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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谷芳:禅者原是有情人  

2010-09-27 17:3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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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谷芳:禅者原是有情人 解玺璋 记得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好像还下着小雨,张艺谋正在太庙演出他的《图兰朵》,而在离太庙不算很远的地方,北京的青年宫内,从台湾来的林谷芳先生正在作关于“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的演讲。那天他讲到了蒙古音乐。这是我所听过的最动人的一次演讲,演讲人的风采还在其次,最让我动心的,是他对蒙古音乐的理解和感知。他使我觉得,音乐不仅仅是艺术,它还是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音乐之于他,就不仅仅是欣赏,还有感怀,甚至更多的倒是感怀。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音乐的,惟其如此,他才能在蒙古人的歌唱中听出了深藏心底的那种寂寞。 认识林先生却是在这次演讲之前。机缘是他的《谛观有情——中国音乐传世经典》在内地出版。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大书,据说,在这几年里,林先生曾数十次飞过海峡,来到内地,就是要给他编纂的经典音乐作品选择演奏员。他像个为儿女挑选恋人的家长,带着挑剔的眼光,跑遍了国内各大演奏团体,终于制作完成了包括10张光碟和两本专著在内的这部中国古典音乐传世典藏。在出版方面帮他张罗并穿针引线的孙小宁与侯健飞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把林先生和他的书介绍给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先生,他一身布衣布裤,面带微笑,侃侃而谈,显露出素雅淡泊、平常随意的文人之风。以后听说他是从小修禅的,更钦佩他的禅修能不留痕迹到这种境界。 他和我们谈起音乐,他的谈法是我不曾想到的,有一种新鲜感。过去听说音乐是不能诉诸语言的,语言无法描述音乐的美而只能破坏音乐的美。这种美学观念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于是,音乐变成了一种不可知的“神”的恩赐,而听众只能被动地享受,却不能与其主动地达成理解和认知。但林谷芳先生却告诉我们,音乐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美的享受,它还是一种语言,一种资讯,一种传播手段;它不仅仅和我们的听觉发生联系,而且还会作用于我们的文化认知系统。他说:“只要我们体认音乐是人类心灵活动的一种呈现,想离开认知系统来谈音乐感受就不可能。”基于这种理解,他对“诉诸直接‘感觉’”,“排斥任何认知”的反智主义持批评态度。他相信,“音乐也是人类表达感情及意义的一种符号”,所以,一定的音乐总是和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离开了相应的文化背景,就无法理解相应的音乐作品。那天,他在演讲中不断地穿插播放一些乐曲,试图证明,“人类在用音乐呈现其内心世界时,其实也各有自己的表达系统。因此,当我们自以为了解对方的音乐时,往往也只是以自己的系统‘自以为是’地去解释所听到的声音罢了”。 林谷芳先生对音乐的这种看法在他所著《谛观有情——中国音乐传世经典》一书中有更加充分和更加系统的发挥。什么是谛观有情呢?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强调音乐要诉诸人的情感,要和人的生命融为一体,与人的生命状态不可分割。听了他的演讲,再读这本书,我对他似乎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把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处境描述为一种在西方强势文化压迫下异质化的过程。百余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的被轻视和被误解,常常只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中

