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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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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唐宋八大家,治当代散文病  

2008-10-11 23:14: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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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唐宋八大家,治当代散文病

解玺璋

 

读唐宋八大家,治当代散文病 - 解玺璋 - 解玺璋的博客

 

两只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他自然不肯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虽然“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但是,他又庆幸自己“年岁之未暮”,来日方长,自不必羡慕像二鸟那样徒以外饰取悦君主的无知之辈。聊以自慰中透出几分无奈,但又蕴涵了不畏挫折、待时而起的执著人生态度。正是这种坚持,才有了后来苏轼所称颂的“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潮州韩文公庙碑》)。他写道:“自东汉已来,道丧之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这里或许有文人的夸张之辞,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作《韩愈志》就曾感叹“知人论世之难”,盖因为,“文章之变,其渐有自,而愈之名独盛”,意思是说,唐代文章的变革,有一个演变过程,把功劳记在韩愈一个人的名下是不公平的。但韩愈毕竟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苏轼这样写,其用意恰恰是要借重韩愈的历史地位,而强调后世追随其文章事业的正当性。所以,宋元以降,唐宋八大家常常就做了打鬼的钟馗了。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就是明朝中叶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人曾以“唐宋”对付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这是因为,前七子李梦阳等人主张“文必秦汉”,本意是想用雄厚峻峭的风格,改变文坛冗沓痿痹的作风。但久而久之,只从形式上着眼,就走上了生吞活剥、诘屈聱牙的道路。郭绍虞先生说过:“由秦汉文之气象以学秦汉文,仅成貌似;由唐宋文之门径以学秦汉文,转可得其神解。”这恰是唐顺之等人推崇唐宋古文,反对因袭秦汉的理由。其后,茅坤特意在唐顺之所纂《文编》的基础上,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正式打出了“唐宋八大家”的旗号,以申明自己的文学主张。应当看到,任何一种文学主张,最初固然有其合理性、正当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渐渐的也会丧失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清代的大才子袁枚就对所谓“唐宋八大家”提出了质疑,他说:“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其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他怀疑茅坤没有全部读过唐、宋时的文章,所选一定有其片面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唐宋八大家”以其简练而响亮的称呼,千百年来,“家弦户诵”,海内盛行,自有其卓异诱人之处,至少,它为后来者的散文写作确立了一个不算太低的标杆。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是我国散文史上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其卓异诱人之处,首先在于他们的许多文章内容充实,不是无病呻吟之作,也不是虚浮夸饰之作,更不是空洞乏味的政治说教。他们的文章,上承先秦、两汉,长于说理、叙事;又不拒绝骈体文的优长,发挥六朝散文长于写景、抒情的特点,在以散体为主的句子中巧妙地穿插一些骈偶句子,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使古代散文在事理兼胜的基础上,更具形象性和抒情性。再有,他们的文章比起前人来更讲章法,起承转合,疏密详略,灵活变化,时出新意,既严谨有序又灵动多变,既一气贯通又曲折跌宕,给人一种和谐精巧的审美感受。他们的语言又是简约精练的,很多百余字或几百字的散文,含义隽永,内容深刻,文采飞扬,笔墨酣畅,尺幅之中蕴涵波涛万里之势。而且,八家散文又呈现出自居一格的个性色彩,“韩愈雄奇奔放,柳宗元沉郁峻洁,欧阳修委婉流丽,曾巩雍容平和,王安石刚劲峭拔,即使‘三苏’也并非如上袁枚所说‘如出一手’,而是同中有异,在共具的雄放风格中,苏洵显得简切老辣,苏轼显得清旷超逸,而苏辙则表现为疏荡纡折”(吴小林当今散文大盛。喜欢写散文的人很多,而散文又是一种比较随意的文体,似乎谁都可以写一点,无论写成什么样子,大家都可以称它为散文。这些年,各种各样的散文,我们所见多矣。但问题似乎也很多。关于散文文体的争论且不说,仅就写作的成果而言,散文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作品的格局似乎越来越小,人称小男人、小女子的散文,小巧玲珑,色彩艳丽,轻松幽默,解颐怡人;但也轻浮、轻佻、轻狂、轻薄,轻飘飘的,缺少浑然的、浑厚的厚重感。还有一种被称为心灵鸡汤的散文,弄一点小哲理,小诗意,小性情,其实是故做深沉状、沉思状、呻吟状、自我陶醉状,境界也都很小,很琐碎。

