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解玺璋的博客

 
 
 

日志

 
 

北京图书馆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2009-09-09 10:21: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我与北京图书馆解玺璋今天是北京图书馆建馆100周年。我想起年轻时候北图给予我的恩惠,写了下面这些文字。1970年代,我在东郊的一家工厂做工。工作之余,只有两个最好的去处,一个是位于北海西侧的北京图书馆,一个是位于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那个年代,书是稀有资源,很不容易搞到,除了好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周济,社会上能够公开借阅图书的,似乎只有这两个地方。虽然开放的图书非常有限,但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却也聊胜于无。图书馆有借阅和阅览两个部分,我们这些拿不出专业介绍信的青年工人,大多只能办阅览证,在阅览室阅读。而阅览室座位有限,为了能得到一个座位,就要赶早去排队。有时不幸排在后面,座位都被先到的人占满了,晚到的只能在外面坐等,有人离开了,则依次替补,很像当下一些人气旺盛的餐馆排队叫号。我做工的那家工厂,在今天的东四环之外,离城里很远,赶上休息日,早晨6点钟就要上路,蹬车直奔北海或国子监。冬天的时候,进了城,天才蒙蒙亮。当时读书,全凭兴趣,没有明确目的和具体目标。因为在1977年以前,真也看不出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任何希望。但也不是没有选择。最近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就发现1974年到1975年之间,读了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比如普列汉诺夫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帕克的《美学原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10)、《美学问题讨论集》(1-6)以及《巴尔扎克论文选》、《赫尔岑论文学》、《高尔基论文学》、《契柯夫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等,甚至还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吕荧的《美学书怀》,笔记本的后面居然还保存了一个借阅图书的书单,几乎有两百种之多。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我后来能够写一点文艺评论,恰恰启蒙于北图和首图的阅览室。这里的阅读为后来我的写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记不得是谁说过,图书馆犹如一所大学,在那个大学停办,读书需要别人恩准的年代,我从心里感激北图和首图,给了我这么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弥补望大学而兴叹的遗憾。考

上大学以后,泡北图和首图的机会反而不多了。1980年,方汉奇先生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引起我很大兴趣,有人就介绍我去柏林寺,说那里有很多晚清和民国期间的收藏,可以借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号称“三库”,柏林寺是其中一“库”,库中藏品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期刊和线装书。方先生曾把中国近现代的报纸和期刊比喻为“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为此产生很多遐想,以为终于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所以,那个学期,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到柏林寺来“上课”,也就是自修。这里曾是一座古庙,修建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拐进北新桥的戏楼胡同,一直向东,在胡同的尽头,就看到了浓荫掩映下的残破的寺门和院墙。院内虽很破旧,但非常幽静,古木森森,隔断了市井的喧嚣,真是个读书的好去处。最初在这里我只是随意地浏览,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先后翻阅过一些清末朝廷印发的邸报和京报,也看了最早的市民报纸,上海的《申报》。没过多久,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就被由梁启超做总主笔的《时务报》吸引了。创刊于1896年8月的《时务报》是个旬刊,样子和一本线装书没有什么不同,每期大约二三十页,总共出版了69期。当我第一次从管理员手中接过这厚厚一摞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尘封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面的文字,曾经呼风唤雨、令人着魔,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力量,但此后的80多个春秋,它们却只能躺在幽暗的书库里,寂寞地与尘土为伴。填写借阅卡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之前,它们甚至不曾被人借阅过。我一本一本地阅读,每读一本,都要先轻轻拍去书上的尘土。恍惚之中,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了一点使命感,好像要把梁启超从尘土中拯救出来似的。在后来的几个多月里,我完全被梁启超迷住了,他的“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这样的一个梁启超,正是那个时候的我,最容易为之动心的。由此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把我和北京图书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把更多我与北京图书馆

