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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继愈先生的一次交往  

2009-07-12 23:54: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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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任继愈先生的一次交往解玺璋出版社同仁与任继愈先生(坐在右边)合影,前排左6为白化文先生。昨天,竟有两位大师结伴西行,几乎同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离去多少有一点让我感伤。大树凋零,只存野草,何以解忧,惟有用以下文字,寄一点我的哀思。季羡林先生是时下红人,新华社评价之高,似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文章之盛,更如繁花着锦,烈火烹油;对比任继愈先生这边,则显得清冷了许多,零零落落,不成规模,所以就想在这边凑凑热闹。也是因为,这两天脑子里都是任先生的身影,挥之不去,不写几个字似乎也不能安生。我与任先生并无更多的交往,但任先生的书,却是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他的《中国哲学史》,“文革”前出版了前三册,分别是1963年7月出版第一册,1963年12月出版第二册,1964年10月出版第三册,1966年3月再次印刷,我买的就是这个版本,三册总共两元零五分,并有黑体字注明的“内部发行”字样。而第四册的出版,则要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当年首印即达到30万册,可以想见其风光的程度,放现在连做梦都不敢想。继而不敢想的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名为初中,实为小学),是怎么得到这部书的信息的?怎么

与 任继愈先生的一次交往

解玺璋

与 任继愈先生的一次交往解玺璋出版社同仁与任继愈先生(坐在右边)合影,前排左6为白化文先生。昨天,竟有两位大师结伴西行,几乎同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离去多少有一点让我感伤。大树凋零,只存野草,何以解忧,惟有用以下文字,寄一点我的哀思。季羡林先生是时下红人,新华社评价之高,似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文章之盛,更如繁花着锦,烈火烹油;对比任继愈先生这边,则显得清冷了许多,零零落落,不成规模,所以就想在这边凑凑热闹。也是因为,这两天脑子里都是任先生的身影,挥之不去,不写几个字似乎也不能安生。我与任先生并无更多的交往,但任先生的书,却是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他的《中国哲学史》,“文革”前出版了前三册,分别是1963年7月出版第一册,1963年12月出版第二册,1964年10月出版第三册,1966年3月再次印刷,我买的就是这个版本,三册总共两元零五分,并有黑体字注明的“内部发行”字样。而第四册的出版,则要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当年首印即达到30万册,可以想见其风光的程度,放现在连做梦都不敢想。继而不敢想的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名为初中,实为小学),是怎么得到这部书的信息的?怎么

 

:“那您就修订一下,我们出个修订本,也很好啊。”他笑了,说:“我这个年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像《中华大典》的编纂,都需要时间,哪有精力做这件事啊,算了吧。”我还有点不死心,试探着说:“能不能请人帮您修订一下?”他马上拒绝了,并说这不是可以让人代劳的事。说实在的,出书的事没有谈成,我是有些失落,但感受任先生的品格,也让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他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对自己负责,也对读者负责;他又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事张扬、甘于寂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认为身处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舆论的视野之外,有什么不好。他的存在,是会让很多贪图热闹的学者汗颜的。      与任继愈先生的一次交往 - 解玺璋 - 解玺璋的博客

:“那您就修订一下,我们出个修订本,也很好啊。”他笑了,说:“我这个年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像《中华大典》的编纂,都需要时间,哪有精力做这件事啊,算了吧。”我还有点不死心,试探着说:“能不能请人帮您修订一下?”他马上拒绝了,并说这不是可以让人代劳的事。说实在的,出书的事没有谈成,我是有些失落,但感受任先生的品格,也让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他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对自己负责,也对读者负责;他又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事张扬、甘于寂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认为身处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舆论的视野之外,有什么不好。他的存在,是会让很多贪图热闹的学者汗颜的。

      出版社同仁与任继愈先生(坐在右边)合影,前排左6为白化文先生。

 

