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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的博客

 
 
 

日志

 
 

北京的书店  

2008-07-04 19:44: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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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这次见面让我想起许多往事。那时我是书店的常客。在西边参加活动,看片开会之类,回家或回报社,这里都是必经之地。骑车到这里,一定要下车逛一圈,看有没有要买的新书。二位老师选书的眼光是第一流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这里总是会有收获。那时还没有万圣、风入松、国林风或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更没有涵芬楼,有几年,这里是我买书的主要场所。我想要的书这里几乎都能找到。除了卖书,这里还经常举办与书有关的活动,记得包柏漪的新书在中国出版,首发式就是在这里举办的。那天来的人可是真不少啊,各界名流,楼上楼下挤得满满的,可谓盛况空前。后来这里渐渐就冷清下来,真也是一言难尽。前些天,听说书店举办了20周年纪念活动。一家小小的书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以孤岛式的坚守,生存于今天,我想是很不容易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民营书店渐渐地就多起来了。那时我在《北京晚报》主持“书香”专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帮助读者多发现和介绍一些有特点、有特色的书店,并通过他们向读者推荐更多的好书。而落实这个想法,在我,无非是骑车到处转。看上去很笨,但也很有效。因为,自行车就是我的代步工具,我每天出门,办事、上班、开会、采访,都要骑车去。这样,就有很多机会接近、了解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书店。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路过交道口,看到路东新开了一家书店,很小,只有一间门脸,连招牌还没有,就在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写“女子书店”。大概是1995年吧,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我正在写《中国妇女向后转》一书,关于女性的出版物很不好找。于是,我把车支在门口,进到店里。大约二三十个平方,靠墙四周摆满了书架,架上多为女性作家的作品,文集、选集、诗歌、散文、长篇、短篇都有,也有一些研究女性问题的专著和资料。记得一套《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就是在这家店里买的。我在晚报对这家“女子书店”做了介绍,店主赵文阁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热情而富有理想的青年女性,真的是身在陋室,胸怀天下。她的理想就是把“女子书店”开到全国各地去。不久,女子书店就从交道口搬到了王府井大街北口考古研究所附近,营业面积也扩大了;以后又搬到首都剧场,已经改名为“戏剧书店”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赵文阁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她离开书店的时候,清理积压的旧书,有一本《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她说:“你喜欢研究女性的历史,这本书就送给你吧。”另有一家书店,老板也是女性,她就是万圣书苑的甘琦。最初,万圣是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的胡同里,只有一间门脸儿,后来拆了建大楼,书店只能搬家,就搬到现在的成府路上,不仅上了楼,营业面积也扩大了,还辟出很大一块做书吧,使读书的朋友有个歇脚、养神、谈心、清议的地方。在我心目中,万圣是唯一坚定不移地守持学术理念的书店。这要感谢前后两位当家人,前有甘琦,后有刘苏里,他们对于书的认识,以及选书的眼光,都是我十分钦佩的。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开办的时间略晚于万圣,但规模都比万圣大很多,服务对象主要也是周边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者、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从经营的角度说,由于规模大,要兼顾的东西就多,也就不像万圣那样纯粹,学术图书之外也要兼营大众读物,畅销图书。后来则发展为第三极这样的全品种书店。我一直以为,书店在公众阅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销什么书?推荐什么书?不仅需要眼光,也需要理想和信念。谁都知道买畅销书赚钱,但如果只有畅销书,我们的阅读就会出现偏差。精神的提升、信仰的坚守、文化的传承,都会成为问题。于是,我就想到要在《北京晚报》的“书香”版开办一个栏目,向读者介绍近期有价值的、可以一读的好书。我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甘琦和风入松书店王玮教授的响应和支持。我们共同办起一个“推荐书目排行榜”,每一期两家书店的推荐书目,都是甘琦和王玮亲自选定的。榜单一出,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前没有这样的榜单,后来也没有这样的榜单,今后会不会有?我不敢断言,但我希望能有书店出头做这件事。我们总是说,很多好书找不到它的读者,而很多读者又找不到所需的图书。我们做的这个榜单,恰恰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它给那些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书找到了知音,也为四顾茫然不知到哪儿去找自己所需图书的读者指明了路径。当时有很多读者都把这个榜单剪下来,拿在手里,按图索骥。我觉得,这是有良知的书店应办的善事,也是大众媒体读书版不能推卸的责任。民营书店在1995年以后有一个短暂的发烧期,它以万圣书苑进入北京音乐厅,风入松书店进军王府井为标志。当时,大家的脑子都很热,赵文阁要办女子书店连锁店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但是,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现实的冷水浇灭了。高房租,低销售,使得风入松的王府井店入不敷出,王玮只有选择撤出。实际上,这里也暴露了书店在经营策略方面的

问题。王府井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很大,而且,客流的成分很复杂,并非清一色的读书人。所以,它需要的是全品种的综合书店,而不是相对单一的以学术相号召的特色书店。在这种情况下,风入松退出王府井是早晚的事,它只能把这块风水宝地让给重新开张的王府井新华书店。2000年后,万圣也因合同到期,离开了惨淡经营的北京音乐厅店而退守海淀。赵文阁也早已放弃她的理想,转行向别处发展了。北京的新华书店在2000年以后得到较快发展,仰仗于三家航母式书店的崛起,这就是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和中关村新华书店。据说,北京图书大厦的营业额在全国排名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进了这样的书店,总是找不到我要买的书。人仿佛掉进了大海里,无论你怎么游,都找不到目标。所以,我买书一般是不去这些书店的。我更愿意去三联或涵芬楼,一是方便,离我工作的单位很近;再一个,觉得亲切,有认同感。在这里我不必担心碰到很多让我心烦的书,不是没有,是很少,不像图书大厦,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气息,能让你窒息。最近这几年,我的大部分书都是在三联或涵芬楼买到的。每次去首都剧场看戏,我都提前过去,就为了先逛一逛涵芬楼,买几本新书。而三联书店也因为经常举办活动,有机会频频光顾。不过,我还是爱逛有特色的小书店。店面不大,书也不多,可以一本一本地翻看。不像大书店,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反而少了些淘书的趣味。北京有很多小书店,散落在大街小巷,但有特色的大约很少,多数都被同质化了,看上去味同嚼蜡。然而,在当今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坚持办有特色的、不跟风尚的书店也很难,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早先在首都剧场南侧有一书店,店名知味,老板姓崔,是个很懂书的老板,在这里经常能买到很有趣味和品味的书。后来剧场扩建停车场,就把南侧的一排平房拆了,书店无奈中只好搬家。这一搬就搬到了和平里北口影协旁边。前几天我从那里路过,看到又拆了,不知是重新装修,还是又搬走了。小而不肯流俗的书店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我住望京,要买书,只能进城,或者上海淀,都不近。有一次和止庵、刘苏里聊起来,刘苏里说:“如果望京有50个像你们俩这样爱买书的人,我就在望京开一家万圣分店。”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望京藏有多少我们的同类,苏里兄的书店至今也还没有开张。不过,我倒是希望望京能有一家这样的书店,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新型社区,50个爱买书的人总还是有的吧。有时我也突发奇想,不成,等退休了,我自己办一个。北京的书店