解玺璋

上大学以后,泡北图和首图的机会反而不多了。1980年,方汉奇先生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引起我很大兴趣,有人就介绍我去柏林寺,说那里有很多晚清和民国期间的收藏,可以借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号称“三库”,柏林寺是其中一“库”,库中藏品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期刊和线装书。方先生曾把中国近现代的报纸和期刊比喻为“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为此产生很多遐想,以为终于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所以,那个学期,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到柏林寺来“上课”,也就是自修。这里曾是一座古庙,修建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拐进北新桥的戏楼胡同,一直向东,在胡同的尽头,就看到了浓荫掩映下的残破的寺门和院墙。院内虽很破旧,但非常幽静,古木森森,隔断了市井的喧嚣,真是个读书的好去处。最初在这里我只是随意地浏览,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先后翻阅过一些清末朝廷印发的邸报和京报,也看了最早的市民报纸,上海的《申报》。没过多久,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就被由梁启超做总主笔的《时务报》吸引了。创刊于1896年8月的《时务报》是个旬刊,样子和一本线装书没有什么不同,每期大约二三十页,总共出版了69期。当我第一次从管理员手中接过这厚厚一摞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尘封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面的文字,曾经呼风唤雨、令人着魔,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力量,但此后的80多个春秋,它们却只能躺在幽暗的书库里,寂寞地与尘土为伴。填写借阅卡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之前,它们甚至不曾被人借阅过。我一本一本地阅读,每读一本,都要先轻轻拍去书上的尘土。恍惚之中,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了一点使命感,好像要把梁启超从尘土中拯救出来似的。在后来的几个多月里,我完全被梁启超迷住了,他的“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这样的一个梁启超,正是那个时候的我,最容易为之动心的。由此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把我和北京图书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把更多

 

上大学以后,泡北图和首图的机会反而不多了。1980年,方汉奇先生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引起我很大兴趣,有人就介绍我去柏林寺,说那里有很多晚清和民国期间的收藏,可以借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号称“三库”,柏林寺是其中一“库”,库中藏品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期刊和线装书。方先生曾把中国近现代的报纸和期刊比喻为“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为此产生很多遐想,以为终于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所以,那个学期,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到柏林寺来“上课”,也就是自修。这里曾是一座古庙,修建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拐进北新桥的戏楼胡同,一直向东,在胡同的尽头,就看到了浓荫掩映下的残破的寺门和院墙。院内虽很破旧,但非常幽静,古木森森,隔断了市井的喧嚣,真是个读书的好去处。最初在这里我只是随意地浏览,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先后翻阅过一些清末朝廷印发的邸报和京报,也看了最早的市民报纸,上海的《申报》。没过多久,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就被由梁启超做总主笔的《时务报》吸引了。创刊于1896年8月的《时务报》是个旬刊,样子和一本线装书没有什么不同,每期大约二三十页,总共出版了69期。当我第一次从管理员手中接过这厚厚一摞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尘封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面的文字,曾经呼风唤雨、令人着魔,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力量,但此后的80多个春秋,它们却只能躺在幽暗的书库里,寂寞地与尘土为伴。填写借阅卡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之前,它们甚至不曾被人借阅过。我一本一本地阅读,每读一本,都要先轻轻拍去书上的尘土。恍惚之中,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了一点使命感,好像要把梁启超从尘土中拯救出来似的。在后来的几个多月里,我完全被梁启超迷住了,他的“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这样的一个梁启超,正是那个时候的我,最容易为之动心的。由此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把我和北京图书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把更多

今天是北京图书馆建馆100周年。我想起年轻时候北图给予我的恩惠,写了下面这些文字。

 

上大学以后,泡北图和首图的机会反而不多了。1980年,方汉奇先生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引起我很大兴趣,有人就介绍我去柏林寺,说那里有很多晚清和民国期间的收藏,可以借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号称“三库”,柏林寺是其中一“库”,库中藏品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期刊和线装书。方先生曾把中国近现代的报纸和期刊比喻为“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为此产生很多遐想,以为终于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所以,那个学期,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到柏林寺来“上课”,也就是自修。这里曾是一座古庙,修建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拐进北新桥的戏楼胡同,一直向东,在胡同的尽头,就看到了浓荫掩映下的残破的寺门和院墙。院内虽很破旧,但非常幽静,古木森森,隔断了市井的喧嚣,真是个读书的好去处。最初在这里我只是随意地浏览,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先后翻阅过一些清末朝廷印发的邸报和京报,也看了最早的市民报纸,上海的《申报》。没过多久,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就被由梁启超做总主笔的《时务报》吸引了。创刊于1896年8月的《时务报》是个旬刊,样子和一本线装书没有什么不同,每期大约二三十页,总共出版了69期。当我第一次从管理员手中接过这厚厚一摞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尘封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面的文字,曾经呼风唤雨、令人着魔,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力量,但此后的80多个春秋,它们却只能躺在幽暗的书库里,寂寞地与尘土为伴。填写借阅卡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之前,它们甚至不曾被人借阅过。我一本一本地阅读,每读一本,都要先轻轻拍去书上的尘土。恍惚之中,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了一点使命感,好像要把梁启超从尘土中拯救出来似的。在后来的几个多月里,我完全被梁启超迷住了,他的“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这样的一个梁启超,正是那个时候的我,最容易为之动心的。由此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把我和北京图书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把更多1970年代,我在东郊的一家工厂做工。工作之余,只有两个最好的去处,一个是位于北海西侧的北京图书馆,一个是位于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那个年代,书是稀有资源,很不容易搞到,除了好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周济,社会上能够公开借阅图书的,似乎只有这两个地方。虽然开放的图书非常有限,但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却也聊胜于无。

