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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的博客

 
 
 

日志

 
 

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志道传统的兴衰  

2010-01-20 21:5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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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志道传统的兴衰

解玺璋

 

近日读到一篇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批评中国大学教育的文章,其中讲到中国的学者,认为他们“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他不无失望地说:“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他为此嘲笑中国的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

 

从他的批评中我体会到两点,其一,传统的中国教育曾经包含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勇气的学者的目的,而孔子正是这个传统的标志性人物;其二,这个传统在当下的大学教育中已经不见了,丧失了,成了历史的遥远的回响。

 

如果这个传统依然是有效的话,那么,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回这个传统,又以什么方式回到这个传统呢?我想,首先我们应该回到孔子本身。后人曾经赋予孔子很多身份,在这些纷繁的身份中,最重要的,我以为还是他的教育者的身份。孔子首先是一个老师,一个教育家。但他毕竟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隔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如何才能看清他的本来面目呢?至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我们也只能通过他与其学生的有限记载去揣摩和想像。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确信的,即孔子教育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如何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勇气的人;而他的教育实践,就是通过不断的磨砺,培养出愿意为“道”献身的志士和君子。

 

我们从《论语》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他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他对学生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他还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但孔子一生都不得志,他奔波在中原大地上,四处推销他的政治主张,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看到自己理想中的“道”变成现实,他不无伤心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所以,他只能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寄托在弟子的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他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他还要求学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他的学生对此也颇有体会,曾参就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子夏也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有人向子贡请教孔子的学问,子贡告诉他:“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张》)

 

可以这么说,在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教学目的都是围绕着“道”展开的;他的最高理想,就是要使“道”获得一种现实性,换句话说,就是要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代表的古代文明得以复兴。这是孔门师生共同承担的远大目标,也是他们的后继者在千百年后仍然试图追寻的目标。雅斯贝尔斯曾经这样评价孔子的行为,他说:“他所提倡的不是简单地仿效过去,而是重复具有恒久性的真理。这种具有恒久性的思想在古文化中更容易清晰分辨。在当时的黑暗时期,他希望通过弘扬这种具有恒久性的思想完善自己,并恢复它的古老光辉。所以,培养能够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君子,就成为孔子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核心内容。孔子当然重视知识的传播,但他更注重精神人格的塑造。在他看来,教育的目的首先是使人成为人,并在人的内在力量中发现“道”。所以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里所指向的正是超越生死的终极价值。孔子是个有道德感和使命感的人,他始终怀着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切关怀,关注着春秋末年发生在身边的这场社会动荡,思考着民族的未来。他的深沉的历史意识要求他不能无条件地拥抱那个新兴的但却专横强暴的王权政治。他试图从历史的连续性中把握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和社会结构的最一般的原理。他想像中的和谐、完美的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也不是法治的社会,而是一个德治的社会。在这个大道之行的大同时代,权位是由公选出来的有德有才、诚信无欺、和睦宽厚的人承担的,是不能禅让于至亲的。但如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私其私,各己其己,他也只能寄希望于制度化了的道德规范,来约束新的社会关系。所以,他的学生曾参才以“忠恕”二字解释“夫子之道”。(《里仁》)他自己也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本”,在他看来就是“孝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可见,他相信,通过努力,人的本性是能够得以完善的;他也相信,人类的终极价值近在咫尺,对仁的渴望就是实现这一价值所必须的力量。这种信念始终支持着孔子的教育实践,他知道,通过教育是可以造就出很多既有道德感和使命感,又很有才干的学生的他的学生子夏将这概括为“学而优则仕”,这里的学优绝非后世的寻章摘句和八股时文,仕途也并非升官发财之路。对孔子和他的学生来说,“仕”不是学优的目的,而是其理想变成现实的途径。这与孔子所倡导的“举贤才”应该是一致的,在这里,他把“学优“与”仕优“联系起来,以”学优“来保证”仕优“,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推行贤人政治,对社会加以改造或改良,而且,打破了不学而仕的世袭制,为平民从政开拓了道路,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虽然孔子很强调通过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想、现实情怀,他自己也始终身体力行,但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读书人受到现实利益的诱惑和吸引,常常会放弃他们应有的道德理想和现实情怀。唐代的韩愈有感于当时的读书人,或者治诗赋,取进士第,得高官;或者遁迹山林,求神仙,溺虚无,皈依释老,曾作《师说》一文,痛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意思就是说,更注重精神人格塑造的教育传统已经丧失很久了。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师说》似乎有一种误解,以为韩愈在这里只是强调“师“的重要性,批评人们不重视老师,不肯向别人学习;诚然,他更加强调“道”的重要性,强调“师”的是“道”,而不是别的什么。他特意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师”,不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童子之师”,而是以“传其道,解其惑”为其志业的另一种老师。我们知道,韩愈的这篇文章是为了褒奖进士李蟠而写的,他说,我喜欢他“能行古道”,所以作了《师说》一文送给他。为什么说他“能行古道”呢?就因为他“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很显然,韩愈在此所提倡的应师之“道”就包含在他所通习的“六艺经传“中。他在开篇讲到老师的责任: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也是第一位的。他还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那里有道,那里就有师;道不存在了,师的价值也就不在了。继而他说:“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所以,在他看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因为“闻道有先后”,先闻于道的自然先为师,不闻于道的,也就丧失了为师的资格。

 