解玺璋

师。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这次见面让我想起许多往事。那时我是书店的常客。在西边参加活动,看片开会之类,回家或回报社,这里都是必经之地。骑车到这里,一定要下车逛一圈,看有没有要买的新书。二位老师选书的眼光是第一流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这里总是会有收获。那时还没有万圣、风入松、国林风或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更没有涵芬楼,有几年,这里是我买书的主要场所。我想要的书这里几乎都能找到。除了卖书,这里还经常举办与书有关的活动,记得包柏漪的新书在中国出版,首发式就是在这里举办的。那天来的人可是真不少啊,各界名流,楼上楼下挤得满满的,可谓盛况空前。后来这里渐渐就冷清下来,真也是一言难尽。前些天,听说书店举办了20周年纪念活动。一家小小的书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以孤岛式的坚守,生存于今天,我想是很不容易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民营书店渐渐地就多起来了。那时我在《北京晚报》主持“书香”专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帮助读者多发现和介绍一些有特点、有特色的书店,并通过他们向读者推荐更多的好书。而落实这个想法,在我,无非是骑车到处转。看上去很笨,但也很有效。因为,自行车就是我的代步工具,我每天出门,办事、上班、开会、采访,都要骑车去。这样,就有很多机会接近、了解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书店。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路过交道口,看到路东新开了一家书店,很小,只有一间门脸,连招牌还没有,就在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写“女子书店”。大概是1995年吧,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我正在写《中国妇女向后转》一书,关于女性的出版物很不好找。于是,我把车支在门口,进到店里。大约二三十个平方,靠墙四周摆满了书架,架上多为女性作家的作品,文集、选集、诗歌、散文、长篇、短篇都有,也有一些研究女性问题的专著和资料。记得一套《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就是在这家店里买的。我在晚报对这家“女子书店”做了介绍,店主赵文阁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热情而富有理想的青年女性,真的是身在陋室,胸怀天下。她的理想就是把“女子书店”开到全国各地去。不久,女子书店就从交道口搬到了王府井大街北口考古研究所附近,营业面积也扩大了;以后又搬到首都剧场,已经改名为“戏剧书店”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赵文阁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她离开书店的时候,清理积压的旧书,有一本《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她说:“你喜欢研究女性的历史,这本书就送给你吧。”另有一家书店,老板也是女性,她就是万圣书苑的甘琦。最初,万圣是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的胡同里,只有一间门脸儿,后来拆了建大楼,书店只能搬家,就搬到现在的成府路上,不仅上了楼,营业面积也扩大了,还辟出很大一块做书吧,使读书的朋友有个歇脚、养神、谈心、清议的地方。在我心目中,万圣是唯一坚定不移地守持学术理念的书店。这要感谢前后两位当家人,前有甘琦,后有刘苏里,他们对于书的认识,以及选书的眼光,都是我十分钦佩的。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开办的时间略晚于万圣,但规模都比万圣大很多,服务对象主要也是周边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者、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从经营的角度说,由于规模大,要兼顾的东西就多,也就不像万圣那样纯粹,学术图书之外也要兼营大众读物,畅销图书。后来则发展为第三极这样的全品种书店。我一直以为,书店在公众阅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销什么书?推荐什么书?不仅需要眼光,也需要理想和信念。谁都知道买畅销书赚钱,但如果只有畅销书,我们的阅读就会出现偏差。精神的提升、信仰的坚守、文化的传承,都会成为问题。于是,我就想到要在《北京晚报》的“书香”版开办一个栏目,向读者介绍近期有价值的、可以一读的好书。我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甘琦和风入松书店王玮教授的响应和支持。我们共同办起一个“推荐书目排行榜”,每一期两家书店的推荐书目,都是甘琦和王玮亲自选定的。榜单一出,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前没有这样的榜单,后来也没有这样的榜单,今后会不会有?我不敢断言,但我希望能有书店出头做这件事。我们总是说,很多好书找不到它的读者,而很多读者又找不到所需的图书。我们做的这个榜单,恰恰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它给那些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书找到了知音,也为四顾茫然不知到哪儿去找自己所需图书的读者指明了路径。当时有很多读者都把这个榜单剪下来,拿在手里,按图索骥。我觉得,这是有良知的书店应办的善事,也是大众媒体读书版不能推卸的责任。民营书店在1995年以后有一个短暂的发烧期,它以万圣书苑进入北京音乐厅,风入松书店进军王府井为标志。当时,大家的脑子都很热,赵文阁要办女子书店连锁店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但是,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现实的冷水浇灭了。高房租,低销售,使得风入松的王府井店入不敷出,王玮只有选择撤出。实际上,这里也暴露了书店在经营策略方面的

 