我与北京图书馆解玺璋今天是北京图书馆建馆100周年。我想起年轻时候北图给予我的恩惠,写了下面这些文字。1970年代,我在东郊的一家工厂做工。工作之余,只有两个最好的去处,一个是位于北海西侧的北京图书馆,一个是位于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那个年代,书是稀有资源,很不容易搞到,除了好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周济,社会上能够公开借阅图书的,似乎只有这两个地方。虽然开放的图书非常有限,但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却也聊胜于无。图书馆有借阅和阅览两个部分,我们这些拿不出专业介绍信的青年工人,大多只能办阅览证,在阅览室阅读。而阅览室座位有限,为了能得到一个座位,就要赶早去排队。有时不幸排在后面,座位都被先到的人占满了,晚到的只能在外面坐等,有人离开了,则依次替补,很像当下一些人气旺盛的餐馆排队叫号。我做工的那家工厂,在今天的东四环之外,离城里很远,赶上休息日,早晨6点钟就要上路,蹬车直奔北海或国子监。冬天的时候,进了城,天才蒙蒙亮。当时读书,全凭兴趣,没有明确目的和具体目标。因为在1977年以前,真也看不出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任何希望。但也不是没有选择。最近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就发现1974年到1975年之间,读了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比如普列汉诺夫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帕克的《美学原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10)、《美学问题讨论集》(1-6)以及《巴尔扎克论文选》、《赫尔岑论文学》、《高尔基论文学》、《契柯夫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等,甚至还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吕荧的《美学书怀》,笔记本的后面居然还保存了一个借阅图书的书单,几乎有两百种之多。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我后来能够写一点文艺评论,恰恰启蒙于北图和首图的阅览室。这里的阅读为后来我的写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记不得是谁说过,图书馆犹如一所大学,在那个大学停办,读书需要别人恩准的年代,我从心里感激北图和首图,给了我这么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弥补望大学而兴叹的遗憾。考 

图书馆有借阅和阅览两个部分,我们这些拿不出专业介绍信的青年工人,大多只能办阅览证,在阅览室阅读。而阅览室座位有限,为了能得到一个座位,就要赶早去排队。有时不幸排在后面,座位都被先到的人占满了,晚到的只能在外面坐等,有人离开了,则依次替补,很像当下一些人气旺盛的餐馆排队叫号。我做工的那家工厂,在今天的东四环之外,离城里很远,赶上休息日,早晨6的时间留给了柏林寺,开始是没课时来,后来则找个理由,逃课也来。在这里,我对69本《时务报》的目录,做了一番整理、编排,看上去,80多年前的这本旬刊,就已经具备了新闻时政类杂志最基本的功能和特征。它不仅有政论、有自己采写的新闻,还有大量的对于外电、外报的翻译、摘编;在内容方面,则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社会、民风等,应有尽有,相当完备。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做了一篇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的论文,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论文比赛,还得了奖。方先生说,没有人把它读完过,你是第一个。我却觉得,这里面有北京图书馆的功劳。本来我很想一鼓作气,把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也弄弄清楚的,有北图这么好的条件,不做下去觉得很可惜。那些天里,我从《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里找到不少材料,并且做了卡片和笔记。但第二年暑假之后,学校安排我去《山西日报》实习,回来后又忙毕业论文,北京图书馆倒去得少了。再后来,毕业分配,进了报社,更没有机会泡图书馆了。只有闲暇的时候想起来,还会怀念当初那些幸福美好的日子。点钟就要上路,蹬车直奔北海或国子监。冬天的时候,进了城,天才蒙蒙亮。

 