读唐宋八大家,治当代散文病解玺璋当今散文大盛。喜欢写散文的人很多,而散文又是一种比较随意的文体,似乎谁都可以写一点,无论写成什么样子,大家都可以称它为散文。这些年,各种各样的散文,我们所见多矣。但问题似乎也很多。关于散文文体的争论且不说,仅就写作的成果而言,散文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作品的格局似乎越来越小,人称小男人、小女子的散文,小巧玲珑,色彩艳丽,轻松幽默,解颐怡人;但也轻浮、轻佻、轻狂、轻薄,轻飘飘的,缺少浑然的、浑厚的厚重感。还有一种被称为心灵鸡汤的散文,弄一点小哲理,小诗意,小性情,其实是故做深沉状、沉思状、呻吟状、自我陶醉状,境界也都很小,很琐碎。散文的大小,自不在篇幅的长短。有人写几百字的短文,而气象壮大;有人作上万字的长文,仍难免空疏小气。那么题材呢?题材的大小可以决定散文的大小了吗?我看也说不定。我读过很多书写大题材、大主题的散文,其实都写得很小气。有很多年,我们是憎恶这种所谓“大”散文的,因为它把散文带到了空洞的政治说教的牢笼里。这种“大”散文现在是很少见了,盛行的是所谓闲适文学,借了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名义,晚明的小品文大行其道,结果是使散文一下子跌到了风花雪月的性情和闲趣之中。这种“任性而发”的写作,由于缺少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而显得狭隘、琐碎、庸俗和单薄,被鲁迅称为让人“画歪了脸孔”,对散文写作也是一种束缚。这种束缚不同于政治的束手束脚,而是用物化的享乐淤塞了我们的心灵。看似自由的写作,其实还是不自由的,所以也就很难提升它的品质达到人性、生命、精神和灵魂的层面。近读《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忽然就想到了当今散文的这些毛病。所谓“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他们都是散文大家,同时也是散文的革命者。韩、柳所面对的,是魏晋以来占据了文坛统治地位的骈体文,这种文体讲对偶、尚辞藻、重格律,在后来的发展中,它变得越来越绮靡,越来越重形式,轻内容,其末流更发展为文字游戏,成了束缚散文写作的桎梏。韩、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起古文运动的。他们提倡自由抒写的文风,并以自己的写作实践,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散文。他们的散文最终成为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及至宋初,绮靡浮艳的骈俪文风再度兴起,盛况空前,甚至还有许多人崇尚艰涩怪僻之文,片面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弊病愈演愈烈。这时,以欧阳修为代表,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亦陆续加入进来,在宋初的数十年间,又发起一场前追韩、柳的新古文运动,倡导一种更加平易自然,更加接近口语,更加灵活自由,富于表现力的散文文体。在后来的近千年里,这种散文文体始终统摄文坛,直到五四运动白话文兴起为止。唐宋八大家的耐人寻味之处,在其都不趋于流俗,不以主流的是非为是非,在社会普遍认同某种审美的时候,敢于反潮流,逆流而上。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当时也许不会被人所接受,但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并没有辜负他们。韩愈在《感二鸟赋》中就记述了自己的文章遭人冷落的经历。此赋作于贞元十一年(795年),韩愈三次应试于吏部的博学宏辞,所作文章均不得不到赏识,于是,乃离开长安,东归河阳老家。在潼关以东黄河南岸的京洛大道上,恰遇河阳节度使向皇帝进献白乌、白鹆的使者路过。他有感于自己之命运与二鸟的天壤之别,作此赋以记之。他在其中写道,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但是,“曾不得名荐书,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现在,这 