问题。王府井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很大,而且,客流的成分很复杂,并非清一色的读书人。所以,它需要的是全品种的综合书店,而不是相对单一的以学术相号召的特色书店。在这种情况下,风入松退出王府井是早晚的事,它只能把这块风水宝地让给重新开张的王府井新华书店。2000年后,万圣也因合同到期,离开了惨淡经营的北京音乐厅店而退守海淀。赵文阁也早已放弃她的理想,转行向别处发展了。北京的新华书店在2000年以后得到较快发展,仰仗于三家航母式书店的崛起,这就是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和中关村新华书店。据说,北京图书大厦的营业额在全国排名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进了这样的书店,总是找不到我要买的书。人仿佛掉进了大海里,无论你怎么游,都找不到目标。所以,我买书一般是不去这些书店的。我更愿意去三联或涵芬楼,一是方便,离我工作的单位很近;再一个,觉得亲切,有认同感。在这里我不必担心碰到很多让我心烦的书,不是没有,是很少,不像图书大厦,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气息,能让你窒息。最近这几年,我的大部分书都是在三联或涵芬楼买到的。每次去首都剧场看戏,我都提前过去,就为了先逛一逛涵芬楼,买几本新书。而三联书店也因为经常举办活动,有机会频频光顾。不过,我还是爱逛有特色的小书店。店面不大,书也不多,可以一本一本地翻看。不像大书店,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反而少了些淘书的趣味。北京有很多小书店,散落在大街小巷,但有特色的大约很少,多数都被同质化了,看上去味同嚼蜡。然而,在当今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坚持办有特色的、不跟风尚的书店也很难,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早先在首都剧场南侧有一书店,店名知味,老板姓崔,是个很懂书的老板,在这里经常能买到很有趣味和品味的书。后来剧场扩建停车场,就把南侧的一排平房拆了,书店无奈中只好搬家。这一搬就搬到了和平里北口影协旁边。前几天我从那里路过,看到又拆了,不知是重新装修,还是又搬走了。小而不肯流俗的书店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我住望京,要买书,只能进城,或者上海淀,都不近。有一次和止庵、刘苏里聊起来,刘苏里说:“如果望京有50个像你们俩这样爱买书的人,我就在望京开一家万圣分店。”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望京藏有多少我们的同类,苏里兄的书店至今也还没有开张。不过,我倒是希望望京能有一家这样的书店,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新型社区,50个爱买书的人总还是有的吧。有时我也突发奇想,不成,等退休了,我自己办一个。

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

 

问题。王府井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很大,而且,客流的成分很复杂,并非清一色的读书人。所以,它需要的是全品种的综合书店,而不是相对单一的以学术相号召的特色书店。在这种情况下,风入松退出王府井是早晚的事,它只能把这块风水宝地让给重新开张的王府井新华书店。2000年后,万圣也因合同到期,离开了惨淡经营的北京音乐厅店而退守海淀。赵文阁也早已放弃她的理想,转行向别处发展了。北京的新华书店在2000年以后得到较快发展,仰仗于三家航母式书店的崛起,这就是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和中关村新华书店。据说,北京图书大厦的营业额在全国排名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进了这样的书店,总是找不到我要买的书。人仿佛掉进了大海里,无论你怎么游,都找不到目标。所以,我买书一般是不去这些书店的。我更愿意去三联或涵芬楼,一是方便,离我工作的单位很近;再一个,觉得亲切,有认同感。在这里我不必担心碰到很多让我心烦的书,不是没有,是很少,不像图书大厦,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气息,能让你窒息。最近这几年,我的大部分书都是在三联或涵芬楼买到的。每次去首都剧场看戏,我都提前过去,就为了先逛一逛涵芬楼,买几本新书。而三联书店也因为经常举办活动,有机会频频光顾。不过,我还是爱逛有特色的小书店。店面不大,书也不多,可以一本一本地翻看。不像大书店,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反而少了些淘书的趣味。北京有很多小书店,散落在大街小巷,但有特色的大约很少,多数都被同质化了,看上去味同嚼蜡。然而,在当今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坚持办有特色的、不跟风尚的书店也很难,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早先在首都剧场南侧有一书店,店名知味,老板姓崔,是个很懂书的老板,在这里经常能买到很有趣味和品味的书。后来剧场扩建停车场,就把南侧的一排平房拆了,书店无奈中只好搬家。这一搬就搬到了和平里北口影协旁边。前几天我从那里路过,看到又拆了,不知是重新装修,还是又搬走了。小而不肯流俗的书店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我住望京,要买书,只能进城,或者上海淀,都不近。有一次和止庵、刘苏里聊起来,刘苏里说:“如果望京有50个像你们俩这样爱买书的人,我就在望京开一家万圣分店。”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望京藏有多少我们的同类,苏里兄的书店至今也还没有开张。不过,我倒是希望望京能有一家这样的书店,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新型社区,50个爱买书的人总还是有的吧。有时我也突发奇想,不成,等退休了,我自己办一个。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

北京的书店解玺璋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 

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

问题。王府井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很大,而且,客流的成分很复杂,并非清一色的读书人。所以,它需要的是全品种的综合书店,而不是相对单一的以学术相号召的特色书店。在这种情况下,风入松退出王府井是早晚的事,它只能把这块风水宝地让给重新开张的王府井新华书店。2000年后,万圣也因合同到期,离开了惨淡经营的北京音乐厅店而退守海淀。赵文阁也早已放弃她的理想,转行向别处发展了。北京的新华书店在2000年以后得到较快发展,仰仗于三家航母式书店的崛起,这就是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和中关村新华书店。据说,北京图书大厦的营业额在全国排名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进了这样的书店,总是找不到我要买的书。人仿佛掉进了大海里,无论你怎么游,都找不到目标。所以,我买书一般是不去这些书店的。我更愿意去三联或涵芬楼,一是方便,离我工作的单位很近;再一个,觉得亲切,有认同感。在这里我不必担心碰到很多让我心烦的书,不是没有,是很少,不像图书大厦,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气息,能让你窒息。最近这几年,我的大部分书都是在三联或涵芬楼买到的。每次去首都剧场看戏,我都提前过去,就为了先逛一逛涵芬楼,买几本新书。而三联书店也因为经常举办活动,有机会频频光顾。不过,我还是爱逛有特色的小书店。店面不大,书也不多,可以一本一本地翻看。不像大书店,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反而少了些淘书的趣味。北京有很多小书店,散落在大街小巷,但有特色的大约很少,多数都被同质化了,看上去味同嚼蜡。然而,在当今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坚持办有特色的、不跟风尚的书店也很难,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早先在首都剧场南侧有一书店,店名知味,老板姓崔,是个很懂书的老板,在这里经常能买到很有趣味和品味的书。后来剧场扩建停车场,就把南侧的一排平房拆了,书店无奈中只好搬家。这一搬就搬到了和平里北口影协旁边。前几天我从那里路过,看到又拆了,不知是重新装修,还是又搬走了。小而不肯流俗的书店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我住望京,要买书,只能进城,或者上海淀,都不近。有一次和止庵、刘苏里聊起来,刘苏里说:“如果望京有50个像你们俩这样爱买书的人,我就在望京开一家万圣分店。”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望京藏有多少我们的同类,苏里兄的书店至今也还没有开张。不过,我倒是希望望京能有一家这样的书店,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新型社区,50个爱买书的人总还是有的吧。有时我也突发奇想,不成,等退休了,我自己办一个。