当时读书,全凭兴趣,没有明确目的和具体目标。因为在我与北京图书馆解玺璋今天是北京图书馆建馆100周年。我想起年轻时候北图给予我的恩惠,写了下面这些文字。1970年代,我在东郊的一家工厂做工。工作之余,只有两个最好的去处,一个是位于北海西侧的北京图书馆,一个是位于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那个年代,书是稀有资源,很不容易搞到,除了好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周济,社会上能够公开借阅图书的,似乎只有这两个地方。虽然开放的图书非常有限,但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却也聊胜于无。图书馆有借阅和阅览两个部分,我们这些拿不出专业介绍信的青年工人,大多只能办阅览证,在阅览室阅读。而阅览室座位有限,为了能得到一个座位,就要赶早去排队。有时不幸排在后面,座位都被先到的人占满了,晚到的只能在外面坐等,有人离开了,则依次替补,很像当下一些人气旺盛的餐馆排队叫号。我做工的那家工厂,在今天的东四环之外,离城里很远,赶上休息日,早晨6点钟就要上路,蹬车直奔北海或国子监。冬天的时候,进了城,天才蒙蒙亮。当时读书,全凭兴趣,没有明确目的和具体目标。因为在1977年以前,真也看不出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任何希望。但也不是没有选择。最近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就发现1974年到1975年之间,读了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比如普列汉诺夫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帕克的《美学原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10)、《美学问题讨论集》(1-6)以及《巴尔扎克论文选》、《赫尔岑论文学》、《高尔基论文学》、《契柯夫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等,甚至还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吕荧的《美学书怀》,笔记本的后面居然还保存了一个借阅图书的书单,几乎有两百种之多。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我后来能够写一点文艺评论,恰恰启蒙于北图和首图的阅览室。这里的阅读为后来我的写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记不得是谁说过,图书馆犹如一所大学,在那个大学停办,读书需要别人恩准的年代,我从心里感激北图和首图,给了我这么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弥补望大学而兴叹的遗憾。考1977年以前,真也看不出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任何希望。但也不是没有选择。最近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就发现1974年到1975年之间,读了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比如普列汉诺夫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帕克的《美学原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我与北京图书馆解玺璋今天是北京图书馆建馆100周年。我想起年轻时候北图给予我的恩惠,写了下面这些文字。1970年代,我在东郊的一家工厂做工。工作之余,只有两个最好的去处,一个是位于北海西侧的北京图书馆,一个是位于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那个年代,书是稀有资源,很不容易搞到,除了好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周济,社会上能够公开借阅图书的,似乎只有这两个地方。虽然开放的图书非常有限,但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却也聊胜于无。图书馆有借阅和阅览两个部分,我们这些拿不出专业介绍信的青年工人,大多只能办阅览证,在阅览室阅读。而阅览室座位有限,为了能得到一个座位,就要赶早去排队。有时不幸排在后面,座位都被先到的人占满了,晚到的只能在外面坐等,有人离开了,则依次替补,很像当下一些人气旺盛的餐馆排队叫号。我做工的那家工厂,在今天的东四环之外,离城里很远,赶上休息日,早晨6点钟就要上路,蹬车直奔北海或国子监。冬天的时候,进了城,天才蒙蒙亮。当时读书,全凭兴趣,没有明确目的和具体目标。因为在1977年以前,真也看不出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任何希望。但也不是没有选择。最近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就发现1974年到1975年之间,读了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比如普列汉诺夫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帕克的《美学原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10)、《美学问题讨论集》(1-6)以及《巴尔扎克论文选》、《赫尔岑论文学》、《高尔基论文学》、《契柯夫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等,甚至还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吕荧的《美学书怀》,笔记本的后面居然还保存了一个借阅图书的书单,几乎有两百种之多。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我后来能够写一点文艺评论,恰恰启蒙于北图和首图的阅览室。这里的阅读为后来我的写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记不得是谁说过,图书馆犹如一所大学,在那个大学停办,读书需要别人恩准的年代,我从心里感激北图和首图,给了我这么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弥补望大学而兴叹的遗憾。考110)、《美学问题讨论集》(我与北京图书馆解玺璋今天是北京图书馆建馆100周年。我想起年轻时候北图给予我的恩惠,写了下面这些文字。1970年代,我在东郊的一家工厂做工。工作之余,只有两个最好的去处,一个是位于北海西侧的北京图书馆,一个是位于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那个年代,书是稀有资源,很不容易搞到,除了好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周济,社会上能够公开借阅图书的,似乎只有这两个地方。虽然开放的图书非常有限,但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却也聊胜于无。图书馆有借阅和阅览两个部分,我们这些拿不出专业介绍信的青年工人,大多只能办阅览证,在阅览室阅读。而阅览室座位有限,为了能得到一个座位,就要赶早去排队。有时不幸排在后面,座位都被先到的人占满了,晚到的只能在外面坐等,有人离开了,则依次替补,很像当下一些人气旺盛的餐馆排队叫号。我做工的那家工厂,在今天的东四环之外,离城里很远,赶上休息日,早晨6点钟就要上路,蹬车直奔北海或国子监。冬天的时候,进了城,天才蒙蒙亮。当时读书,全凭兴趣,没有明确目的和具体目标。因为在1977年以前,真也看不出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任何希望。但也不是没有选择。最近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就发现1974年到1975年之间,读了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比如普列汉诺夫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帕克的《美学原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10)、《美学问题讨论集》(1-6)以及《巴尔扎克论文选》、《赫尔岑论文学》、《高尔基论文学》、《契柯夫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等,甚至还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吕荧的《美学书怀》,笔记本的后面居然还保存了一个借阅图书的书单,几乎有两百种之多。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我后来能够写一点文艺评论,恰恰启蒙于北图和首图的阅览室。这里的阅读为后来我的写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记不得是谁说过,图书馆犹如一所大学,在那个大学停办,读书需要别人恩准的年代,我从心里感激北图和首图,给了我这么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弥补望大学而兴叹的遗憾。考1的时间留给了柏林寺,开始是没课时来,后来则找个理由,逃课也来。在这里,我对69本《时务报》的目录,做了一番整理、编排,看上去,80多年前的这本旬刊,就已经具备了新闻时政类杂志最基本的功能和特征。它不仅有政论、有自己采写的新闻,还有大量的对于外电、外报的翻译、摘编;在内容方面,则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社会、民风等,应有尽有,相当完备。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做了一篇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的论文,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论文比赛,还得了奖。方先生说,没有人把它读完过,你是第一个。我却觉得,这里面有北京图书馆的功劳。本来我很想一鼓作气,把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也弄弄清楚的,有北图这么好的条件,不做下去觉得很可惜。那些天里,我从《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里找到不少材料,并且做了卡片和笔记。但第二年暑假之后,学校安排我去《山西日报》实习,回来后又忙毕业论文,北京图书馆倒去得少了。再后来,毕业分配,进了报社,更没有机会泡图书馆了。只有闲暇的时候想起来,还会怀念当初那些幸福美好的日子。6)以及《巴尔扎克论文选》、《赫尔岑论文学》、《高尔基论文学》、《契柯夫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等,甚至还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吕荧的《美学书怀》,笔记本的后面居然还保存了一个借阅图书的书单,几乎有两百种之多。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我后来能够写一点文艺评论,恰恰启蒙于北图和首图的阅览室。这里的阅读为后来我的写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记不得是谁说过,图书馆犹如一所大学,在那个大学停办,读书需要别人恩准的年代,我从心里感激北图和首图,给了我这么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弥补望大学而兴叹的遗憾。