林谷芳:禅者原是有情人

林谷芳:禅者原是有情人 解玺璋 记得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好像还下着小雨,张艺谋正在太庙演出他的《图兰朵》,而在离太庙不算很远的地方,北京的青年宫内,从台湾来的林谷芳先生正在作关于“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的演讲。那天他讲到了蒙古音乐。这是我所听过的最动人的一次演讲,演讲人的风采还在其次,最让我动心的,是他对蒙古音乐的理解和感知。他使我觉得,音乐不仅仅是艺术,它还是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音乐之于他,就不仅仅是欣赏,还有感怀,甚至更多的倒是感怀。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音乐的,惟其如此,他才能在蒙古人的歌唱中听出了深藏心底的那种寂寞。 认识林先生却是在这次演讲之前。机缘是他的《谛观有情——中国音乐传世经典》在内地出版。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大书,据说,在这几年里,林先生曾数十次飞过海峡,来到内地,就是要给他编纂的经典音乐作品选择演奏员。他像个为儿女挑选恋人的家长,带着挑剔的眼光,跑遍了国内各大演奏团体,终于制作完成了包括10张光碟和两本专著在内的这部中国古典音乐传世典藏。在出版方面帮他张罗并穿针引线的孙小宁与侯健飞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把林先生和他的书介绍给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先生,他一身布衣布裤,面带微笑,侃侃而谈,显露出素雅淡泊、平常随意的文人之风。以后听说他是从小修禅的,更钦佩他的禅修能不留痕迹到这种境界。 他和我们谈起音乐,他的谈法是我不曾想到的,有一种新鲜感。过去听说音乐是不能诉诸语言的,语言无法描述音乐的美而只能破坏音乐的美。这种美学观念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于是,音乐变成了一种不可知的“神”的恩赐,而听众只能被动地享受,却不能与其主动地达成理解和认知。但林谷芳先生却告诉我们,音乐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美的享受,它还是一种语言,一种资讯,一种传播手段;它不仅仅和我们的听觉发生联系,而且还会作用于我们的文化认知系统。他说:“只要我们体认音乐是人类心灵活动的一种呈现,想离开认知系统来谈音乐感受就不可能。”基于这种理解,他对“诉诸直接‘感觉’”,“排斥任何认知”的反智主义持批评态度。他相信,“音乐也是人类表达感情及意义的一种符号”,所以,一定的音乐总是和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离开了相应的文化背景,就无法理解相应的音乐作品。那天,他在演讲中不断地穿插播放一些乐曲,试图证明,“人类在用音乐呈现其内心世界时,其实也各有自己的表达系统。因此,当我们自以为了解对方的音乐时,往往也只是以自己的系统‘自以为是’地去解释所听到的声音罢了”。 林谷芳先生对音乐的这种看法在他所著《谛观有情——中国音乐传世经典》一书中有更加充分和更加系统的发挥。什么是谛观有情呢?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强调音乐要诉诸人的情感,要和人的生命融为一体,与人的生命状态不可分割。听了他的演讲,再读这本书,我对他似乎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把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处境描述为一种在西方强势文化压迫下异质化的过程。百余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的被轻视和被误解,常常只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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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族音乐的结果。他因此提醒读者:“在没有意识到文化的诸多层面与特殊环境以及生命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时,就率尔去论列文化的优劣,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 很显然,林谷芳先生数十年来的努力,就是要重建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他的工作最终使中国音乐的独特性凸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中国音乐不是相对于西方音乐的一种“异质”,它在时空背景、形态结构、表现手法以及价值理念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丰富性和自足性。不过,音乐本身毕竟不是一种价值理念,对它的感知,首要的还不是外在的立场,而是内在的投入。在现实中,对于中国音乐独特价值的认识是一回事,是否有能力感受这种独特的美,则是另一回事。我想,林谷芳先生把自己的形象设定为“一个内在悠游者”,就是要设法解决这样一个现实性的矛盾吧。从他的努力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条通向中国民族音乐殿堂的路径。 说起来,林先生每次来北京,我们都能小聚,但接触的机会还是太少了,有限的几次相聚,又不能深入交谈,总觉得对于林先生的生命观照,难说没有因为心的局限而被遮蔽。所以,后来看到他和孙小宁对谈的那本书《十年去来——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我倒觉得,这是孙小宁给了我一个深入了解林谷芳先生的机会。在这本书中,孙小宁与林先生所谈内容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领域,比如两岸文化的异同、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时代和社会演变中文化的失落与承担、民族之间的坚守与融合、宗教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城市传统的发展与遗失等诸多方面,都曾被他们提出来加以讨论。这固然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但我感到更有意思的,还是林先生观察问题的方式以及谈话的态度。他得出的某些结论或许是我不能理解或认同的,但他的睿智和平常心,却值得我的尊敬和效法。 事实上,对于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观察、思考、比较、判断与鉴别,可以有许多种方式,林谷芳先生所用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就像他在回答孙小宁的提问时所说:“今天我跟你谈中国,并不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国,而是由于我是一个文化的直接实践者,一个自觉的实践者。”这正是他在《谛观有情》中让我们领略过的方式和态度,他归结为禅者的达观,不拘泥于任何成规和理念,见证于自己的感悟和情怀。宋朝的严羽有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说法,也是主张以禅心见证万物,从某种观念和理论出发,倒可能成为认识事物的障碍。我们来到人世间,会遇到许多困扰,许多麻烦。我们会想,怎样生活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和快乐?人的生老病死既不能由我们自己说了算,那么,在冥冥之中是否真有我们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能在怎样的情况下把握自己的命运?勘破生命的奥秘,就人类的智慧而言,是可能的吗?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解答,于是,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和理论,每一种宗教和理论似乎都许诺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答案,我们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就OK了。 在很多人看来,禅也是这样。很多人要求于禅的,也是一个简单明晰的答案。我见过许多喜欢谈禅或自称修禅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禅的身上,把自己交付于禅,以为林谷芳:禅者原是有情人 - 解玺璋 - 解玺璋的博客

