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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2008-07-30 00:20: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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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有作者的位置,没有读者的位置。80年代以来强调作家的主体性,作家敢说我是为自己写作,而不是为读者写作了,这在中国曾是巨大的进步。作家真实地而不是扭曲地表达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所触所感所爱所恨,这样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这也带来了另一种隐忧,一旦作家个性表达和精神自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被不适当地放大,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呈现出来了。我不反对作家维护自身的独立性,我也承认文学试验对于小说叙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文学的存在不仅需要有作家,也还需要有读者,二者不可缺一,少了那一方,文学事实上都不存在。古来确有将作品藏之名山的,但总有其难言之隐,至少是对当代读者不信任,以为知音难觅,只好以待来世。这并不构成文学的主流。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作家还是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得到读者认可的,读者越多,作家就越高兴。很少有这样的作家,宣称不需要通过读者肯定自己,我就是孤芳自赏,自说自话,自怜自爱,真是这样,也很令人钦佩!我是一直坚信文学因阅读而存在的。专家、学者、大学教授有权将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从文学史中“忽略”掉,而广大读者多年之后还可以通过阅读使这个作家或这部作品起死回生。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作家们或文学批评家们可以因种种理由排斥一些作品,以为它们是缺少文学性或庸俗的,但读者的阅读却向我们传递出另外的信息。就像《杜拉拉升职记》或《浮沉》、《天机》这样的小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喜欢它,愿意接受它,我们又怎能无视读者的这种选择呢?相反,我们应该研究和思考这种选择中所包含的读者的阅读愿望和需求。文学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希望它是什么!从阅读心理中所透视出来的微妙之处,不仅出版商要了解,作家更应该有所了解,特别是那些愿意和读者建立平等关系的作家,尤其应该了解。单就文学性而言,我想,事情也许不像文学批评家们想得那么简单,以为读者越多的,文学性就越少;而读者越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解玺璋

少的,文学性就越多。是读者喜欢和文学性作对呢,还是文学性偏和读者作对呢?我一时也还没有想好。不过,就我读过的这些小说而言,怕也不能说就没有文学性。文学性的多少是一个问题,怎么来认识文学性,文学性在文学中居怎样的地位,更是个问题。我就不认为张恨水、刘云若、周瘦鹃、秦瘦鸥或还珠楼主比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学性少多少。当然,现在的通俗文学作品,包括很多非通俗文学作品,在文学性方面,都有很大的缺陷,这是因为教育的普及、网络技术的推广,文学写作的门槛越来越降低了,谁都可以写小说,发表小说更不是什么难事。写得多,写得快,来不及沉淀,来不及打磨,就会显得很粗糙。这里恰恰给文学批评家们留出了施展拳脚的空间。文学作品,通俗与非通俗都包括在内,要提高文学性,批评家是责无旁贷的。所以,文学批评家们应该迎接通俗文学的这种挑战,学会运用新的立场、新的文学价值观,观察、了解、认识文学通于俗的大势所趋。中国作协召开蔡骏作品研讨会,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前不久,在中国作协十楼经常讨论非通俗文学的会议大厅里,召开了有许多著名文学批评家参加的蔡骏作品研讨会。此举颇具象征意义。有人戏称作协十楼为“文学最高殿堂”,蔡骏的悬疑小说能在这里讨论,也许应该看作是通俗文学登堂入室的一次努力。

 

少的,文学性就越多。是读者喜欢和文学性作对呢,还是文学性偏和读者作对呢?我一时也还没有想好。不过,就我读过的这些小说而言,怕也不能说就没有文学性。文学性的多少是一个问题,怎么来认识文学性,文学性在文学中居怎样的地位,更是个问题。我就不认为张恨水、刘云若、周瘦鹃、秦瘦鸥或还珠楼主比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学性少多少。当然,现在的通俗文学作品,包括很多非通俗文学作品,在文学性方面,都有很大的缺陷,这是因为教育的普及、网络技术的推广,文学写作的门槛越来越降低了,谁都可以写小说,发表小说更不是什么难事。写得多,写得快,来不及沉淀,来不及打磨,就会显得很粗糙。这里恰恰给文学批评家们留出了施展拳脚的空间。文学作品,通俗与非通俗都包括在内,要提高文学性,批评家是责无旁贷的。所以,文学批评家们应该迎接通俗文学的这种挑战,学会运用新的立场、新的文学价值观,观察、了解、认识文学通于俗的大势所趋。中国作协召开蔡骏作品研讨会,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小说而有通俗与非通俗之分,是当下文学界的主观武断。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小说最初都是“通俗”的。何谓通俗?我以为就是通于俗,通于大众。小说总是为大众写的,要能为大众所接受。认为“唯一的读者其实就是自己”的小说家,一定是为作家的“主体性”所误,以为自己要比读者更重要。但是,我们的文学价值观,一向却推崇写给自己的小说家,而轻视写给大众的小说家。由此还繁衍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写给自己的小说才更有“文学性”,所以又称“纯文学”;写给大众的小说就没有文学性或少有文学性,故以“通俗文学”称之。