上大学以后,泡北图和首图的机会反而不多了。1980年,方汉奇先生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引起我很大兴趣,有人就介绍我去柏林寺,说那里有很多晚清和民国期间的收藏,可以借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号称“三库”,柏林寺是其中一“库”,库中藏品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期刊和线装书。方先生曾把中国近现代的报纸和期刊比喻为“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为此产生很多遐想,以为终于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所以,那个学期,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到柏林寺来“上课”,也就是自修。这里曾是一座古庙,修建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拐进北新桥的戏楼胡同,一直向东,在胡同的尽头,就看到了浓荫掩映下的残破的寺门和院墙。院内虽很破旧,但非常幽静,古木森森,隔断了市井的喧嚣,真是个读书的好去处。最初在这里我只是随意地浏览,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先后翻阅过一些清末朝廷印发的邸报和京报,也看了最早的市民报纸,上海的《申报》。没过多久,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就被由梁启超做总主笔的《时务报》吸引了。创刊于1896年8月的《时务报》是个旬刊,样子和一本线装书没有什么不同,每期大约二三十页,总共出版了69期。当我第一次从管理员手中接过这厚厚一摞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尘封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面的文字,曾经呼风唤雨、令人着魔,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力量,但此后的80多个春秋,它们却只能躺在幽暗的书库里,寂寞地与尘土为伴。填写借阅卡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之前,它们甚至不曾被人借阅过。我一本一本地阅读,每读一本,都要先轻轻拍去书上的尘土。恍惚之中,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了一点使命感,好像要把梁启超从尘土中拯救出来似的。在后来的几个多月里,我完全被梁启超迷住了,他的“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这样的一个梁启超,正是那个时候的我,最容易为之动心的。由此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把我和北京图书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把更多