与 任继愈先生的一次交往解玺璋出版社同仁与任继愈先生(坐在右边)合影,前排左6为白化文先生。昨天,竟有两位大师结伴西行,几乎同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离去多少有一点让我感伤。大树凋零,只存野草,何以解忧,惟有用以下文字,寄一点我的哀思。季羡林先生是时下红人,新华社评价之高,似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文章之盛,更如繁花着锦,烈火烹油;对比任继愈先生这边,则显得清冷了许多,零零落落,不成规模,所以就想在这边凑凑热闹。也是因为,这两天脑子里都是任先生的身影,挥之不去,不写几个字似乎也不能安生。我与任先生并无更多的交往,但任先生的书,却是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他的《中国哲学史》,“文革”前出版了前三册,分别是1963年7月出版第一册,1963年12月出版第二册,1964年10月出版第三册,1966年3月再次印刷,我买的就是这个版本,三册总共两元零五分,并有黑体字注明的“内部发行”字样。而第四册的出版,则要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当年首印即达到30万册,可以想见其风光的程度,放现在连做梦都不敢想。继而不敢想的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名为初中,实为小学),是怎么得到这部书的信息的?怎么      与任继愈先生的一次交往 - 解玺璋 - 解玺璋的博客

 

昨天,竟有两位大师结伴西行,几乎同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离去多少有一点让我感伤。大树凋零,只存野草,何以解忧,惟有用以下文字,寄一点我的哀思。

 

与 任继愈先生的一次交往解玺璋出版社同仁与任继愈先生(坐在右边)合影,前排左6为白化文先生。昨天,竟有两位大师结伴西行,几乎同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离去多少有一点让我感伤。大树凋零,只存野草,何以解忧,惟有用以下文字,寄一点我的哀思。季羡林先生是时下红人,新华社评价之高,似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文章之盛,更如繁花着锦,烈火烹油;对比任继愈先生这边,则显得清冷了许多,零零落落,不成规模,所以就想在这边凑凑热闹。也是因为,这两天脑子里都是任先生的身影,挥之不去,不写几个字似乎也不能安生。我与任先生并无更多的交往,但任先生的书,却是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他的《中国哲学史》,“文革”前出版了前三册,分别是1963年7月出版第一册,1963年12月出版第二册,1964年10月出版第三册,1966年3月再次印刷,我买的就是这个版本,三册总共两元零五分,并有黑体字注明的“内部发行”字样。而第四册的出版,则要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当年首印即达到30万册,可以想见其风光的程度,放现在连做梦都不敢想。继而不敢想的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名为初中,实为小学),是怎么得到这部书的信息的?怎么

季羡林先生是时下红人,新华社评价之高,似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文章之盛,更如繁花着锦,烈火烹油;对比任继愈先生这边,则显得清冷了许多,零零落落,不成规模,所以就想在这边凑凑热闹。也是因为,这两天脑子里都是任先生的身影,挥之不去,不写几个字似乎也不能安生。

 

:“那您就修订一下,我们出个修订本,也很好啊。”他笑了,说:“我这个年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像《中华大典》的编纂,都需要时间,哪有精力做这件事啊,算了吧。”我还有点不死心,试探着说:“能不能请人帮您修订一下?”他马上拒绝了,并说这不是可以让人代劳的事。说实在的,出书的事没有谈成,我是有些失落,但感受任先生的品格,也让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他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对自己负责,也对读者负责;他又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事张扬、甘于寂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认为身处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舆论的视野之外,有什么不好。他的存在,是会让很多贪图热闹的学者汗颜的。