是只有作者的位置,没有读者的位置。80年代以来强调作家的主体性,作家敢说我是为自己写作,而不是为读者写作了,这在中国曾是巨大的进步。作家真实地而不是扭曲地表达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所触所感所爱所恨,这样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这也带来了另一种隐忧,一旦作家个性表达和精神自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被不适当地放大,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呈现出来了。我不反对作家维护自身的独立性,我也承认文学试验对于小说叙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文学的存在不仅需要有作家,也还需要有读者,二者不可缺一,少了那一方,文学事实上都不存在。古来确有将作品藏之名山的,但总有其难言之隐,至少是对当代读者不信任,以为知音难觅,只好以待来世。这并不构成文学的主流。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作家还是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得到读者认可的,读者越多,作家就越高兴。很少有这样的作家,宣称不需要通过读者肯定自己,我就是孤芳自赏,自说自话,自怜自爱,真是这样,也很令人钦佩!我是一直坚信文学因阅读而存在的。专家、学者、大学教授有权将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从文学史中“忽略”掉,而广大读者多年之后还可以通过阅读使这个作家或这部作品起死回生。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作家们或文学批评家们可以因种种理由排斥一些作品,以为它们是缺少文学性或庸俗的,但读者的阅读却向我们传递出另外的信息。就像《杜拉拉升职记》或《浮沉》、《天机》这样的小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喜欢它,愿意接受它,我们又怎能无视读者的这种选择呢?相反,我们应该研究和思考这种选择中所包含的读者的阅读愿望和需求。文学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希望它是什么!从阅读心理中所透视出来的微妙之处,不仅出版商要了解,作家更应该有所了解,特别是那些愿意和读者建立平等关系的作家,尤其应该了解。单就文学性而言,我想,事情也许不像文学批评家们想得那么简单,以为读者越多的,文学性就越少;而读者越 

文学的这种等级制,说明文学连基本的公正都没有。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批评家,多少显得有一点势利,也在预料之中。所以有人说,张恨水拿了那么多的稿费,文学史只给他二三百字足够了,他不能什么都要。听到这种说法,我一点都不惊讶。但是,你不能无视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就像正在讨论的蔡骏,他的小说《天机》发行超过百万,这种现象文学批评界是应该给出解释的,而且应该是公正、合理的解释。对文学批评而言,这也是任务之一。还可以举出最近畅销的《浮沉》和《杜拉拉升职记》为例,发行量动辄都在数十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纯文学或纯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么大的销量能说明什么呢?有人或者以为什么也说明不了,我则以为,至少说明了读者的态度,是喜欢这种读物的。这里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我们是相信鲜活的、生动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销量呢?还是相信那些冰冷的、僵硬的、小说写作的观念和原则呢?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解玺璋前不久,在中国作协十楼经常讨论非通俗文学的会议大厅里,召开了有许多著名文学批评家参加的蔡骏作品研讨会。此举颇具象征意义。有人戏称作协十楼为“文学最高殿堂”,蔡骏的悬疑小说能在这里讨论,也许应该看作是通俗文学登堂入室的一次努力。小说而有通俗与非通俗之分,是当下文学界的主观武断。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小说最初都是“通俗”的。何谓通俗?我以为就是通于俗,通于大众。小说总是为大众写的,要能为大众所接受。认为“唯一的读者其实就是自己”的小说家,一定是为作家的“主体性”所误,以为自己要比读者更重要。但是,我们的文学价值观,一向却推崇写给自己的小说家,而轻视写给大众的小说家。由此还繁衍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写给自己的小说才更有“文学性”,所以又称“纯文学”;写给大众的小说就没有文学性或少有文学性,故以“通俗文学”称之。文学的这种等级制,说明文学连基本的公正都没有。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批评家,多少显得有一点势利,也在预料之中。所以有人说,张恨水拿了那么多的稿费,文学史只给他二三百字足够了,他不能什么都要。听到这种说法,我一点都不惊讶。但是,你不能无视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就像正在讨论的蔡骏,他的小说《天机》发行超过百万,这种现象文学批评界是应该给出解释的,而且应该是公正、合理的解释。对文学批评而言,这也是任务之一。还可以举出最近畅销的《浮沉》和《杜拉拉升职记》为例,发行量动辄都在数十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纯文学或纯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么大的销量能说明什么呢?有人或者以为什么也说明不了,我则以为,至少说明了读者的态度,是喜欢这种读物的。这里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我们是相信鲜活的、生动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销量呢?还是相信那些冰冷的、僵硬的、小说写作的观念和原则呢?实际上,在我们的新文学传统中,从来都