 

考上大学以后,泡北图和首图的机会反而不多了。1980年,方汉奇先生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引起我很大兴趣,有人就介绍我去柏林寺,说那里有很多晚清和民国期间的收藏,可以借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号称“三库”,柏林寺是其中一“库”,库中藏品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期刊和线装书。方先生曾把中国近现代的报纸和期刊比喻为“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为此产生很多遐想,以为终于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所以,那个学期,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到柏林寺来“上课”,也就是自修。这里曾是一座古庙,修建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拐进北新桥的戏楼胡同,一直向东,在胡同的尽头,就看到了浓荫掩映下的残破的寺门和院墙。院内虽很破旧,但非常幽静,古木森森,隔断了市井的喧嚣,真是个读书的好去处。

我与北京图书馆解玺璋今天是北京图书馆建馆100周年。我想起年轻时候北图给予我的恩惠,写了下面这些文字。1970年代,我在东郊的一家工厂做工。工作之余,只有两个最好的去处,一个是位于北海西侧的北京图书馆,一个是位于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那个年代,书是稀有资源,很不容易搞到,除了好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周济,社会上能够公开借阅图书的,似乎只有这两个地方。虽然开放的图书非常有限,但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却也聊胜于无。图书馆有借阅和阅览两个部分,我们这些拿不出专业介绍信的青年工人,大多只能办阅览证,在阅览室阅读。而阅览室座位有限,为了能得到一个座位,就要赶早去排队。有时不幸排在后面,座位都被先到的人占满了,晚到的只能在外面坐等,有人离开了,则依次替补,很像当下一些人气旺盛的餐馆排队叫号。我做工的那家工厂,在今天的东四环之外,离城里很远,赶上休息日,早晨6点钟就要上路,蹬车直奔北海或国子监。冬天的时候,进了城,天才蒙蒙亮。当时读书,全凭兴趣,没有明确目的和具体目标。因为在1977年以前,真也看不出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任何希望。但也不是没有选择。最近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就发现1974年到1975年之间,读了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比如普列汉诺夫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帕克的《美学原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10)、《美学问题讨论集》(1-6)以及《巴尔扎克论文选》、《赫尔岑论文学》、《高尔基论文学》、《契柯夫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等,甚至还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吕荧的《美学书怀》,笔记本的后面居然还保存了一个借阅图书的书单,几乎有两百种之多。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我后来能够写一点文艺评论,恰恰启蒙于北图和首图的阅览室。这里的阅读为后来我的写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记不得是谁说过,图书馆犹如一所大学,在那个大学停办,读书需要别人恩准的年代,我从心里感激北图和首图,给了我这么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弥补望大学而兴叹的遗憾。考 