钱穆有言:“昌黎韩氏,进不愿为富贵功名,退不愿为神仙虚无,而倡言乎古之道。曰为古之文者,必有志乎古之道,而乐以师道自尊。”韩愈是个有抱负的人,也是个承前启后的人,人称“文起八代之衰”,就不单指文章,更指其志道、明道和弘道。他作《原道》一文,明确指出他所谓道的传承:“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为什么孟轲以后竟不传了呢?他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说到这里,他颇为感慨:“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梁启超对于道统的失传也持有这种看法。他说:“汉之初兴,传经者皆解大义,不为章句。”但是,到了东汉末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经传的大义没人能解,也没人愿解了,老师“始专以章句训诂为教,疏析文句用力至劬,而大义盖有所未遑焉。魏晋六朝以至于唐,士不悦学,而惟以文辞相尚,三五硕学,乃出释尊门下”。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直到宋代的胡瑗、孙复出现以后,才从根本上得以改观,“师道立,学者兴”。这些人在他们自办的学校(书院)里“聚众授徒”,为了区别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他们标榜其学是所谓“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尤其重视“生民政教之事”。所以我们看宋代的教育,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用力,即所谓“经义其体,时务其用”。胡瑗把它贯彻在学校教育里,而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则把他们的主张运用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

 

有一种说法,中国的大学教育始于北宋王安石在熙宁元年创办的太学,据说比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意大利博罗尼亚市的博罗尼亚大学还早20年。这是一所官办的学校,其规模很大,学生最多的时候估计达到上万人,各地还办有好几所分校。所教授的内容,则以经学为主,每人专门学习一经。王安石把他撰写的《三经新义》发给各位学官(教授),要求在学校里讲授。不过,王安石当时并不像有些人所说,在学校里排斥《三经新义》之外的其他思想,不过要求太学以此作为教材罢了。考察王安石平日的言论,他是将学术作为端正人心的根本的。他认为,一个学者如果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揣摩执政者的喜好,以此来换取高官厚禄,那是学者在犯罪。由此看来,他虽然办的是官学,但还是在努力传播他的思想。钱穆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荆公新法,亦汲汲以兴学校颁新经义为务,此固非偶然而为矣。”王安石在太学内除经学外还开办了律学、医学等学科,与经学并重,并开设武学堂,讲解兵法和战法。有人认为,大学分科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或可聊备一说。在太学之外,还有各地书院的兴起。书院之设,虽起于唐朝,但是,真正发挥聚徒讲学的性质,却始于北宋。钱穆说:“所以讲诵传述者,有待于师道之兴起,而其精神所寄,则微见于书院之讲学。”其代表人物就是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这些人;至南宋朱熹,私人讲学,著书立说,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理念,“与朝廷功令汉唐注疏之说不同”,乃渐形成风气,蔚为大观。但元代将朱熹的章句、集注尊为官方正统思想;明代继承了元代的做法,更编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列为官方必备科考书目,“往者书院私人之讲章,悬为朝廷一代之令甲,亦犹夫熙宁之三经矣。功利所在,学者争趋,而书院讲学之风亦衰。其弊也,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这种情况直到王阳明才有所改变,他标举良知之学,推崇陆象山的学问,在朝廷所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之外,标新立异,另讲一套。他四处讲学,延续了南宋以来私家讲学的传统;虽然在学理方面他与朱熹针锋相对,但在“非当时朝廷科举之所尊”方面,他们倒是“意趣则一”。后来虽有明世宗下诏禁毁书院,但并不奏效;张居正当朝,也想撤销天下的书院,又没有得逞,他去世之后,“书院之风复起”,并且不再满足于思想的传播,像东林一脉,甚至直接介入朝廷的政治斗争,终于使得“天下书院乃尽毁于魏忠贤之手”。

 

宋明两代是儒家知识分子继春秋战国之后主体性最鲜明、最张扬的时期,钱穆说:“夫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也。”最有代表行的是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最能表儒者的襟怀,也最能显示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因而也可以说是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习斋为其代表。但入清以后,这几位所张扬的治学之风也不得不有所变化,主要是向着两个方向,一个是考据学,一个是义理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钱穆认为原因有两条,即朝廷的“刀锯鼎镬”和“富贵利达”。有了这两条,儒家知识分子不放弃自己的坚守怕是很难。乾隆爷也有一句名言:“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钱穆说:“无怪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这才是儒家知识分子最终沦落为“游幕教读而止”的陪衬的根本原因,这时的儒生又怎能和王安石、范仲淹辈相比呢?至晚清,随着局势的变化,民族危亡到了时刻,因救亡而呼唤启蒙,因启蒙进而推动救亡,一批学人应运而起,“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钱穆语),这期间有龚自珍、曾国藩、陈兰甫等人,大呼其声,力挽颓势;继而又有康有为、梁启超辈奋起一搏,以变法改制为救亡,欲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继而更有章太炎、陈独秀、鲁迅、胡适之辈破土而出,开创了“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独立自主之精神,尽管他们高举“打到孔家店”的旗号,但在志道、弘道这一点上,倒是一脉相承,甚至成为这种精神最后的余绪。继承者固然有之,但更多的却是等而下之,孔子的真精神也在“打到一切”的叫嚣中被彻底遗弃了。而市场的诱惑,政府的赎买,更让当今学者或屈从于市场,或屈从于权利,有自命清高的,则以学术为名,退守于故纸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泽厚就提出过“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问题,并呼吁在建立学术规范的时候,更不能忽略“经世致用”。这个问题至今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发展得更为严重,更为复杂了,直接影响到大学教育的方向,尤其是新一代大学生的培养。中国的未来或系于此,这是经济发展所获得的成功尚不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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