 

    记得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好像还下着小雨,张艺谋正在太庙演出他的《图兰朵》,而在离太庙不算很远的地方,北京的青年宫内,从台湾来的林谷芳先生正在作关于“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的演讲。那天他讲到了蒙古音乐。这是我所听过的最动人的一次演讲,演讲人的风采还在其次,最让我动心的,是他对蒙古音乐的理解和感知。他使我觉得,音乐不仅仅是艺术,它还是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音乐之于他,就不仅仅是欣赏,还有感怀,甚至更多的倒是感怀。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音乐的,惟其如此,他才能在蒙古人的歌唱中听出了深藏心底的那种寂寞。

 

    认识林先生却是在这次演讲之前。机缘是他的《谛观有情——中国音乐传世经典》在内地出版。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大书,据说,在这几年里,林先生曾数十次飞过海峡,来到内地,就是要给他编纂的经典音乐作品选择演奏员。他像个为儿女挑选恋人的家长,带着挑剔的眼光,跑遍了国内各大演奏团体,终于制作完成了包括10张光碟和两本专著在内的这部中国古典音乐传世典藏。在出版方面帮他张罗并穿针引线的孙小宁与侯健飞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把林先生和他的书介绍给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先生,他一身布衣布裤,面带微笑,侃侃而谈,显露出素雅淡泊、平常随意的文人之风。以后听说他是从小修禅的,更钦佩他的禅修能不留痕迹到这种境界。

 

    他和我们谈起音乐,他的谈法是我不曾想到的,有一种新鲜感。过去听说音乐是不能诉诸语言的,语言无法描述音乐的美而只能破坏音乐的美。这种美学观念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于是,音乐变成了一种不可知的“神”的恩赐,而听众只能被动地享受,却不能与其主动地达成理解和认知。但林谷芳先生却告诉我们,音乐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美的享受,它还是一种语言,一种资讯,一种传播手段;它不仅仅和我们的听觉发生联系,而且还会作用于我们的文化认知系统。他说:“只要我们体认音乐是人类心灵活动的一种呈现,想离开认知系统来谈音乐感受就不可能。”基于这种理解,他对“诉诸直接‘感觉’”,“排斥任何认知”的反智主义持批评态度。他相信,“音乐也是人类表达感情及意义的一种符号”,所以,一定的音乐总是和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离开了相应的文化背景,就无法理解相应的音乐作品。那天,他在演讲中不断地穿插播放一些乐曲,试图证明,“人类在用音乐呈现其内心世界时,其实也各有自己的表达系统。因此,当我们自以为了解对方的音乐时,往往也只是以自己的系统‘自以为是’地去解释所听到的声音罢了”。

 

国民族音乐的结果。他因此提醒读者:“在没有意识到文化的诸多层面与特殊环境以及生命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时,就率尔去论列文化的优劣,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 很显然,林谷芳先生数十年来的努力,就是要重建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他的工作最终使中国音乐的独特性凸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中国音乐不是相对于西方音乐的一种“异质”,它在时空背景、形态结构、表现手法以及价值理念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丰富性和自足性。不过,音乐本身毕竟不是一种价值理念,对它的感知,首要的还不是外在的立场,而是内在的投入。在现实中,对于中国音乐独特价值的认识是一回事,是否有能力感受这种独特的美,则是另一回事。我想,林谷芳先生把自己的形象设定为“一个内在悠游者”,就是要设法解决这样一个现实性的矛盾吧。从他的努力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条通向中国民族音乐殿堂的路径。 说起来,林先生每次来北京,我们都能小聚,但接触的机会还是太少了,有限的几次相聚,又不能深入交谈,总觉得对于林先生的生命观照,难说没有因为心的局限而被遮蔽。所以,后来看到他和孙小宁对谈的那本书《十年去来——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我倒觉得,这是孙小宁给了我一个深入了解林谷芳先生的机会。在这本书中,孙小宁与林先生所谈内容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领域,比如两岸文化的异同、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时代和社会演变中文化的失落与承担、民族之间的坚守与融合、宗教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城市传统的发展与遗失等诸多方面,都曾被他们提出来加以讨论。这固然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但我感到更有意思的,还是林先生观察问题的方式以及谈话的态度。他得出的某些结论或许是我不能理解或认同的,但他的睿智和平常心,却值得我的尊敬和效法。 事实上,对于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观察、思考、比较、判断与鉴别,可以有许多种方式,林谷芳先生所用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就像他在回答孙小宁的提问时所说:“今天我跟你谈中国,并不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国,而是由于我是一个文化的直接实践者,一个自觉的实践者。”这正是他在《谛观有情》中让我们领略过的方式和态度,他归结为禅者的达观,不拘泥于任何成规和理念,见证于自己的感悟和情怀。宋朝的严羽有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说法,也是主张以禅心见证万物,从某种观念和理论出发,倒可能成为认识事物的障碍。我们来到人世间,会遇到许多困扰,许多麻烦。我们会想,怎样生活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和快乐?人的生老病死既不能由我们自己说了算,那么,在冥冥之中是否真有我们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能在怎样的情况下把握自己的命运?勘破生命的奥秘,就人类的智慧而言,是可能的吗?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解答,于是,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和理论,每一种宗教和理论似乎都许诺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答案,我们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就OK了。 在很多人看来,禅也是这样。很多人要求于禅的,也是一个简单明晰的答案。我见过许多喜欢谈禅或自称修禅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禅的身上,把自己交付于禅,以为