我与任先生并无更多的交往,但任先生的书,却是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他的《中国哲学史》,“文革”前出版了前三册,分别是19637月出版第一册,1963:“那您就修订一下,我们出个修订本,也很好啊。”他笑了,说:“我这个年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像《中华大典》的编纂,都需要时间,哪有精力做这件事啊,算了吧。”我还有点不死心,试探着说:“能不能请人帮您修订一下?”他马上拒绝了,并说这不是可以让人代劳的事。说实在的,出书的事没有谈成,我是有些失落,但感受任先生的品格,也让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他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对自己负责,也对读者负责;他又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事张扬、甘于寂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认为身处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舆论的视野之外,有什么不好。他的存在,是会让很多贪图热闹的学者汗颜的。12月出版第二册,与 任继愈先生的一次交往解玺璋出版社同仁与任继愈先生(坐在右边)合影,前排左6为白化文先生。昨天,竟有两位大师结伴西行,几乎同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离去多少有一点让我感伤。大树凋零,只存野草,何以解忧,惟有用以下文字,寄一点我的哀思。季羡林先生是时下红人,新华社评价之高,似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文章之盛,更如繁花着锦,烈火烹油;对比任继愈先生这边,则显得清冷了许多,零零落落,不成规模,所以就想在这边凑凑热闹。也是因为,这两天脑子里都是任先生的身影,挥之不去,不写几个字似乎也不能安生。我与任先生并无更多的交往,但任先生的书,却是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他的《中国哲学史》,“文革”前出版了前三册,分别是1963年7月出版第一册,1963年12月出版第二册,1964年10月出版第三册,1966年3月再次印刷,我买的就是这个版本,三册总共两元零五分,并有黑体字注明的“内部发行”字样。而第四册的出版,则要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当年首印即达到30万册,可以想见其风光的程度,放现在连做梦都不敢想。继而不敢想的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名为初中,实为小学),是怎么得到这部书的信息的?怎么196410月出版第三册,1966能花两元钱买下这部书?记忆中一片茫然,已经无从想起。但确实是这部书,给了我最初的关于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印象。奇妙的是,40年后,我竟有机会见到了任继愈先生。那是两年前的一个上午,当时我还在出版社供职。社里承担了出版《中华大典·民俗典》的任务,而任先生正是主持出版《中华大典》的总主编,《民俗典》的主编是北京大学的白化文先生。那天上午,我们被召集到国家图书馆开会,说是任先生要听编辑进度的汇报,还要对下一步的编辑工作做指示。说老实话,这是我见过的最负责任的主编。现在社会上主编多如牛毛,有几个真尽主编之责的?我看很少。任先生以90岁的高龄,仍然亲历亲为,一丝不苟,连一些细枝末节都想得十分周全,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风范。见任先生,我还有一点私心,即想重新出版《中国哲学史》,肯请他的支持。所以,在汇报告一段落之后,我赶紧向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他特意请我到他的办公室,我把自己收藏的旧版《中国哲学史》也带来了,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他的这部著作,现在这部书在市场上已很难找到,很有必要再版。他仔细听我说着,并用手抚摸着书的封面,就有些感慨起来:“这个版本确实很老了,特别是前三册,还是‘文革’前的,有很多地方都需要重新修订了。”我赶紧说3月再次印刷,我买的就是这个版本,三册总共两元零五分,并有黑体字注明的“内部发行”字样。而第四册的出版,则要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当年首印即达到:“那您就修订一下,我们出个修订本,也很好啊。”他笑了,说:“我这个年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像《中华大典》的编纂,都需要时间,哪有精力做这件事啊,算了吧。”我还有点不死心,试探着说:“能不能请人帮您修订一下?”他马上拒绝了,并说这不是可以让人代劳的事。说实在的,出书的事没有谈成,我是有些失落,但感受任先生的品格,也让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他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对自己负责,也对读者负责;他又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事张扬、甘于寂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认为身处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舆论的视野之外,有什么不好。他的存在,是会让很多贪图热闹的学者汗颜的。30万册,可以想见其风光的程度,放现在连做梦都不敢想。继而不敢想的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名为初中,实为小学),是怎么得到这部书的信息的?怎么能花两元钱买下这部书?记忆中一片茫然,已经无从想起。但确实是这部书,给了我最初的关于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印象。

 