我与北京图书馆解玺璋今天是北京图书馆建馆100周年。我想起年轻时候北图给予我的恩惠,写了下面这些文字。1970年代,我在东郊的一家工厂做工。工作之余,只有两个最好的去处,一个是位于北海西侧的北京图书馆,一个是位于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那个年代,书是稀有资源,很不容易搞到,除了好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周济,社会上能够公开借阅图书的,似乎只有这两个地方。虽然开放的图书非常有限,但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却也聊胜于无。图书馆有借阅和阅览两个部分,我们这些拿不出专业介绍信的青年工人,大多只能办阅览证,在阅览室阅读。而阅览室座位有限,为了能得到一个座位,就要赶早去排队。有时不幸排在后面,座位都被先到的人占满了,晚到的只能在外面坐等,有人离开了,则依次替补,很像当下一些人气旺盛的餐馆排队叫号。我做工的那家工厂,在今天的东四环之外,离城里很远,赶上休息日,早晨6点钟就要上路,蹬车直奔北海或国子监。冬天的时候,进了城,天才蒙蒙亮。当时读书,全凭兴趣,没有明确目的和具体目标。因为在1977年以前,真也看不出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任何希望。但也不是没有选择。最近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就发现1974年到1975年之间,读了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比如普列汉诺夫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帕克的《美学原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10)、《美学问题讨论集》(1-6)以及《巴尔扎克论文选》、《赫尔岑论文学》、《高尔基论文学》、《契柯夫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等,甚至还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吕荧的《美学书怀》,笔记本的后面居然还保存了一个借阅图书的书单,几乎有两百种之多。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我后来能够写一点文艺评论,恰恰启蒙于北图和首图的阅览室。这里的阅读为后来我的写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记不得是谁说过,图书馆犹如一所大学,在那个大学停办,读书需要别人恩准的年代,我从心里感激北图和首图,给了我这么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弥补望大学而兴叹的遗憾。考最初在这里我只是随意地浏览,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先后翻阅过一些清末朝廷印发的邸报和京报,也看了最早的市民报纸,上海的《申报》。没过多久,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就被由梁启超做总主笔的《时务报》吸引了。创刊于18968的时间留给了柏林寺,开始是没课时来,后来则找个理由,逃课也来。在这里,我对69本《时务报》的目录,做了一番整理、编排,看上去,80多年前的这本旬刊,就已经具备了新闻时政类杂志最基本的功能和特征。它不仅有政论、有自己采写的新闻,还有大量的对于外电、外报的翻译、摘编;在内容方面,则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社会、民风等,应有尽有,相当完备。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做了一篇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的论文,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论文比赛,还得了奖。方先生说,没有人把它读完过,你是第一个。我却觉得,这里面有北京图书馆的功劳。本来我很想一鼓作气,把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也弄弄清楚的,有北图这么好的条件,不做下去觉得很可惜。那些天里,我从《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里找到不少材料,并且做了卡片和笔记。但第二年暑假之后,学校安排我去《山西日报》实习,回来后又忙毕业论文,北京图书馆倒去得少了。再后来,毕业分配,进了报社,更没有机会泡图书馆了。只有闲暇的时候想起来,还会怀念当初那些幸福美好的日子。月的《时务报》是个旬刊,样子和一本线装书没有什么不同,每期大约二三十页,总共出版了69上大学以后,泡北图和首图的机会反而不多了。1980年,方汉奇先生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引起我很大兴趣,有人就介绍我去柏林寺,说那里有很多晚清和民国期间的收藏,可以借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号称“三库”,柏林寺是其中一“库”,库中藏品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期刊和线装书。方先生曾把中国近现代的报纸和期刊比喻为“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为此产生很多遐想,以为终于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所以,那个学期,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到柏林寺来“上课”,也就是自修。这里曾是一座古庙,修建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拐进北新桥的戏楼胡同,一直向东,在胡同的尽头,就看到了浓荫掩映下的残破的寺门和院墙。院内虽很破旧,但非常幽静,古木森森,隔断了市井的喧嚣,真是个读书的好去处。最初在这里我只是随意地浏览,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先后翻阅过一些清末朝廷印发的邸报和京报,也看了最早的市民报纸,上海的《申报》。没过多久,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就被由梁启超做总主笔的《时务报》吸引了。创刊于1896年8月的《时务报》是个旬刊,样子和一本线装书没有什么不同,每期大约二三十页,总共出版了69期。当我第一次从管理员手中接过这厚厚一摞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尘封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面的文字,曾经呼风唤雨、令人着魔,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力量,但此后的80多个春秋,它们却只能躺在幽暗的书库里,寂寞地与尘土为伴。填写借阅卡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之前,它们甚至不曾被人借阅过。我一本一本地阅读,每读一本,都要先轻轻拍去书上的尘土。恍惚之中,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了一点使命感,好像要把梁启超从尘土中拯救出来似的。在后来的几个多月里,我完全被梁启超迷住了,他的“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这样的一个梁启超,正是那个时候的我,最容易为之动心的。由此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把我和北京图书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把更多期。当我第一次从管理员手中接过这厚厚一摞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尘封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面的文字,曾经呼风唤雨、令人着魔,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力量,但此后的80上大学以后,泡北图和首图的机会反而不多了。1980年,方汉奇先生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引起我很大兴趣,有人就介绍我去柏林寺,说那里有很多晚清和民国期间的收藏,可以借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号称“三库”,柏林寺是其中一“库”,库中藏品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期刊和线装书。方先生曾把中国近现代的报纸和期刊比喻为“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为此产生很多遐想,以为终于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所以,那个学期,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到柏林寺来“上课”,也就是自修。这里曾是一座古庙,修建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拐进北新桥的戏楼胡同,一直向东,在胡同的尽头,就看到了浓荫掩映下的残破的寺门和院墙。院内虽很破旧,但非常幽静,古木森森,隔断了市井的喧嚣,真是个读书的好去处。最初在这里我只是随意地浏览,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先后翻阅过一些清末朝廷印发的邸报和京报,也看了最早的市民报纸,上海的《申报》。没过多久,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就被由梁启超做总主笔的《时务报》吸引了。创刊于1896年8月的《时务报》是个旬刊,样子和一本线装书没有什么不同,每期大约二三十页,总共出版了69期。当我第一次从管理员手中接过这厚厚一摞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尘封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面的文字,曾经呼风唤雨、令人着魔,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力量,但此后的80多个春秋,它们却只能躺在幽暗的书库里,寂寞地与尘土为伴。填写借阅卡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之前,它们甚至不曾被人借阅过。我一本一本地阅读,每读一本,都要先轻轻拍去书上的尘土。恍惚之中,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了一点使命感,好像要把梁启超从尘土中拯救出来似的。在后来的几个多月里,我完全被梁启超迷住了,他的“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这样的一个梁启超,正是那个时候的我,最容易为之动心的。由此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把我和北京图书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把更多多个春秋,它们却只能躺在幽暗的书库里,寂寞地与尘土为伴。填写借阅卡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之前,它们甚至不曾被人借阅过。我一本一本地阅读,每读一本,都要先轻轻拍去书上的尘土。恍惚之中,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了一点使命感,好像要把梁启超从尘土中拯救出来似的。

