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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轮到王阳明了吗?  

2011-11-25 11:5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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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轮到王阳明了吗? 解玺璋 忽然觉得有了读王阳明的必要。这种感觉源于最近一个时期读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一些书。康有为在《我史》中讲到他早年曾经师从朱九江先生,“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这位朱九江先生在思想上和王阳明便有一些渊源。梁启超祖居广东新会,这里也是明代大儒陈白沙的故乡。陈白沙不像王阳明那样有名,但他们的学说很接近,都来自宋代的陆九渊,所以有陆王之称。陈白沙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一直在家乡隐居,他的学术、思想,对岭南一带的学风、民风影响甚大。梁氏虽非书香门第,但其家风、家教仍离不开白沙心学或陆王心学这个背景,梁启超的人格、品性也离不开心学的滋养和熏陶。于是,要探究康梁精神、人格的奥秘,追根溯源,就希望对王阳明也有一些了解。 王阳明这个名字其实并不陌生,很早我就买过他的全集,可惜一直没有认真读过。对他的了解,大约也只是记得他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类的话。至于他的“心学”,则莫名所以,以为是很神秘的东西。近来读了一些他的书以及介绍其思想的书,对他和他的思想才算是略有了解。简言之,他的学说强调人的精神的主观能动性,以个人的感悟、自觉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有反对教条,解放思想的意义在里面。而且,与其说他反对的是程朱理学,还不如说他反对的只是钦定的思想,反对将任何思想定于一尊。他强调“知行合一”,反对学者中空谈义理,不干实事,言行脱节的恶劣风气,实际上也是要恢复读书人“内圣外王”的传统,变“君为臣纲”为君臣之“义”。他提倡“致良知”,但他说的这个“知”,不是格物致知,即知识的那个知,而是“德行之知”。因此,知行合一指的是道德意

该轮到王阳明了吗? 解玺璋 忽然觉得有了读王阳明的必要。这种感觉源于最近一个时期读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一些书。康有为在《我史》中讲到他早年曾经师从朱九江先生,“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这位朱九江先生在思想上和王阳明便有一些渊源。梁启超祖居广东新会,这里也是明代大儒陈白沙的故乡。陈白沙不像王阳明那样有名,但他们的学说很接近,都来自宋代的陆九渊,所以有陆王之称。陈白沙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一直在家乡隐居,他的学术、思想,对岭南一带的学风、民风影响甚大。梁氏虽非书香门第,但其家风、家教仍离不开白沙心学或陆王心学这个背景,梁启超的人格、品性也离不开心学的滋养和熏陶。于是,要探究康梁精神、人格的奥秘,追根溯源,就希望对王阳明也有一些了解。 王阳明这个名字其实并不陌生,很早我就买过他的全集,可惜一直没有认真读过。对他的了解,大约也只是记得他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类的话。至于他的“心学”,则莫名所以,以为是很神秘的东西。近来读了一些他的书以及介绍其思想的书,对他和他的思想才算是略有了解。简言之,他的学说强调人的精神的主观能动性,以个人的感悟、自觉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有反对教条,解放思想的意义在里面。而且,与其说他反对的是程朱理学,还不如说他反对的只是钦定的思想,反对将任何思想定于一尊。他强调“知行合一”,反对学者中空谈义理,不干实事,言行脱节的恶劣风气,实际上也是要恢复读书人“内圣外王”的传统,变“君为臣纲”为君臣之“义”。他提倡“致良知”,但他说的这个“知”,不是格物致知,即知识的那个知,而是“德行之知”。因此,知行合一指的是道德意 该轮到王阳明了吗?

解玺璋

该轮到王阳明了吗? - 解玺璋 - 解玺璋的博客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而致良知,首先是一种道德实践,是人格和精神的自我修养。它所强调的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王阳明生活于明朝中期,当时,政治腐败,思想专制,官员们的贪腐愈演愈烈,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有权势的人手里集中,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表面的繁华之下,各种社会矛盾表现得十分尖锐。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不是选择独善其身,闭口不言,就是因直言而获罪,连负有监察之责的官员都不敢说话,没有言论和批评的自由。王阳明就因上书皇帝,要求皇帝出面保护被刘瑾迫害的言官,自己被指为犯上作乱,打四十大板,投入监狱,不久又被流放到十分偏远的贵州。恰恰是在这里,王阳明开始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认识到它的危害,就在于已经沦为统治者残害正直、善良人的工具,以及欺骗、麻痹人的手段。他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官方的态度还是皇帝的谕旨,无论是孔子之言还是朱熹之说,都不能代表天理,如果说还有天理的话,那么,这个理只能是在自己的心中,也就是保存在我们心中的那一点良知。 得出这个结论的王阳明因此大彻大悟,精神得到了大解放、大自由。在他看来,一个人要实现自身价值,要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事情,就必须摆脱“三纲五常”的束缚,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只要自己的良知认为是对的,即使皇帝老子、孔子朱熹反对,也应该坚持。这是读书人的真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给漂泊的心灵找到一个归宿,所谓安身立命之处,就在这里。这也是当今我们不得不读王阳明的理由之一。有人问:为什么天天读卡耐基人际关系还是一塌糊涂,为什么天天读曾国藩还是仕途失意,为什么天天读胡雪岩仍然一贫如洗?答案最终归结为一点,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们那样的
    