    林谷芳先生对音乐的这种看法在他所著《谛观有情——中国音乐传世经典》一书中有更加充分和更加系统的发挥。什么是谛观有情呢?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强调音乐要诉诸人的情感,要和人的生命融为一体,与人的生命状态不可分割。听了他的演讲,再读这本书,我对他似乎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把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处境描述为一种在西方强势文化压迫下异质化的过程。百余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的被轻视和被误解,常常只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结果。他因此提醒读者:“在没有意识到文化的诸多层面与特殊环境以及生命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时,就率尔去论列文化的优劣,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

 

    很显然,林谷芳先生数十年来的努力,就是要重建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他的工作最终使中国音乐的独特性凸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中国音乐不是相对于西方音乐的一种“异质”,它在时空背景、形态结构、表现手法以及价值理念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丰富性和自足性。不过,音乐本身毕竟不是一种价值理念,对它的感知,首要的还不是外在的立场,而是内在的投入。在现实中,对于中国音乐独特价值的认识是一回事,是否有能力感受这种独特的美,则是另一回事。我想,林谷芳先生把自己的形象设定为“一个内在悠游者”,就是要设法解决这样一个现实性的矛盾吧。从他的努力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条通向中国民族音乐殿堂的路径。

国民族音乐的结果。他因此提醒读者:“在没有意识到文化的诸多层面与特殊环境以及生命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时,就率尔去论列文化的优劣,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 很显然,林谷芳先生数十年来的努力,就是要重建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他的工作最终使中国音乐的独特性凸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中国音乐不是相对于西方音乐的一种“异质”,它在时空背景、形态结构、表现手法以及价值理念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丰富性和自足性。不过,音乐本身毕竟不是一种价值理念,对它的感知,首要的还不是外在的立场,而是内在的投入。在现实中,对于中国音乐独特价值的认识是一回事,是否有能力感受这种独特的美,则是另一回事。我想,林谷芳先生把自己的形象设定为“一个内在悠游者”,就是要设法解决这样一个现实性的矛盾吧。从他的努力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条通向中国民族音乐殿堂的路径。 说起来,林先生每次来北京,我们都能小聚,但接触的机会还是太少了,有限的几次相聚,又不能深入交谈,总觉得对于林先生的生命观照,难说没有因为心的局限而被遮蔽。所以,后来看到他和孙小宁对谈的那本书《十年去来——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我倒觉得,这是孙小宁给了我一个深入了解林谷芳先生的机会。在这本书中,孙小宁与林先生所谈内容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领域,比如两岸文化的异同、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时代和社会演变中文化的失落与承担、民族之间的坚守与融合、宗教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城市传统的发展与遗失等诸多方面,都曾被他们提出来加以讨论。这固然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但我感到更有意思的,还是林先生观察问题的方式以及谈话的态度。他得出的某些结论或许是我不能理解或认同的,但他的睿智和平常心,却值得我的尊敬和效法。 事实上,对于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观察、思考、比较、判断与鉴别,可以有许多种方式,林谷芳先生所用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就像他在回答孙小宁的提问时所说:“今天我跟你谈中国,并不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国,而是由于我是一个文化的直接实践者,一个自觉的实践者。”这正是他在《谛观有情》中让我们领略过的方式和态度,他归结为禅者的达观,不拘泥于任何成规和理念,见证于自己的感悟和情怀。宋朝的严羽有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说法,也是主张以禅心见证万物,从某种观念和理论出发,倒可能成为认识事物的障碍。我们来到人世间,会遇到许多困扰,许多麻烦。我们会想,怎样生活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和快乐?人的生老病死既不能由我们自己说了算,那么,在冥冥之中是否真有我们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能在怎样的情况下把握自己的命运?勘破生命的奥秘,就人类的智慧而言,是可能的吗?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解答,于是,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和理论,每一种宗教和理论似乎都许诺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答案,我们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就OK了。 在很多人看来,禅也是这样。很多人要求于禅的,也是一个简单明晰的答案。我见过许多喜欢谈禅或自称修禅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禅的身上,把自己交付于禅,以为