散文的大小,自不在篇幅的长短。有人写几百字的短文,而气象壮大;有人作上万字的长文,仍难免空疏小气。那么题材呢?题材的大小可以决定散文的大小了吗?我看也说不定。我读过很多书写大题材、大主题的散文,其实都写得很小气。有很多年,我们是憎恶这种所谓“大”散文的,因为它把散文带到了空洞的政治说教的牢笼里。这种“大”散文现在是很少见了,盛行的是所谓闲适文学,借了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名义,晚明的小品文大行其道,结果是使散文一下子跌到了风花雪月的性情和闲趣之中。这种“任性而发”的写作,由于缺少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而显得狭隘、琐碎、庸俗和单薄,被鲁迅称为让人“画歪了脸孔”,对散文写作也是一种束缚。这种束缚不同于政治的束手束脚,而是用物化的享乐淤塞了我们的心灵。看似自由的写作,其实还是不自由的,所以也就很难提升它的品质达到人性、生命、精神和灵魂的层面。

 

《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序)。毫无疑问,对当代散文写作来说,这是有待开发的宝贵资源,其蕴藏之丰厚一定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当代散文写作为人所诟病,自非一日。而所开药方,亦层出不穷。有求助于西方散文者,有钟情于近现代散文者,也有希望散文写作走出书斋,回归生活者,不一而足。然而很少有人提出向古文学习,向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学习。这种对古典的轻视、鄙视、蔑视,或者来自一种久远的偏见,真是很令人叹惋的。说得严重一点,当今散文写作的种种弊病,难免不是丧失了历史传统所造成的恶果。在这里,最为重要的似乎还不是文章的技法、章法、叙事、说理、抒情或文字的运用和表达,而是如何使文章具有浑浩流转的气势和充沛的力量?韩愈的文章所以能“起八代之衰”,就是因为在其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浩然之气。孟子曾有“养气”一说,就是要养成这种“浩然之气”。听起来很玄,其实是可感可知的。一言以蔽之,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就来自一个人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自其内在的精神信仰和道德诉求,来自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都是在当今散文写作中难得一见的。如果有一个字可以概括当今散文之病的话,未必不是这个“衰”字!有人担心古文难读难懂,其妙处也很难领略。而《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一书恰好能给我们一些切实的帮助。该书选收唐宋八大家散文共366篇,兼顾各种文体,均为内容形式俱佳的名篇。书中的注释和品读,更出自国内专门研究“唐宋八大家”的诸多学者,其注释能为我们排除阅读中的文字障碍,而品读则给予我们更多的启迪。读罢此书,对于古代散文传统,我们或许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和更深刻的认识,其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吴小林先生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至今还能想起他在课堂上为我们讲解唐宋诗词时的潇洒。仅以此文表示对老师教诲的谢意!)

近读《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忽然就想到了当今散文的这些毛病。所谓“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他们都是散文大家,同时也是散文的革命者。韩、柳所面对的,是魏晋以来占据了文坛统治地位的骈体文,这种文体讲对偶、尚辞藻、重格律,在后来的发展中,它变得越来越绮靡,越来越重形式,轻内容,其末流更发展为文字游戏,成了束缚散文写作的桎梏。韩、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起古文运动的。他们提倡自由抒写的文风,并以自己的写作实践,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散文。他们的散文最终成为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及至宋初,绮靡浮艳的骈俪文风再度兴起,盛况空前,甚至还有许多人崇尚艰涩怪僻之文,片面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弊病愈演愈烈。这时,以欧阳修为代表,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亦陆续加入进来,在宋初的数十年间,又发起一场前追韩、柳的新古文运动,倡导一种更加平易自然,更加接近口语,更加灵活自由,富于表现力的散文文体。在后来的近千年里,这种散文文体始终统摄文坛,直到五四运动白话文兴起为止。

 