 

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北京的书店解玺璋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

 

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问题。王府井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很大,而且,客流的成分很复杂,并非清一色的读书人。所以,它需要的是全品种的综合书店,而不是相对单一的以学术相号召的特色书店。在这种情况下,风入松退出王府井是早晚的事,它只能把这块风水宝地让给重新开张的王府井新华书店。2000年后,万圣也因合同到期,离开了惨淡经营的北京音乐厅店而退守海淀。赵文阁也早已放弃她的理想,转行向别处发展了。北京的新华书店在2000年以后得到较快发展,仰仗于三家航母式书店的崛起,这就是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和中关村新华书店。据说,北京图书大厦的营业额在全国排名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进了这样的书店,总是找不到我要买的书。人仿佛掉进了大海里,无论你怎么游,都找不到目标。所以,我买书一般是不去这些书店的。我更愿意去三联或涵芬楼,一是方便,离我工作的单位很近;再一个,觉得亲切,有认同感。在这里我不必担心碰到很多让我心烦的书,不是没有,是很少,不像图书大厦,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气息,能让你窒息。最近这几年,我的大部分书都是在三联或涵芬楼买到的。每次去首都剧场看戏,我都提前过去,就为了先逛一逛涵芬楼,买几本新书。而三联书店也因为经常举办活动,有机会频频光顾。不过,我还是爱逛有特色的小书店。店面不大,书也不多,可以一本一本地翻看。不像大书店,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反而少了些淘书的趣味。北京有很多小书店,散落在大街小巷,但有特色的大约很少,多数都被同质化了,看上去味同嚼蜡。然而,在当今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坚持办有特色的、不跟风尚的书店也很难,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早先在首都剧场南侧有一书店,店名知味,老板姓崔,是个很懂书的老板,在这里经常能买到很有趣味和品味的书。后来剧场扩建停车场,就把南侧的一排平房拆了,书店无奈中只好搬家。这一搬就搬到了和平里北口影协旁边。前几天我从那里路过,看到又拆了,不知是重新装修,还是又搬走了。小而不肯流俗的书店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我住望京,要买书,只能进城,或者上海淀,都不近。有一次和止庵、刘苏里聊起来,刘苏里说:“如果望京有50个像你们俩这样爱买书的人,我就在望京开一家万圣分店。”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望京藏有多少我们的同类,苏里兄的书店至今也还没有开张。不过,我倒是希望望京能有一家这样的书店,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新型社区,50个爱买书的人总还是有的吧。有时我也突发奇想,不成,等退休了,我自己办一个。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

北京的书店解玺璋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 

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问题。王府井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很大,而且,客流的成分很复杂,并非清一色的读书人。所以,它需要的是全品种的综合书店,而不是相对单一的以学术相号召的特色书店。在这种情况下,风入松退出王府井是早晚的事,它只能把这块风水宝地让给重新开张的王府井新华书店。2000年后,万圣也因合同到期,离开了惨淡经营的北京音乐厅店而退守海淀。赵文阁也早已放弃她的理想,转行向别处发展了。北京的新华书店在2000年以后得到较快发展,仰仗于三家航母式书店的崛起,这就是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和中关村新华书店。据说,北京图书大厦的营业额在全国排名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进了这样的书店,总是找不到我要买的书。人仿佛掉进了大海里,无论你怎么游,都找不到目标。所以,我买书一般是不去这些书店的。我更愿意去三联或涵芬楼,一是方便,离我工作的单位很近;再一个,觉得亲切,有认同感。在这里我不必担心碰到很多让我心烦的书,不是没有,是很少,不像图书大厦,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气息,能让你窒息。最近这几年,我的大部分书都是在三联或涵芬楼买到的。每次去首都剧场看戏,我都提前过去,就为了先逛一逛涵芬楼,买几本新书。而三联书店也因为经常举办活动,有机会频频光顾。不过,我还是爱逛有特色的小书店。店面不大,书也不多,可以一本一本地翻看。不像大书店,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反而少了些淘书的趣味。北京有很多小书店,散落在大街小巷,但有特色的大约很少,多数都被同质化了,看上去味同嚼蜡。然而,在当今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坚持办有特色的、不跟风尚的书店也很难,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早先在首都剧场南侧有一书店,店名知味,老板姓崔,是个很懂书的老板,在这里经常能买到很有趣味和品味的书。后来剧场扩建停车场,就把南侧的一排平房拆了,书店无奈中只好搬家。这一搬就搬到了和平里北口影协旁边。前几天我从那里路过,看到又拆了,不知是重新装修,还是又搬走了。小而不肯流俗的书店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我住望京,要买书,只能进城,或者上海淀,都不近。有一次和止庵、刘苏里聊起来,刘苏里说:“如果望京有50个像你们俩这样爱买书的人,我就在望京开一家万圣分店。”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望京藏有多少我们的同类,苏里兄的书店至今也还没有开张。不过,我倒是希望望京能有一家这样的书店,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新型社区,50个爱买书的人总还是有的吧。有时我也突发奇想,不成,等退休了,我自己办一个。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师。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这次见面让我想起许多往事。那时我是书店的常客。在西边参加活动,看片开会之类,回家或回报社,这里都是必经之地。骑车到这里,一定要下车逛一圈,看有没有要买的新书。二位老师选书的眼光是第一流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这里总是会有收获。那时还没有万圣、风入松、国林风或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更没有涵芬楼,有几年,这里是我买书的主要场所。我想要的书这里几乎都能找到。除了卖书,这里还经常举办与书有关的活动,记得包柏漪的新书在中国出版,首发式就是在这里举办的。那天来的人可是真不少啊,各界名流,楼上楼下挤得满满的,可谓盛况空前。后来这里渐渐就冷清下来,真也是一言难尽。前些天,听说书店举办了20周年纪念活动。一家小小的书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以孤岛式的坚守,生存于今天,我想是很不容易的。