 

实际上,在我们的新文学传统中,从来都是只有作者的位置,没有读者的位置。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解玺璋前不久,在中国作协十楼经常讨论非通俗文学的会议大厅里,召开了有许多著名文学批评家参加的蔡骏作品研讨会。此举颇具象征意义。有人戏称作协十楼为“文学最高殿堂”,蔡骏的悬疑小说能在这里讨论,也许应该看作是通俗文学登堂入室的一次努力。小说而有通俗与非通俗之分,是当下文学界的主观武断。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小说最初都是“通俗”的。何谓通俗?我以为就是通于俗,通于大众。小说总是为大众写的,要能为大众所接受。认为“唯一的读者其实就是自己”的小说家,一定是为作家的“主体性”所误,以为自己要比读者更重要。但是,我们的文学价值观,一向却推崇写给自己的小说家,而轻视写给大众的小说家。由此还繁衍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写给自己的小说才更有“文学性”,所以又称“纯文学”;写给大众的小说就没有文学性或少有文学性,故以“通俗文学”称之。文学的这种等级制,说明文学连基本的公正都没有。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批评家,多少显得有一点势利,也在预料之中。所以有人说,张恨水拿了那么多的稿费,文学史只给他二三百字足够了,他不能什么都要。听到这种说法,我一点都不惊讶。但是,你不能无视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就像正在讨论的蔡骏,他的小说《天机》发行超过百万,这种现象文学批评界是应该给出解释的,而且应该是公正、合理的解释。对文学批评而言,这也是任务之一。还可以举出最近畅销的《浮沉》和《杜拉拉升职记》为例,发行量动辄都在数十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纯文学或纯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么大的销量能说明什么呢?有人或者以为什么也说明不了,我则以为,至少说明了读者的态度,是喜欢这种读物的。这里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我们是相信鲜活的、生动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销量呢?还是相信那些冰冷的、僵硬的、小说写作的观念和原则呢?实际上,在我们的新文学传统中,从来都80年代以来强调作家的主体性,作家敢说我是为自己写作,而不是为读者写作了,这在中国曾是巨大的进步。作家真实地而不是扭曲地表达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所触所感所爱所恨,这样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这也带来了另一种隐忧,一旦作家个性表达和精神自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被不适当地放大,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呈现出来了。我不反对作家维护自身的独立性,我也承认文学试验对于小说叙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文学的存在不仅需要有作家,也还需要有读者,二者不可缺一,少了那一方,文学事实上都不存在。古来确有将作品藏之名山的,但总有其难言之隐,至少是对当代读者不信任,以为知音难觅,只好以待来世。这并不构成文学的主流。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作家还是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得到读者认可的,读者越多,作家就越高兴。很少有这样的作家,宣称不需要通过读者肯定自己,我就是孤芳自赏,自说自话,自怜自爱,真是这样,也很令人钦佩!

 

