其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他希望大家都做良史,“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所以他说:“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所以他说:“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虽然只有10万字,却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著作,涉及到中国史学及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站在现代立场上反省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提出新的分析、运用史料的方法和原则,阐述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新史学规划出一幅美好的蓝图。这篇短文,我只能拎出为谁写和谁来读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略作介绍。然而,这在当下又是一个很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问题,是当下历史写作不容忽视的问题。看上去,历史写作一派繁荣景象,但其中不乏戏说和八卦,更有“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的被政治化,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对历史书写本身是一种严重的伤害。没有良史,何来信史?没有信史,何以实现国民个性圆满发达之目的?看来,梁启超当年所忧虑的,当今仍然要忧虑;梁启超当年所希望的,至今尚未完全变成现实。仅此而言,今天重读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必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虽然只有10万字,却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著作,涉及到中国史学及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站在现代立场上反省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提出新的分析、运用史料的方法和原则,阐述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新史学规划出一幅美好的蓝图。这篇短文,我只能拎出为谁写和谁来读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略作介绍。然而,这在当下又是一个很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问题,是当下历史写作不容忽视的问题。看上去,历史写作一派繁荣景象,但其中不乏戏说和八卦,更有“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的被政治化,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对历史书写本身是一种严重的伤害。没有良史,何来信史?没有信史,何以实现国民个性圆满发达之目的?看来,梁启超当年所忧虑的,当今仍然要忧虑;梁启超当年所希望的,至今尚未完全变成现实。仅此而言,今天重读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必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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