北京的书店解玺璋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

 

北京的书店解玺璋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民营书店渐渐地就多起来了。那时我在《北京晚报》主持“书香”专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帮助读者多发现和介绍一些有特点、有特色的书店,并通过他们向读者推荐更多的好书。而落实这个想法,在我,无非是骑车到处转。看上去很笨,但也很有效。因为,自行车就是我的代步工具,我每天出门,办事、上班、开会、采访,都要骑车去。这样,就有很多机会接近、了解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书店。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路过交道口,看到路东新开了一家书店,很小,只有一间门脸,连招牌还没有,就在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写“女子书店”。大概是师。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这次见面让我想起许多往事。那时我是书店的常客。在西边参加活动,看片开会之类,回家或回报社,这里都是必经之地。骑车到这里,一定要下车逛一圈,看有没有要买的新书。二位老师选书的眼光是第一流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这里总是会有收获。那时还没有万圣、风入松、国林风或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更没有涵芬楼,有几年,这里是我买书的主要场所。我想要的书这里几乎都能找到。除了卖书,这里还经常举办与书有关的活动,记得包柏漪的新书在中国出版,首发式就是在这里举办的。那天来的人可是真不少啊,各界名流,楼上楼下挤得满满的,可谓盛况空前。后来这里渐渐就冷清下来,真也是一言难尽。前些天,听说书店举办了20周年纪念活动。一家小小的书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以孤岛式的坚守,生存于今天,我想是很不容易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民营书店渐渐地就多起来了。那时我在《北京晚报》主持“书香”专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帮助读者多发现和介绍一些有特点、有特色的书店,并通过他们向读者推荐更多的好书。而落实这个想法,在我,无非是骑车到处转。看上去很笨,但也很有效。因为,自行车就是我的代步工具,我每天出门,办事、上班、开会、采访,都要骑车去。这样,就有很多机会接近、了解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书店。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路过交道口,看到路东新开了一家书店,很小,只有一间门脸,连招牌还没有,就在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写“女子书店”。大概是1995年吧,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我正在写《中国妇女向后转》一书,关于女性的出版物很不好找。于是,我把车支在门口,进到店里。大约二三十个平方,靠墙四周摆满了书架,架上多为女性作家的作品,文集、选集、诗歌、散文、长篇、短篇都有,也有一些研究女性问题的专著和资料。记得一套《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就是在这家店里买的。我在晚报对这家“女子书店”做了介绍,店主赵文阁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热情而富有理想的青年女性,真的是身在陋室,胸怀天下。她的理想就是把“女子书店”开到全国各地去。不久,女子书店就从交道口搬到了王府井大街北口考古研究所附近,营业面积也扩大了;以后又搬到首都剧场,已经改名为“戏剧书店”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赵文阁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她离开书店的时候,清理积压的旧书,有一本《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她说:“你喜欢研究女性的历史,这本书就送给你吧。”另有一家书店,老板也是女性,她就是万圣书苑的甘琦。最初,万圣是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的胡同里,只有一间门脸儿,后来拆了建大楼,书店只能搬家,就搬到现在的成府路上,不仅上了楼,营业面积也扩大了,还辟出很大一块做书吧,使读书的朋友有个歇脚、养神、谈心、清议的地方。在我心目中,万圣是唯一坚定不移地守持学术理念的书店。这要感谢前后两位当家人,前有甘琦,后有刘苏里,他们对于书的认识,以及选书的眼光,都是我十分钦佩的。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开办的时间略晚于万圣,但规模都比万圣大很多,服务对象主要也是周边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者、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从经营的角度说,由于规模大,要兼顾的东西就多,也就不像万圣那样纯粹,学术图书之外也要兼营大众读物,畅销图书。后来则发展为第三极这样的全品种书店。我一直以为,书店在公众阅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销什么书?推荐什么书?不仅需要眼光,也需要理想和信念。谁都知道买畅销书赚钱,但如果只有畅销书,我们的阅读就会出现偏差。精神的提升、信仰的坚守、文化的传承,都会成为问题。于是,我就想到要在《北京晚报》的“书香”版开办一个栏目,向读者介绍近期有价值的、可以一读的好书。我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甘琦和风入松书店王玮教授的响应和支持。我们共同办起一个“推荐书目排行榜”,每一期两家书店的推荐书目,都是甘琦和王玮亲自选定的。榜单一出,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前没有这样的榜单,后来也没有这样的榜单,今后会不会有?我不敢断言,但我希望能有书店出头做这件事。我们总是说,很多好书找不到它的读者,而很多读者又找不到所需的图书。我们做的这个榜单,恰恰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它给那些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书找到了知音,也为四顾茫然不知到哪儿去找自己所需图书的读者指明了路径。当时有很多读者都把这个榜单剪下来,拿在手里,按图索骥。我觉得,这是有良知的书店应办的善事,也是大众媒体读书版不能推卸的责任。民营书店在1995年以后有一个短暂的发烧期,它以万圣书苑进入北京音乐厅,风入松书店进军王府井为标志。当时,大家的脑子都很热,赵文阁要办女子书店连锁店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但是,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现实的冷水浇灭了。高房租,低销售,使得风入松的王府井店入不敷出,王玮只有选择撤出。实际上,这里也暴露了书店在经营策略方面的1995年吧,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我正在写《中国妇女向后转》一书,关于女性的出版物很不好找。于是,我把车支在门口,进到店里。大约二三十个平方,靠墙四周摆满了书架,架上多为女性作家的作品,文集、选集、诗歌、散文、长篇、短篇都有,也有一些研究女性问题的专著和资料。记得一套《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就是在这家店里买的。我在晚报对这家“女子书店”做了介绍,店主赵文阁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热情而富有理想的青年女性,真的是身在陋室,胸怀天下。她的理想就是把“女子书店”开到全国各地去。不久,女子书店就从交道口搬到了王府井大街北口考古研究所附近,营业面积也扩大了;以后又搬到首都剧场,已经改名为“戏剧书店”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赵文阁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她离开书店的时候,清理积压的旧书,有一本《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她说:“你喜欢研究女性的历史,这本书就送给你吧。”