:“那您就修订一下,我们出个修订本,也很好啊。”他笑了,说:“我这个年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像《中华大典》的编纂,都需要时间,哪有精力做这件事啊,算了吧。”我还有点不死心,试探着说:“能不能请人帮您修订一下?”他马上拒绝了,并说这不是可以让人代劳的事。说实在的,出书的事没有谈成,我是有些失落,但感受任先生的品格,也让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他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对自己负责,也对读者负责;他又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事张扬、甘于寂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认为身处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舆论的视野之外,有什么不好。他的存在,是会让很多贪图热闹的学者汗颜的。奇妙的是,40与 任继愈先生的一次交往解玺璋出版社同仁与任继愈先生(坐在右边)合影,前排左6为白化文先生。昨天,竟有两位大师结伴西行,几乎同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离去多少有一点让我感伤。大树凋零,只存野草,何以解忧,惟有用以下文字,寄一点我的哀思。季羡林先生是时下红人,新华社评价之高,似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文章之盛,更如繁花着锦,烈火烹油;对比任继愈先生这边,则显得清冷了许多,零零落落,不成规模,所以就想在这边凑凑热闹。也是因为,这两天脑子里都是任先生的身影,挥之不去,不写几个字似乎也不能安生。我与任先生并无更多的交往,但任先生的书,却是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他的《中国哲学史》,“文革”前出版了前三册,分别是1963年7月出版第一册,1963年12月出版第二册,1964年10月出版第三册,1966年3月再次印刷,我买的就是这个版本,三册总共两元零五分,并有黑体字注明的“内部发行”字样。而第四册的出版,则要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当年首印即达到30万册,可以想见其风光的程度,放现在连做梦都不敢想。继而不敢想的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名为初中,实为小学),是怎么得到这部书的信息的?怎么年后,我竟有机会见到了任继愈先生。那是两年前的一个上午,当时我还在出版社供职。社里承担了出版《中华大典·民俗典》的任务,而任先生正是主持出版《中华大典》的总主编,《民俗典》的主编是北京大学的白化文先生。那天上午,我们被召集到国家图书馆开会,说是任先生要听编辑进度的汇报,还要对下一步的编辑工作做指示。说老实话,这是我见过的最负责任的主编。现在社会上主编多如牛毛,有几个真尽主编之责的?我看很少。任先生以90:“那您就修订一下,我们出个修订本,也很好啊。”他笑了,说:“我这个年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像《中华大典》的编纂,都需要时间,哪有精力做这件事啊,算了吧。”我还有点不死心,试探着说:“能不能请人帮您修订一下?”他马上拒绝了,并说这不是可以让人代劳的事。说实在的,出书的事没有谈成,我是有些失落,但感受任先生的品格,也让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他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对自己负责,也对读者负责;他又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事张扬、甘于寂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认为身处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舆论的视野之外,有什么不好。他的存在,是会让很多贪图热闹的学者汗颜的。岁的高龄,仍然亲历亲为,一丝不苟,连一些细枝末节都想得十分周全,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风范。

 

见任先生,我还有一点私心,即想重新出版《中国哲学史》,肯请他的支持。所以,在汇报告一段落之后,我赶紧向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他特意请我到他的办公室,我把自己收藏的旧版《中国哲学史》也带来了,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他的这部著作,现在这部书在市场上已很难找到,很有必要再版。他仔细听我说着,并用手抚摸着书的封面,就有些感慨起来:“这个版本确实很老了,特别是前三册,还是‘文革’前的,有很多地方都需要重新修订了。”我赶紧说:“那您就修订一下,我们出个修订本,也很好啊。”他笑了,说:“我这个年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像《中华大典》的编纂,都需要时间,哪有精力做这件事啊,算了吧。”我还有点不死心,试探着说:“能不能请人帮您修订一下?”他马上拒绝了,并说这不是可以让人代劳的事。

:“那您就修订一下,我们出个修订本,也很好啊。”他笑了,说:“我这个年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像《中华大典》的编纂,都需要时间,哪有精力做这件事啊,算了吧。”我还有点不死心,试探着说:“能不能请人帮您修订一下?”他马上拒绝了,并说这不是可以让人代劳的事。说实在的,出书的事没有谈成,我是有些失落,但感受任先生的品格,也让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他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对自己负责,也对读者负责;他又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事张扬、甘于寂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认为身处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舆论的视野之外,有什么不好。他的存在,是会让很多贪图热闹的学者汗颜的。

 

说实在的,出书的事没有谈成,我是有些失落,但感受任先生的品格,也让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他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对自己负责,也对读者负责;他又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事张扬、甘于寂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认为身处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舆论的视野之外,有什么不好。他的存在,是会让很多贪图热闹的学者汗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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