        忽然觉得有了读王阳明的必要。这种感觉源于最近一个时期读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一些书。康有为在《我史》中讲到他早年曾经师从朱九江先生,“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这位朱九江先生在思想上和王阳明便有一些渊源。梁启超祖居广东新会,这里也是明代大儒陈白沙的故乡。陈白沙不像王阳明那样有名,但他们的学说很接近,都来自宋代的陆九渊,所以有陆王之称。陈白沙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一直在家乡隐居,他的学术、思想,对岭南一带的学风、民风影响甚大。梁氏虽非书香门第,但其家风、家教仍离不开白沙心学或陆王心学这个背景,梁启超的人格、品性也离不开心学的滋养和熏陶。于是,要探究康梁精神、人格的奥秘,追根溯源,就希望对王阳明也有一些了解。

该轮到王阳明了吗? 解玺璋 忽然觉得有了读王阳明的必要。这种感觉源于最近一个时期读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一些书。康有为在《我史》中讲到他早年曾经师从朱九江先生,“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这位朱九江先生在思想上和王阳明便有一些渊源。梁启超祖居广东新会,这里也是明代大儒陈白沙的故乡。陈白沙不像王阳明那样有名,但他们的学说很接近,都来自宋代的陆九渊,所以有陆王之称。陈白沙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一直在家乡隐居,他的学术、思想,对岭南一带的学风、民风影响甚大。梁氏虽非书香门第,但其家风、家教仍离不开白沙心学或陆王心学这个背景,梁启超的人格、品性也离不开心学的滋养和熏陶。于是,要探究康梁精神、人格的奥秘,追根溯源,就希望对王阳明也有一些了解。 王阳明这个名字其实并不陌生,很早我就买过他的全集,可惜一直没有认真读过。对他的了解,大约也只是记得他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类的话。至于他的“心学”,则莫名所以,以为是很神秘的东西。近来读了一些他的书以及介绍其思想的书,对他和他的思想才算是略有了解。简言之,他的学说强调人的精神的主观能动性,以个人的感悟、自觉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有反对教条,解放思想的意义在里面。而且,与其说他反对的是程朱理学,还不如说他反对的只是钦定的思想,反对将任何思想定于一尊。他强调“知行合一”,反对学者中空谈义理,不干实事,言行脱节的恶劣风气,实际上也是要恢复读书人“内圣外王”的传统,变“君为臣纲”为君臣之“义”。他提倡“致良知”,但他说的这个“知”,不是格物致知,即知识的那个知,而是“德行之知”。因此,知行合一指的是道德意

 

心路历程,心灵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任何外在的追求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而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一剂让内心强大起来的良药。从最近几个月的畅销书排行榜我们看到,王阳明越来越被读者所关注。这个现象是意味深长的,说明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意识到王阳明与当下精神生活的关系。难怪李泽厚的最新谈话录特意用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样一个书名,事实上也与当下的这种情境不谋而合。该书涉及到许多问题,但核心还是李泽厚所说:“让哲学主题回到世间人际的情感中来吧,让哲学形式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吧。以眷恋、珍惜、感伤、了悟来替代那空洞而不可解的‘畏’和‘烦’,来替代由它而激发出的后现代的‘碎片’、‘当下’。不是一切已成碎片只有当下真实,不是不可言说的存在神秘,不是绝对律令的上帝,而是人类自身实存与宇宙协同共在,才是根本所在。”这也正是王阳明可能提供给我们的。 王阳明这个名字其实并不陌生,很早我就买过他的全集,可惜一直没有认真读过。对他的了解,大约也只是记得他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类的话。至于他的“心学”,则莫名所以,以为是很神秘的东西。近来读了一些他的书以及介绍其思想的书,对他和他的思想才算是略有了解。简言之,他的学说强调人的精神的主观能动性,以个人的感悟、自觉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有反对教条,解放思想的意义在里面。而且,与其说他反对的是程朱理学,还不如说他反对的只是钦定的思想,反对将任何思想定于一尊。他强调“知行合一”,反对学者中空谈义理,不干实事,言行脱节的恶劣风气,实际上也是要恢复读书人“内圣外王”的传统,变“君为臣纲”为君臣之“义”。他提倡“致良知”,但他说的这个“知”,不是格物致知,即知识的那个知,而是“德行之知”。因此,知行合一指的是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而致良知,首先是一种道德实践,是人格和精神的自我修养。它所强调的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而致良知,首先是一种道德实践,是人格和精神的自我修养。它所强调的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王阳明生活于明朝中期,当时,政治腐败,思想专制,官员们的贪腐愈演愈烈,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有权势的人手里集中,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表面的繁华之下,各种社会矛盾表现得十分尖锐。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不是选择独善其身,闭口不言,就是因直言而获罪,连负有监察之责的官员都不敢说话,没有言论和批评的自由。王阳明就因上书皇帝,要求皇帝出面保护被刘瑾迫害的言官,自己被指为犯上作乱,打四十大板,投入监狱,不久又被流放到十分偏远的贵州。恰恰是在这里,王阳明开始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认识到它的危害,就在于已经沦为统治者残害正直、善良人的工具,以及欺骗、麻痹人的手段。他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官方的态度还是皇帝的谕旨,无论是孔子之言还是朱熹之说,都不能代表天理,如果说还有天理的话,那么,这个理只能是在自己的心中,也就是保存在我们心中的那一点良知。 得出这个结论的王阳明因此大彻大悟,精神得到了大解放、大自由。在他看来,一个人要实现自身价值,要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事情,就必须摆脱“三纲五常”的束缚,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只要自己的良知认为是对的,即使皇帝老子、孔子朱熹反对,也应该坚持。这是读书人的真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给漂泊的心灵找到一个归宿,所谓安身立命之处,就在这里。这也是当今我们不得不读王阳明的理由之一。有人问:为什么天天读卡耐基人际关系还是一塌糊涂,为什么天天读曾国藩还是仕途失意,为什么天天读胡雪岩仍然一贫如洗?答案最终归结为一点,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们那样的