师。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这次见面让我想起许多往事。那时我是书店的常客。在西边参加活动,看片开会之类,回家或回报社,这里都是必经之地。骑车到这里,一定要下车逛一圈,看有没有要买的新书。二位老师选书的眼光是第一流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这里总是会有收获。那时还没有万圣、风入松、国林风或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更没有涵芬楼,有几年,这里是我买书的主要场所。我想要的书这里几乎都能找到。除了卖书,这里还经常举办与书有关的活动,记得包柏漪的新书在中国出版,首发式就是在这里举办的。那天来的人可是真不少啊,各界名流,楼上楼下挤得满满的,可谓盛况空前。后来这里渐渐就冷清下来,真也是一言难尽。前些天,听说书店举办了20周年纪念活动。一家小小的书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以孤岛式的坚守,生存于今天,我想是很不容易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民营书店渐渐地就多起来了。那时我在《北京晚报》主持“书香”专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帮助读者多发现和介绍一些有特点、有特色的书店,并通过他们向读者推荐更多的好书。而落实这个想法,在我,无非是骑车到处转。看上去很笨,但也很有效。因为,自行车就是我的代步工具,我每天出门,办事、上班、开会、采访,都要骑车去。这样,就有很多机会接近、了解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书店。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路过交道口,看到路东新开了一家书店,很小,只有一间门脸,连招牌还没有,就在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写“女子书店”。大概是1995年吧,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我正在写《中国妇女向后转》一书,关于女性的出版物很不好找。于是,我把车支在门口,进到店里。大约二三十个平方,靠墙四周摆满了书架,架上多为女性作家的作品,文集、选集、诗歌、散文、长篇、短篇都有,也有一些研究女性问题的专著和资料。记得一套《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就是在这家店里买的。我在晚报对这家“女子书店”做了介绍,店主赵文阁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热情而富有理想的青年女性,真的是身在陋室,胸怀天下。她的理想就是把“女子书店”开到全国各地去。不久,女子书店就从交道口搬到了王府井大街北口考古研究所附近,营业面积也扩大了;以后又搬到首都剧场,已经改名为“戏剧书店”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赵文阁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她离开书店的时候,清理积压的旧书,有一本《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她说:“你喜欢研究女性的历史,这本书就送给你吧。”另有一家书店,老板也是女性,她就是万圣书苑的甘琦。最初,万圣是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的胡同里,只有一间门脸儿,后来拆了建大楼,书店只能搬家,就搬到现在的成府路上,不仅上了楼,营业面积也扩大了,还辟出很大一块做书吧,使读书的朋友有个歇脚、养神、谈心、清议的地方。在我心目中,万圣是唯一坚定不移地守持学术理念的书店。这要感谢前后两位当家人,前有甘琦,后有刘苏里,他们对于书的认识,以及选书的眼光,都是我十分钦佩的。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开办的时间略晚于万圣,但规模都比万圣大很多,服务对象主要也是周边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者、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从经营的角度说,由于规模大,要兼顾的东西就多,也就不像万圣那样纯粹,学术图书之外也要兼营大众读物,畅销图书。后来则发展为第三极这样的全品种书店。我一直以为,书店在公众阅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销什么书?推荐什么书?不仅需要眼光,也需要理想和信念。谁都知道买畅销书赚钱,但如果只有畅销书,我们的阅读就会出现偏差。精神的提升、信仰的坚守、文化的传承,都会成为问题。于是,我就想到要在《北京晚报》的“书香”版开办一个栏目,向读者介绍近期有价值的、可以一读的好书。我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甘琦和风入松书店王玮教授的响应和支持。我们共同办起一个“推荐书目排行榜”,每一期两家书店的推荐书目,都是甘琦和王玮亲自选定的。榜单一出,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前没有这样的榜单,后来也没有这样的榜单,今后会不会有?我不敢断言,但我希望能有书店出头做这件事。我们总是说,很多好书找不到它的读者,而很多读者又找不到所需的图书。我们做的这个榜单,恰恰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它给那些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书找到了知音,也为四顾茫然不知到哪儿去找自己所需图书的读者指明了路径。当时有很多读者都把这个榜单剪下来,拿在手里,按图索骥。我觉得,这是有良知的书店应办的善事,也是大众媒体读书版不能推卸的责任。民营书店在1995年以后有一个短暂的发烧期,它以万圣书苑进入北京音乐厅,风入松书店进军王府井为标志。当时,大家的脑子都很热,赵文阁要办女子书店连锁店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但是,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现实的冷水浇灭了。高房租,低销售,使得风入松的王府井店入不敷出,王玮只有选择撤出。实际上,这里也暴露了书店在经营策略方面的 

另有一家书店,老板也是女性,她就是万圣书苑的甘琦。最初,万圣是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的胡同里,只有一间门脸儿,后来拆了建大楼,书店只能搬家,就搬到现在的成府路上,不仅上了楼,营业面积也扩大了,还辟出很大一块做书吧,使读书的朋友有个歇脚、养神、谈心、清议的地方。在我心目中,万圣是唯一坚定不移地守持学术理念的书店。这要感谢前后两位当家人,前有甘琦,后有刘苏里,他们对于书的认识,以及选书的眼光,都是我十分钦佩的。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开办的时间略晚于万圣,但规模都比万圣大很多,服务对象主要也是周边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者、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从经营的角度说,由于规模大,要兼顾的东西就多,也就不像万圣那样纯粹,学术图书之外也要兼营大众读物,畅销图书。后来则发展为第三极这样的全品种书店。