唐宋八大家的耐人寻味之处,在其都不趋于流俗,不以主流的是非为是非,在社会普遍认同某种审美的时候,敢于反潮流,逆流而上。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当时也许不会被人所接受,但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并没有辜负他们。韩愈在《感二鸟赋》中就记述了自己的文章遭人冷落的经历。此赋作于贞元十一年(795读唐宋八大家,治当代散文病解玺璋当今散文大盛。喜欢写散文的人很多,而散文又是一种比较随意的文体,似乎谁都可以写一点,无论写成什么样子,大家都可以称它为散文。这些年,各种各样的散文,我们所见多矣。但问题似乎也很多。关于散文文体的争论且不说,仅就写作的成果而言,散文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作品的格局似乎越来越小,人称小男人、小女子的散文,小巧玲珑,色彩艳丽,轻松幽默,解颐怡人;但也轻浮、轻佻、轻狂、轻薄,轻飘飘的,缺少浑然的、浑厚的厚重感。还有一种被称为心灵鸡汤的散文,弄一点小哲理,小诗意,小性情,其实是故做深沉状、沉思状、呻吟状、自我陶醉状,境界也都很小,很琐碎。散文的大小,自不在篇幅的长短。有人写几百字的短文,而气象壮大;有人作上万字的长文,仍难免空疏小气。那么题材呢?题材的大小可以决定散文的大小了吗?我看也说不定。我读过很多书写大题材、大主题的散文,其实都写得很小气。有很多年,我们是憎恶这种所谓“大”散文的,因为它把散文带到了空洞的政治说教的牢笼里。这种“大”散文现在是很少见了,盛行的是所谓闲适文学,借了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名义,晚明的小品文大行其道,结果是使散文一下子跌到了风花雪月的性情和闲趣之中。这种“任性而发”的写作,由于缺少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而显得狭隘、琐碎、庸俗和单薄,被鲁迅称为让人“画歪了脸孔”,对散文写作也是一种束缚。这种束缚不同于政治的束手束脚,而是用物化的享乐淤塞了我们的心灵。看似自由的写作,其实还是不自由的,所以也就很难提升它的品质达到人性、生命、精神和灵魂的层面。近读《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忽然就想到了当今散文的这些毛病。所谓“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他们都是散文大家,同时也是散文的革命者。韩、柳所面对的,是魏晋以来占据了文坛统治地位的骈体文,这种文体讲对偶、尚辞藻、重格律,在后来的发展中,它变得越来越绮靡,越来越重形式,轻内容,其末流更发展为文字游戏,成了束缚散文写作的桎梏。韩、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起古文运动的。他们提倡自由抒写的文风,并以自己的写作实践,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散文。他们的散文最终成为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及至宋初,绮靡浮艳的骈俪文风再度兴起,盛况空前,甚至还有许多人崇尚艰涩怪僻之文,片面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弊病愈演愈烈。这时,以欧阳修为代表,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亦陆续加入进来,在宋初的数十年间,又发起一场前追韩、柳的新古文运动,倡导一种更加平易自然,更加接近口语,更加灵活自由,富于表现力的散文文体。在后来的近千年里,这种散文文体始终统摄文坛,直到五四运动白话文兴起为止。唐宋八大家的耐人寻味之处,在其都不趋于流俗,不以主流的是非为是非,在社会普遍认同某种审美的时候,敢于反潮流,逆流而上。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当时也许不会被人所接受,但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并没有辜负他们。韩愈在《感二鸟赋》中就记述了自己的文章遭人冷落的经历。此赋作于贞元十一年(795年),韩愈三次应试于吏部的博学宏辞,所作文章均不得不到赏识,于是,乃离开长安,东归河阳老家。在潼关以东黄河南岸的京洛大道上,恰遇河阳节度使向皇帝进献白乌、白鹆的使者路过。他有感于自己之命运与二鸟的天壤之别,作此赋以记之。他在其中写道,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但是,“曾不得名荐书,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现在,这年),韩愈三次应试于吏部的博学宏辞,所作文章均不得不到赏识,于是,乃离开长安,东归河阳老家。在潼关以东黄河南岸的京洛大道上,恰遇河阳节度使向皇帝进献白乌、白读唐宋八大家,治当代散文病解玺璋当今散文大盛。喜欢写散文的人很多,而散文又是一种比较随意的文体,似乎谁都可以写一点,无论写成什么样子,大家都可以称它为散文。这些年,各种各样的散文,我们所见多矣。但问题似乎也很多。关于散文文体的争论且不说,仅就写作的成果而言,散文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作品的格局似乎越来越小,人称小男人、小女子的散文,小巧玲珑,色彩艳丽,轻松幽默,解颐怡人;但也轻浮、轻佻、轻狂、轻薄,轻飘飘的,缺少浑然的、浑厚的厚重感。