王阳明生活于明朝中期,当时,政治腐败,思想专制,官员们的贪腐愈演愈烈,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有权势的人手里集中,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表面的繁华之下,各种社会矛盾表现得十分尖锐。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不是选择独善其身,闭口不言,就是因直言而获罪,连负有监察之责的官员都不敢说话,没有言论和批评的自由。王阳明就因上书皇帝,要求皇帝出面保护被刘瑾迫害的言官,自己被指为犯上作乱,打四十大板,投入监狱,不久又被流放到十分偏远的贵州。恰恰是在这里,王阳明开始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认识到它的危害,就在于已经沦为统治者残害正直、善良人的工具,以及欺骗、麻痹人的手段。他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官方的态度还是皇帝的谕旨,无论是孔子之言还是朱熹之说,都不能代表天理,如果说还有天理的话,那么,这个理只能是在自己的心中,也就是保存在我们心中的那一点良知。

心路历程,心灵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任何外在的追求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而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一剂让内心强大起来的良药。从最近几个月的畅销书排行榜我们看到,王阳明越来越被读者所关注。这个现象是意味深长的,说明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意识到王阳明与当下精神生活的关系。难怪李泽厚的最新谈话录特意用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样一个书名,事实上也与当下的这种情境不谋而合。该书涉及到许多问题,但核心还是李泽厚所说:“让哲学主题回到世间人际的情感中来吧,让哲学形式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吧。以眷恋、珍惜、感伤、了悟来替代那空洞而不可解的‘畏’和‘烦’,来替代由它而激发出的后现代的‘碎片’、‘当下’。不是一切已成碎片只有当下真实,不是不可言说的存在神秘,不是绝对律令的上帝,而是人类自身实存与宇宙协同共在,才是根本所在。”这也正是王阳明可能提供给我们的。 

得出这个结论的王阳明因此大彻大悟,精神得到了大解放、大自由。在他看来,一个人要实现自身价值,要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事情,就必须摆脱“三纲五常”的束缚,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只要自己的良知认为是对的,即使皇帝老子、孔子朱熹反对,也应该坚持。这是读书人的真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给漂泊的心灵找到一个归宿,所谓安身立命之处,就在这里。这也是当今我们不得不读王阳明的理由之一。有人问:为什么天天读卡耐基人际关系还是一塌糊涂,为什么天天读曾国藩还是仕途失意,为什么天天读胡雪岩仍然一贫如洗?答案最终归结为一点,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们那样的心路历程,心灵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任何外在的追求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而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一剂让内心强大起来的良药。从最近几个月的畅销书排行榜我们看到,王阳明越来越被读者所关注。这个现象是意味深长的,说明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意识到王阳明与当下精神生活的关系。难怪李泽厚的最新谈话录特意用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样一个书名,事实上也与当下的这种情境不谋而合。该书涉及到许多问题,但核心还是李泽厚所说:“让哲学主题回到世间人际的情感中来吧,让哲学形式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吧。以眷恋、珍惜、感伤、了悟来替代那空洞而不可解的‘畏’和‘烦’,来替代由它而激发出的后现代的‘碎片’、‘当下’。不是一切已成碎片只有当下真实,不是不可言说的存在神秘,不是绝对律令的上帝,而是人类自身实存与宇宙协同共在,才是根本所在。”这也正是王阳明可能提供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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