师。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这次见面让我想起许多往事。那时我是书店的常客。在西边参加活动,看片开会之类,回家或回报社,这里都是必经之地。骑车到这里,一定要下车逛一圈,看有没有要买的新书。二位老师选书的眼光是第一流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这里总是会有收获。那时还没有万圣、风入松、国林风或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更没有涵芬楼,有几年,这里是我买书的主要场所。我想要的书这里几乎都能找到。除了卖书,这里还经常举办与书有关的活动,记得包柏漪的新书在中国出版,首发式就是在这里举办的。那天来的人可是真不少啊,各界名流,楼上楼下挤得满满的,可谓盛况空前。后来这里渐渐就冷清下来,真也是一言难尽。前些天,听说书店举办了20周年纪念活动。一家小小的书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以孤岛式的坚守,生存于今天,我想是很不容易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民营书店渐渐地就多起来了。那时我在《北京晚报》主持“书香”专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帮助读者多发现和介绍一些有特点、有特色的书店,并通过他们向读者推荐更多的好书。而落实这个想法,在我,无非是骑车到处转。看上去很笨,但也很有效。因为,自行车就是我的代步工具,我每天出门,办事、上班、开会、采访,都要骑车去。这样,就有很多机会接近、了解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书店。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路过交道口,看到路东新开了一家书店,很小,只有一间门脸,连招牌还没有,就在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写“女子书店”。大概是1995年吧,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我正在写《中国妇女向后转》一书,关于女性的出版物很不好找。于是,我把车支在门口,进到店里。大约二三十个平方,靠墙四周摆满了书架,架上多为女性作家的作品,文集、选集、诗歌、散文、长篇、短篇都有,也有一些研究女性问题的专著和资料。记得一套《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就是在这家店里买的。我在晚报对这家“女子书店”做了介绍,店主赵文阁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热情而富有理想的青年女性,真的是身在陋室,胸怀天下。她的理想就是把“女子书店”开到全国各地去。不久,女子书店就从交道口搬到了王府井大街北口考古研究所附近,营业面积也扩大了;以后又搬到首都剧场,已经改名为“戏剧书店”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赵文阁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她离开书店的时候,清理积压的旧书,有一本《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她说:“你喜欢研究女性的历史,这本书就送给你吧。”另有一家书店,老板也是女性,她就是万圣书苑的甘琦。最初,万圣是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的胡同里,只有一间门脸儿,后来拆了建大楼,书店只能搬家,就搬到现在的成府路上,不仅上了楼,营业面积也扩大了,还辟出很大一块做书吧,使读书的朋友有个歇脚、养神、谈心、清议的地方。在我心目中,万圣是唯一坚定不移地守持学术理念的书店。这要感谢前后两位当家人,前有甘琦,后有刘苏里,他们对于书的认识,以及选书的眼光,都是我十分钦佩的。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开办的时间略晚于万圣,但规模都比万圣大很多,服务对象主要也是周边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者、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从经营的角度说,由于规模大,要兼顾的东西就多,也就不像万圣那样纯粹,学术图书之外也要兼营大众读物,畅销图书。后来则发展为第三极这样的全品种书店。我一直以为,书店在公众阅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销什么书?推荐什么书?不仅需要眼光,也需要理想和信念。谁都知道买畅销书赚钱,但如果只有畅销书,我们的阅读就会出现偏差。精神的提升、信仰的坚守、文化的传承,都会成为问题。于是,我就想到要在《北京晚报》的“书香”版开办一个栏目,向读者介绍近期有价值的、可以一读的好书。我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甘琦和风入松书店王玮教授的响应和支持。我们共同办起一个“推荐书目排行榜”,每一期两家书店的推荐书目,都是甘琦和王玮亲自选定的。榜单一出,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前没有这样的榜单,后来也没有这样的榜单,今后会不会有?我不敢断言,但我希望能有书店出头做这件事。我们总是说,很多好书找不到它的读者,而很多读者又找不到所需的图书。我们做的这个榜单,恰恰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它给那些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书找到了知音,也为四顾茫然不知到哪儿去找自己所需图书的读者指明了路径。当时有很多读者都把这个榜单剪下来,拿在手里,按图索骥。我觉得,这是有良知的书店应办的善事,也是大众媒体读书版不能推卸的责任。民营书店在1995年以后有一个短暂的发烧期,它以万圣书苑进入北京音乐厅,风入松书店进军王府井为标志。当时,大家的脑子都很热,赵文阁要办女子书店连锁店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但是,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现实的冷水浇灭了。高房租,低销售,使得风入松的王府井店入不敷出,王玮只有选择撤出。实际上,这里也暴露了书店在经营策略方面的 

我一直以为,书店在公众阅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销什么书?推荐什么书?不仅需要眼光,也需要理想和信念。谁都知道买畅销书赚钱,但如果只有畅销书,我们的阅读就会出现偏差。精神的提升、信仰的坚守、文化的传承,都会成为问题。于是,我就想到要在《北京晚报》的“书香”版开办一个栏目,向读者介绍近期有价值的、可以一读的好书。我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甘琦和风入松书店王玮教授的响应和支持。我们共同办起一个“推荐书目排行榜”,每一期两家书店的推荐书目,都是甘琦和王玮亲自选定的。榜单一出,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前没有这样的榜单,后来也没有这样的榜单,今后会不会有?我不敢断言,但我希望能有书店出头做这件事。我们总是说,很多好书找不到它的读者,而很多读者又找不到所需的图书。我们做的这个榜单,恰恰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它给那些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书找到了知音,也为四顾茫然不知到哪儿去找自己所需图书的读者指明了路径。当时有很多读者都把这个榜单剪下来,拿在手里,按图索骥。我觉得,这是有良知的书店应办的善事,也是大众媒体读书版不能推卸的责任。

 

北京的书店解玺璋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

民营书店在北京的书店解玺璋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1995年以后有一个短暂的发烧期,它以万圣书苑进入北京音乐厅,风入松书店进军王府井为标志。当时,大家的脑子都很热,赵文阁要办女子书店连锁店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但是,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现实的冷水浇灭了。高房租,低销售,使得风入松的王府井店入不敷出,王玮只有选择撤出。实际上,这里也暴露了书店在经营策略方面的问题。王府井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很大,而且,客流的成分很复杂,并非清一色的读书人。所以,它需要的是全品种的综合书店,而不是相对单一的以学术相号召的特色书店。在这种情况下,风入松退出王府井是早晚的事,它只能把这块风水宝地让给重新开张的王府井新华书店。2000年后,万圣也因合同到期,离开了惨淡经营的北京音乐厅店而退守海淀。赵文阁也早已放弃她的理想,转行向别处发展了。

北京的书店解玺璋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 

北京的书店解玺璋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北京的新华书店在2000年以后得到较快发展,仰仗于三家航母式书店的崛起,这就是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和中关村新华书店。据说,北京图书大厦的营业额在全国排名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进了这样的书店,总是找不到我要买的书。人仿佛掉进了大海里,无论你怎么游,都找不到目标。所以,我买书一般是不去这些书店的。我更愿意去三联或涵芬楼,一是方便,离我工作的单位很近;再一个,觉得亲切,有认同感。在这里我不必担心碰到很多让我心烦的书,不是没有,是很少,不像图书大厦,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气息,能让你窒息。最近这几年,我的大部分书都是在三联或涵芬楼买到的。每次去首都剧场看戏,我都提前过去,就为了先逛一逛涵芬楼,买几本新书。而三联书店也因为经常举办活动,有机会频频光顾。