还有一种被称为心灵鸡汤的散文,弄一点小哲理,小诗意,小性情,其实是故做深沉状、沉思状、呻吟状、自我陶醉状,境界也都很小,很琐碎。散文的大小,自不在篇幅的长短。有人写几百字的短文,而气象壮大;有人作上万字的长文,仍难免空疏小气。那么题材呢?题材的大小可以决定散文的大小了吗?我看也说不定。我读过很多书写大题材、大主题的散文,其实都写得很小气。有很多年,我们是憎恶这种所谓“大”散文的,因为它把散文带到了空洞的政治说教的牢笼里。这种“大”散文现在是很少见了,盛行的是所谓闲适文学,借了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名义,晚明的小品文大行其道,结果是使散文一下子跌到了风花雪月的性情和闲趣之中。这种“任性而发”的写作,由于缺少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而显得狭隘、琐碎、庸俗和单薄,被鲁迅称为让人“画歪了脸孔”,对散文写作也是一种束缚。这种束缚不同于政治的束手束脚,而是用物化的享乐淤塞了我们的心灵。看似自由的写作,其实还是不自由的,所以也就很难提升它的品质达到人性、生命、精神和灵魂的层面。近读《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忽然就想到了当今散文的这些毛病。所谓“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他们都是散文大家,同时也是散文的革命者。韩、柳所面对的,是魏晋以来占据了文坛统治地位的骈体文,这种文体讲对偶、尚辞藻、重格律,在后来的发展中,它变得越来越绮靡,越来越重形式,轻内容,其末流更发展为文字游戏,成了束缚散文写作的桎梏。韩、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起古文运动的。他们提倡自由抒写的文风,并以自己的写作实践,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散文。他们的散文最终成为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及至宋初,绮靡浮艳的骈俪文风再度兴起,盛况空前,甚至还有许多人崇尚艰涩怪僻之文,片面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弊病愈演愈烈。这时,以欧阳修为代表,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亦陆续加入进来,在宋初的数十年间,又发起一场前追韩、柳的新古文运动,倡导一种更加平易自然,更加接近口语,更加灵活自由,富于表现力的散文文体。在后来的近千年里,这种散文文体始终统摄文坛,直到五四运动白话文兴起为止。唐宋八大家的耐人寻味之处,在其都不趋于流俗,不以主流的是非为是非,在社会普遍认同某种审美的时候,敢于反潮流,逆流而上。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当时也许不会被人所接受,但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并没有辜负他们。韩愈在《感二鸟赋》中就记述了自己的文章遭人冷落的经历。此赋作于贞元十一年(795年),韩愈三次应试于吏部的博学宏辞,所作文章均不得不到赏识,于是,乃离开长安,东归河阳老家。在潼关以东黄河南岸的京洛大道上,恰遇河阳节度使向皇帝进献白乌、白鹆的使者路过。他有感于自己之命运与二鸟的天壤之别,作此赋以记之。他在其中写道,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但是,“曾不得名荐书,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现在,这 鹆的使者路过。他有感于自己之命运与二鸟的天壤之别,作此赋以记之。他在其中写道,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但是,“曾不得名荐书,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现在,这两只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他自然不肯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虽然“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但是,他又庆幸自己“年岁之未暮”,来日方长,自不必羡慕像二鸟那样徒以外饰取悦君主的无知之辈。聊以自慰中透出几分无奈,但又蕴涵了不畏挫折、待时而起的执著人生态度。正是这种坚持,才有了后来苏轼所称颂的“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潮州韩文公庙碑》)。他写道:“自东汉已来,道丧之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这里或许有文人的夸张之辞,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作《韩愈志》就曾感叹“知人论世之难”,盖因为,“文章之变,其渐有自,而愈之名独盛”,意思是说,唐代文章的变革,有一个演变过程,把功劳记在韩愈一个人的名下是不公平的。但韩愈毕竟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苏轼这样写,其用意恰恰是要借重韩愈的历史地位,而强调后世追随其文章事业的正当性。