 

在后来的几个多月里,我完全被梁启超迷住了,他的“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这样的一个梁启超,正是那个时候的我,最容易为之动心的。由此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把我和北京图书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柏林寺,开始是没课时来,后来则找个理由,逃课也来。在这里,我对69本《时务报》的目录,做了一番整理、编排,看上去,80多年前的这本旬刊,就已经具备了新闻时政类杂志最基本的功能和特征。它不仅有政论、有自己采写的新闻,还有大量的对于外电、外报的翻译、摘编;在内容方面,则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社会、民风等,应有尽有,相当完备。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做了一篇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的论文,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论文比赛,还得了奖。方先生说,没有人把它读完过,你是第一个。我却觉得,这里面有北京图书馆的功劳。

 

上大学以后,泡北图和首图的机会反而不多了。1980年,方汉奇先生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引起我很大兴趣,有人就介绍我去柏林寺,说那里有很多晚清和民国期间的收藏,可以借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号称“三库”,柏林寺是其中一“库”,库中藏品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期刊和线装书。方先生曾把中国近现代的报纸和期刊比喻为“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为此产生很多遐想,以为终于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所以,那个学期,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到柏林寺来“上课”,也就是自修。这里曾是一座古庙,修建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拐进北新桥的戏楼胡同,一直向东,在胡同的尽头,就看到了浓荫掩映下的残破的寺门和院墙。院内虽很破旧,但非常幽静,古木森森,隔断了市井的喧嚣,真是个读书的好去处。最初在这里我只是随意地浏览,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先后翻阅过一些清末朝廷印发的邸报和京报,也看了最早的市民报纸,上海的《申报》。没过多久,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就被由梁启超做总主笔的《时务报》吸引了。创刊于1896年8月的《时务报》是个旬刊,样子和一本线装书没有什么不同,每期大约二三十页,总共出版了69期。当我第一次从管理员手中接过这厚厚一摞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尘封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面的文字,曾经呼风唤雨、令人着魔,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力量,但此后的80多个春秋,它们却只能躺在幽暗的书库里,寂寞地与尘土为伴。填写借阅卡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之前,它们甚至不曾被人借阅过。我一本一本地阅读,每读一本,都要先轻轻拍去书上的尘土。恍惚之中,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了一点使命感,好像要把梁启超从尘土中拯救出来似的。在后来的几个多月里,我完全被梁启超迷住了,他的“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这样的一个梁启超,正是那个时候的我,最容易为之动心的。由此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把我和北京图书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把更多

本来我很想一鼓作气,把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也弄弄清楚的,有北图这么好的条件,不做下去觉得很可惜。那些天里,我从《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里找到不少材料,并且做了卡片和笔记。但第二年暑假之后,学校安排我去《山西日报》实习,回来后又忙毕业论文,北京图书馆倒去得少了。再后来,毕业分配,进了报社,更没有机会泡图书馆了。只有闲暇的时候想起来,还会怀念当初那些幸福美好的日子。

  评论这张
 
阅读(40)|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