 

    说起来,林先生每次来北京,我们都能小聚,但接触的机会还是太少了,有限的几次相聚,又不能深入交谈,总觉得对于林先生的生命观照,难说没有因为心的局限而被遮蔽。所以,后来看到他和孙小宁对谈的那本书《十年去来——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我倒觉得,这是孙小宁给了我一个深入了解林谷芳先生的机会。在这本书中,孙小宁与林先生所谈内容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领域,比如两岸文化的异同、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时代和社会演变中文化的失落与承担、民族之间的坚守与融合、宗教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城市传统的发展与遗失等诸多方面,都曾被他们提出来加以讨论。这固然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但我感到更有意思的,还是林先生观察问题的方式以及谈话的态度。他得出的某些结论或许是我不能理解或认同的,但他的睿智和平常心,却值得我的尊敬和效法。

 

    事实上,对于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观察、思考、比较、判断与鉴别,可以有许多种方式,林谷芳先生所用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就像他在回答孙小宁的提问时所说:“今天我跟你谈中国,并不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国,而是由于我是一个文化的直接实践者,一个自觉的实践者。”这正是他在《谛观有情》中让我们领略过的方式和态度,他归结为禅者的达观,不拘泥于任何成规和理念,见证于自己的感悟和情怀。宋朝的严羽有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说法,也是主张以禅心见证万物,从某种观念和理论出发,倒可能成为认识事物的障碍。我们来到人世间,会遇到许多困扰,许多麻烦。我们会想,怎样生活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和快乐?人的生老病死既不能由我们自己说了算,那么,在冥冥之中是否真有我们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能在怎样的情况下把握自己的命运?勘破生命的奥秘,就人类的智慧而言,是可能的吗?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解答,于是,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和理论,每一种宗教和理论似乎都许诺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答案,我们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就OK了。

 

    在很多人看来,禅也是这样。很多人要求于禅的,也是一个简单明晰的答案。我见过许多喜欢谈禅或自称修禅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禅的身上,把自己交付于禅,以为禅是可以帮助自己解脱或提升的。林先生却不这么看。他在与孙小宁对谈的另一本书《如实生活如是禅》中告诉我们:“生命的迷失往往在于,我们都想求先知给予一个具体答案。”而这样的答案是没有的。有人把禅看作是一门关于生命的学问,其实是一种误解,它很难说是一门学问,而更像是一种智慧,它更多的需要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慢慢地领会。就像我们读林先生的书,重要的似乎也不是得到什么知识或结论,而是一种心灵的碰撞,在碰撞中互相感受,互相沟通。所以,很多时候,光读书是不够的,还应该读人,人书互参,或者能接近他的本相。对林先生就是这样,我们不是通过书本来领略其智慧,我们是从林先生的言行中去观察和领悟的。

 

    近年来,有关禅的读物出版了很不少,其中有两个明显的误区,一种是把禅当作了指路明灯,以为真能照亮自己脚下的路;还有一种是把禅当作文化,当作生活趣味,这没有什么大错,但也只是表面那一点好处而已。林先生在他的书中一再提醒我们,禅的精髓是什么呢?就是知道你自己是谁,知道你姓什么,最终反省你自己的生命本源,这才是根本。这也是最难做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其所以贵,就因为少,难得。林先生告诉我们,在禅的智慧里,人都是具体的,人的行为也是具体的,禅的智慧不认为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开所有人的锁,总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且,这把能开你的锁的钥匙,也不是禅为你预备好的,还要靠你自己去试。有人称赞林先生具有“一个禅者的处世智慧”,这是不知林先生。禅的智慧岂止是“处世”而已,分明也把“禅”看小了。

(选自《一个人的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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