 

所以,宋元以降,唐宋八大家常常就做了打鬼的钟馗了。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就是明朝中叶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人曾以“唐宋”对付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这是因为,前七子李梦阳等人主张“文必秦汉”,本意是想用雄厚峻峭的风格,改变文坛冗沓痿痹的作风。但久而久之,只从形式上着眼,就走上了生吞活剥、诘屈聱牙的道路。郭绍虞先生说过:“由秦汉文之气象以学秦汉文,仅成貌似;由唐宋文之门径以学秦汉文,转可得其神解。”这恰是唐顺之等人推崇唐宋古文,反对因袭秦汉的理由。其后,茅坤特意在唐顺之所纂《文编》的基础上,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正式打出了“唐宋八大家”的旗号,以申明自己的文学主张。应当看到,任何一种文学主张,最初固然有其合理性、正当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渐渐的也会丧失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清代的大才子袁枚就对所谓“唐宋八大家”提出了质疑,他说:“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其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他怀疑茅坤没有全部读过唐、宋时的文章,所选一定有其片面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唐宋八大家”以其简练而响亮的称呼,千百年来,“家弦户诵”,海内盛行,自有其卓异诱人之处,至少,它为后来者的散文写作确立了一个不算太低的标杆。

 

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是我国散文史上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其卓异诱人之处,首先在于他们的许多文章内容充实,不是无病呻吟之作,也不是虚浮夸饰之作,更不是空洞乏味的政治说教。他们的文章,上承先秦、两汉,长于说理、叙事;又不拒绝骈体文的优长,发挥六朝散文长于写景、抒情的特点,在以散体为主的句子中巧妙地穿插一些骈偶句子,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使古代散文在事理兼胜的基础上,更具形象性和抒情性。再有,他们的文章比起前人来更讲章法,起承转合,疏密详略,灵活变化,时出新意,既严谨有序又灵动多变,既一气贯通又曲折跌宕,给人一种和谐精巧的审美感受。他们的语言又是简约精练的,很多百余字或几百字的散文,含义隽永,内容深刻,文采飞扬,笔墨酣畅,尺幅之中蕴涵波涛万里之势。而且,八家散文又呈现出自居一格的个性色彩,“韩愈雄奇奔放,柳宗元沉郁峻洁,欧阳修委婉流丽,曾巩雍容平和,王安石刚劲峭拔,即使‘三苏’也并非如上袁枚所说‘如出一手’,而是同中有异,在共具的雄放风格中,苏洵显得简切老辣,苏轼显得清旷超逸,而苏辙则表现为疏荡纡折”(吴小林《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序)。毫无疑问,对当代散文写作来说,这是有待开发的宝贵资源,其蕴藏之丰厚一定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当代散文写作为人所诟病,自非一日。而所开药方,亦层出不穷。有求助于西方散文者,有钟情于近现代散文者,也有希望散文写作走出书斋,回归生活者,不一而足。然而很少有人提出向古文学习,向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学习。这种对古典的轻视、鄙视、蔑视,或者来自一种久远的偏见,真是很令人叹惋的。说得严重一点,当今散文写作的种种弊病,难免不是丧失了历史传统所造成的恶果。在这里,最为重要的似乎还不是文章的技法、章法、叙事、说理、抒情或文字的运用和表达,而是如何使文章具有浑浩流转的气势和充沛的力量?韩愈的文章所以能“起八代之衰”,就是因为在其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浩然之气。孟子曾有“养气”一说,就是要养成这种“浩然之气”。听起来很玄,其实是可感可知的。一言以蔽之,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就来自一个人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自其内在的精神信仰和道德诉求,来自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都是在当今散文写作中难得一见的。如果有一个字可以概括当今散文之病的话,未必不是这个“衰”字!