少的,文学性就越多。是读者喜欢和文学性作对呢,还是文学性偏和读者作对呢?我一时也还没有想好。不过,就我读过的这些小说而言,怕也不能说就没有文学性。文学性的多少是一个问题,怎么来认识文学性,文学性在文学中居怎样的地位,更是个问题。我就不认为张恨水、刘云若、周瘦鹃、秦瘦鸥或还珠楼主比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学性少多少。当然,现在的通俗文学作品,包括很多非通俗文学作品,在文学性方面,都有很大的缺陷,这是因为教育的普及、网络技术的推广,文学写作的门槛越来越降低了,谁都可以写小说,发表小说更不是什么难事。写得多,写得快,来不及沉淀,来不及打磨,就会显得很粗糙。这里恰恰给文学批评家们留出了施展拳脚的空间。文学作品,通俗与非通俗都包括在内,要提高文学性,批评家是责无旁贷的。所以,文学批评家们应该迎接通俗文学的这种挑战,学会运用新的立场、新的文学价值观,观察、了解、认识文学通于俗的大势所趋。中国作协召开蔡骏作品研讨会,算是开了一个好头。我是一直坚信文学因阅读而存在的。专家、学者、大学教授有权将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从文学史中“忽略”掉,而广大读者多年之后还可以通过阅读使这个作家或这部作品起死回生。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作家们或文学批评家们可以因种种理由排斥一些作品,以为它们是缺少文学性或庸俗的,但读者的阅读却向我们传递出另外的信息。就像《杜拉拉升职记》或《浮沉》、《天机》这样的小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喜欢它,愿意接受它,我们又怎能无视读者的这种选择呢?相反,我们应该研究和思考这种选择中所包含的读者的阅读愿望和需求。文学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希望它是什么!从阅读心理中所透视出来的微妙之处,不仅出版商要了解,作家更应该有所了解,特别是那些愿意和读者建立平等关系的作家,尤其应该了解。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解玺璋前不久,在中国作协十楼经常讨论非通俗文学的会议大厅里,召开了有许多著名文学批评家参加的蔡骏作品研讨会。此举颇具象征意义。有人戏称作协十楼为“文学最高殿堂”,蔡骏的悬疑小说能在这里讨论,也许应该看作是通俗文学登堂入室的一次努力。小说而有通俗与非通俗之分,是当下文学界的主观武断。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小说最初都是“通俗”的。何谓通俗?我以为就是通于俗,通于大众。小说总是为大众写的,要能为大众所接受。认为“唯一的读者其实就是自己”的小说家,一定是为作家的“主体性”所误,以为自己要比读者更重要。但是,我们的文学价值观,一向却推崇写给自己的小说家,而轻视写给大众的小说家。由此还繁衍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写给自己的小说才更有“文学性”,所以又称“纯文学”;写给大众的小说就没有文学性或少有文学性,故以“通俗文学”称之。文学的这种等级制,说明文学连基本的公正都没有。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批评家,多少显得有一点势利,也在预料之中。所以有人说,张恨水拿了那么多的稿费,文学史只给他二三百字足够了,他不能什么都要。听到这种说法,我一点都不惊讶。但是,你不能无视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就像正在讨论的蔡骏,他的小说《天机》发行超过百万,这种现象文学批评界是应该给出解释的,而且应该是公正、合理的解释。对文学批评而言,这也是任务之一。还可以举出最近畅销的《浮沉》和《杜拉拉升职记》为例,发行量动辄都在数十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纯文学或纯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么大的销量能说明什么呢?有人或者以为什么也说明不了,我则以为,至少说明了读者的态度,是喜欢这种读物的。这里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我们是相信鲜活的、生动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销量呢?还是相信那些冰冷的、僵硬的、小说写作的观念和原则呢?实际上,在我们的新文学传统中,从来都 

单就文学性而言,我想,事情也许不像文学批评家们想得那么简单,以为读者越多的,文学性就越少;而读者越少的,文学性就越多。是读者喜欢和文学性作对呢,还是文学性偏和读者作对呢?我一时也还没有想好。不过,就我读过的这些小说而言,怕也不能说就没有文学性。文学性的多少是一个问题,怎么来认识文学性,文学性在文学中居怎样的地位,更是个问题。我就不认为张恨水、刘云若、周瘦鹃、秦瘦鸥或还珠楼主比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学性少多少。当然,现在的通俗文学作品,包括很多非通俗文学作品,在文学性方面,都有很大的缺陷,这是因为教育的普及、网络技术的推广,文学写作的门槛越来越降低了,谁都可以写小说,发表小说更不是什么难事。写得多,写得快,来不及沉淀,来不及打磨,就会显得很粗糙。这里恰恰给文学批评家们留出了施展拳脚的空间。文学作品,通俗与非通俗都包括在内,要提高文学性,批评家是责无旁贷的。所以,文学批评家们应该迎接通俗文学的这种挑战,学会运用新的立场、新的文学价值观,观察、了解、认识文学通于俗的大势所趋。中国作协召开蔡骏作品研讨会,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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