《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序)。毫无疑问,对当代散文写作来说,这是有待开发的宝贵资源,其蕴藏之丰厚一定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当代散文写作为人所诟病,自非一日。而所开药方,亦层出不穷。有求助于西方散文者,有钟情于近现代散文者,也有希望散文写作走出书斋,回归生活者,不一而足。然而很少有人提出向古文学习,向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学习。这种对古典的轻视、鄙视、蔑视,或者来自一种久远的偏见,真是很令人叹惋的。说得严重一点,当今散文写作的种种弊病,难免不是丧失了历史传统所造成的恶果。在这里,最为重要的似乎还不是文章的技法、章法、叙事、说理、抒情或文字的运用和表达,而是如何使文章具有浑浩流转的气势和充沛的力量?韩愈的文章所以能“起八代之衰”,就是因为在其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浩然之气。孟子曾有“养气”一说,就是要养成这种“浩然之气”。听起来很玄,其实是可感可知的。一言以蔽之,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就来自一个人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自其内在的精神信仰和道德诉求,来自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都是在当今散文写作中难得一见的。如果有一个字可以概括当今散文之病的话,未必不是这个“衰”字!有人担心古文难读难懂,其妙处也很难领略。而《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一书恰好能给我们一些切实的帮助。该书选收唐宋八大家散文共366篇,兼顾各种文体,均为内容形式俱佳的名篇。书中的注释和品读,更出自国内专门研究“唐宋八大家”的诸多学者,其注释能为我们排除阅读中的文字障碍,而品读则给予我们更多的启迪。读罢此书,对于古代散文传统,我们或许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和更深刻的认识,其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吴小林先生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至今还能想起他在课堂上为我们讲解唐宋诗词时的潇洒。仅以此文表示对老师教诲的谢意!)

 

两只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他自然不肯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虽然“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但是,他又庆幸自己“年岁之未暮”,来日方长,自不必羡慕像二鸟那样徒以外饰取悦君主的无知之辈。聊以自慰中透出几分无奈,但又蕴涵了不畏挫折、待时而起的执著人生态度。正是这种坚持,才有了后来苏轼所称颂的“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潮州韩文公庙碑》)。他写道:“自东汉已来,道丧之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这里或许有文人的夸张之辞,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作《韩愈志》就曾感叹“知人论世之难”,盖因为,“文章之变,其渐有自,而愈之名独盛”,意思是说,唐代文章的变革,有一个演变过程,把功劳记在韩愈一个人的名下是不公平的。但韩愈毕竟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苏轼这样写,其用意恰恰是要借重韩愈的历史地位,而强调后世追随其文章事业的正当性。所以,宋元以降,唐宋八大家常常就做了打鬼的钟馗了。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就是明朝中叶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人曾以“唐宋”对付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这是因为,前七子李梦阳等人主张“文必秦汉”,本意是想用雄厚峻峭的风格,改变文坛冗沓痿痹的作风。但久而久之,只从形式上着眼,就走上了生吞活剥、诘屈聱牙的道路。郭绍虞先生说过:“由秦汉文之气象以学秦汉文,仅成貌似;由唐宋文之门径以学秦汉文,转可得其神解。”这恰是唐顺之等人推崇唐宋古文,反对因袭秦汉的理由。其后,茅坤特意在唐顺之所纂《文编》的基础上,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正式打出了“唐宋八大家”的旗号,以申明自己的文学主张。应当看到,任何一种文学主张,最初固然有其合理性、正当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渐渐的也会丧失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清代的大才子袁枚就对所谓“唐宋八大家”提出了质疑,他说:“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其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他怀疑茅坤没有全部读过唐、宋时的文章,所选一定有其片面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唐宋八大家”以其简练而响亮的称呼,千百年来,“家弦户诵”,海内盛行,自有其卓异诱人之处,至少,它为后来者的散文写作确立了一个不算太低的标杆。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是我国散文史上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其卓异诱人之处,首先在于他们的许多文章内容充实,不是无病呻吟之作,也不是虚浮夸饰之作,更不是空洞乏味的政治说教。他们的文章,上承先秦、两汉,长于说理、叙事;又不拒绝骈体文的优长,发挥六朝散文长于写景、抒情的特点,在以散体为主的句子中巧妙地穿插一些骈偶句子,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使古代散文在事理兼胜的基础上,更具形象性和抒情性。再有,他们的文章比起前人来更讲章法,起承转合,疏密详略,灵活变化,时出新意,既严谨有序又灵动多变,既一气贯通又曲折跌宕,给人一种和谐精巧的审美感受。他们的语言又是简约精练的,很多百余字或几百字的散文,含义隽永,内容深刻,文采飞扬,笔墨酣畅,尺幅之中蕴涵波涛万里之势。而且,八家散文又呈现出自居一格的个性色彩,“韩愈雄奇奔放,柳宗元沉郁峻洁,欧阳修委婉流丽,曾巩雍容平和,王安石刚劲峭拔,即使‘三苏’也并非如上袁枚所说‘如出一手’,而是同中有异,在共具的雄放风格中,苏洵显得简切老辣,苏轼显得清旷超逸,而苏辙则表现为疏荡纡折”(吴小林

有人担心古文难读难懂,其妙处也很难领略。而《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一书恰好能给我们一些切实的帮助。该书选收唐宋八大家散文共366篇,兼顾各种文体,均为内容形式俱佳的名篇。书中的注释和品读,更出自国内专门研究“唐宋八大家”的诸多学者,其注释能为我们排除阅读中的文字障碍,而品读则给予我们更多的启迪。读罢此书,对于古代散文传统,我们或许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和更深刻的认识,其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两只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他自然不肯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虽然“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但是,他又庆幸自己“年岁之未暮”,来日方长,自不必羡慕像二鸟那样徒以外饰取悦君主的无知之辈。聊以自慰中透出几分无奈,但又蕴涵了不畏挫折、待时而起的执著人生态度。正是这种坚持,才有了后来苏轼所称颂的“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潮州韩文公庙碑》)。他写道:“自东汉已来,道丧之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这里或许有文人的夸张之辞,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作《韩愈志》就曾感叹“知人论世之难”,盖因为,“文章之变,其渐有自,而愈之名独盛”,意思是说,唐代文章的变革,有一个演变过程,把功劳记在韩愈一个人的名下是不公平的。但韩愈毕竟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苏轼这样写,其用意恰恰是要借重韩愈的历史地位,而强调后世追随其文章事业的正当性。所以,宋元以降,唐宋八大家常常就做了打鬼的钟馗了。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就是明朝中叶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人曾以“唐宋”对付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这是因为,前七子李梦阳等人主张“文必秦汉”,本意是想用雄厚峻峭的风格,改变文坛冗沓痿痹的作风。但久而久之,只从形式上着眼,就走上了生吞活剥、诘屈聱牙的道路。郭绍虞先生说过:“由秦汉文之气象以学秦汉文,仅成貌似;由唐宋文之门径以学秦汉文,转可得其神解。”这恰是唐顺之等人推崇唐宋古文,反对因袭秦汉的理由。其后,茅坤特意在唐顺之所纂《文编》的基础上,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正式打出了“唐宋八大家”的旗号,以申明自己的文学主张。应当看到,任何一种文学主张,最初固然有其合理性、正当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渐渐的也会丧失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清代的大才子袁枚就对所谓“唐宋八大家”提出了质疑,他说:“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其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他怀疑茅坤没有全部读过唐、宋时的文章,所选一定有其片面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唐宋八大家”以其简练而响亮的称呼,千百年来,“家弦户诵”,海内盛行,自有其卓异诱人之处,至少,它为后来者的散文写作确立了一个不算太低的标杆。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是我国散文史上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其卓异诱人之处,首先在于他们的许多文章内容充实,不是无病呻吟之作,也不是虚浮夸饰之作,更不是空洞乏味的政治说教。他们的文章,上承先秦、两汉,长于说理、叙事;又不拒绝骈体文的优长,发挥六朝散文长于写景、抒情的特点,在以散体为主的句子中巧妙地穿插一些骈偶句子,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使古代散文在事理兼胜的基础上,更具形象性和抒情性。再有,他们的文章比起前人来更讲章法,起承转合,疏密详略,灵活变化,时出新意,既严谨有序又灵动多变,既一气贯通又曲折跌宕,给人一种和谐精巧的审美感受。他们的语言又是简约精练的,很多百余字或几百字的散文,含义隽永,内容深刻,文采飞扬,笔墨酣畅,尺幅之中蕴涵波涛万里之势。而且,八家散文又呈现出自居一格的个性色彩,“韩愈雄奇奔放,柳宗元沉郁峻洁,欧阳修委婉流丽,曾巩雍容平和,王安石刚劲峭拔,即使‘三苏’也并非如上袁枚所说‘如出一手’,而是同中有异,在共具的雄放风格中,苏洵显得简切老辣,苏轼显得清旷超逸,而苏辙则表现为疏荡纡折”(吴小林

(吴小林先生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至今还能想起他在课堂上为我们讲解唐宋诗词时的潇洒。仅以此文表示对老师教诲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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