 

不过,我还是爱逛有特色的小书店。店面不大,书也不多,可以一本一本地翻看。不像大书店,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反而少了些淘书的趣味。北京有很多小书店,散落在大街小巷,但有特色的大约很少,多数都被同质化了,看上去味同嚼蜡。然而,在当今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坚持办有特色的、不跟风尚的书店也很难,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早先在首都剧场南侧有一书店,店名知味,老板姓崔,是个很懂书的老板,在这里经常能买到很有趣味和品味的书。后来剧场扩建停车场,就把南侧的一排平房拆了,书店无奈中只好搬家。这一搬就搬到了和平里北口影协旁边。前几天我从那里路过,看到又拆了,不知是重新装修,还是又搬走了。

北京的书店解玺璋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

 

北京的书店解玺璋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

小而不肯流俗的书店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我住望京,要买书,只能进城,或者上海淀,都不近。有一次和止庵、刘苏里聊起来,刘苏里说:“如果望京有问题。王府井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很大,而且,客流的成分很复杂,并非清一色的读书人。所以,它需要的是全品种的综合书店,而不是相对单一的以学术相号召的特色书店。在这种情况下,风入松退出王府井是早晚的事,它只能把这块风水宝地让给重新开张的王府井新华书店。2000年后,万圣也因合同到期,离开了惨淡经营的北京音乐厅店而退守海淀。赵文阁也早已放弃她的理想,转行向别处发展了。北京的新华书店在2000年以后得到较快发展,仰仗于三家航母式书店的崛起,这就是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和中关村新华书店。据说,北京图书大厦的营业额在全国排名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进了这样的书店,总是找不到我要买的书。人仿佛掉进了大海里,无论你怎么游,都找不到目标。所以,我买书一般是不去这些书店的。我更愿意去三联或涵芬楼,一是方便,离我工作的单位很近;再一个,觉得亲切,有认同感。在这里我不必担心碰到很多让我心烦的书,不是没有,是很少,不像图书大厦,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气息,能让你窒息。最近这几年,我的大部分书都是在三联或涵芬楼买到的。每次去首都剧场看戏,我都提前过去,就为了先逛一逛涵芬楼,买几本新书。而三联书店也因为经常举办活动,有机会频频光顾。不过,我还是爱逛有特色的小书店。店面不大,书也不多,可以一本一本地翻看。不像大书店,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反而少了些淘书的趣味。北京有很多小书店,散落在大街小巷,但有特色的大约很少,多数都被同质化了,看上去味同嚼蜡。然而,在当今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坚持办有特色的、不跟风尚的书店也很难,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早先在首都剧场南侧有一书店,店名知味,老板姓崔,是个很懂书的老板,在这里经常能买到很有趣味和品味的书。后来剧场扩建停车场,就把南侧的一排平房拆了,书店无奈中只好搬家。这一搬就搬到了和平里北口影协旁边。前几天我从那里路过,看到又拆了,不知是重新装修,还是又搬走了。小而不肯流俗的书店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我住望京,要买书,只能进城,或者上海淀,都不近。有一次和止庵、刘苏里聊起来,刘苏里说:“如果望京有50个像你们俩这样爱买书的人,我就在望京开一家万圣分店。”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望京藏有多少我们的同类,苏里兄的书店至今也还没有开张。不过,我倒是希望望京能有一家这样的书店,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新型社区,50个爱买书的人总还是有的吧。有时我也突发奇想,不成,等退休了,我自己办一个。50个像你们俩这样爱买书的人,我就在望京开一家万圣分店。”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望京藏有多少我们的同类,苏里兄的书店至今也还没有开张。不过,我倒是希望望京能有一家这样的书店,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新型社区,师。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这次见面让我想起许多往事。那时我是书店的常客。在西边参加活动,看片开会之类,回家或回报社,这里都是必经之地。骑车到这里,一定要下车逛一圈,看有没有要买的新书。二位老师选书的眼光是第一流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这里总是会有收获。那时还没有万圣、风入松、国林风或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更没有涵芬楼,有几年,这里是我买书的主要场所。我想要的书这里几乎都能找到。除了卖书,这里还经常举办与书有关的活动,记得包柏漪的新书在中国出版,首发式就是在这里举办的。那天来的人可是真不少啊,各界名流,楼上楼下挤得满满的,可谓盛况空前。后来这里渐渐就冷清下来,真也是一言难尽。前些天,听说书店举办了20周年纪念活动。一家小小的书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以孤岛式的坚守,生存于今天,我想是很不容易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民营书店渐渐地就多起来了。那时我在《北京晚报》主持“书香”专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帮助读者多发现和介绍一些有特点、有特色的书店,并通过他们向读者推荐更多的好书。而落实这个想法,在我,无非是骑车到处转。看上去很笨,但也很有效。因为,自行车就是我的代步工具,我每天出门,办事、上班、开会、采访,都要骑车去。这样,就有很多机会接近、了解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书店。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路过交道口,看到路东新开了一家书店,很小,只有一间门脸,连招牌还没有,就在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写“女子书店”。大概是1995年吧,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我正在写《中国妇女向后转》一书,关于女性的出版物很不好找。于是,我把车支在门口,进到店里。大约二三十个平方,靠墙四周摆满了书架,架上多为女性作家的作品,文集、选集、诗歌、散文、长篇、短篇都有,也有一些研究女性问题的专著和资料。记得一套《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就是在这家店里买的。我在晚报对这家“女子书店”做了介绍,店主赵文阁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热情而富有理想的青年女性,真的是身在陋室,胸怀天下。她的理想就是把“女子书店”开到全国各地去。不久,女子书店就从交道口搬到了王府井大街北口考古研究所附近,营业面积也扩大了;以后又搬到首都剧场,已经改名为“戏剧书店”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赵文阁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她离开书店的时候,清理积压的旧书,有一本《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她说:“你喜欢研究女性的历史,这本书就送给你吧。”另有一家书店,老板也是女性,她就是万圣书苑的甘琦。最初,万圣是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的胡同里,只有一间门脸儿,后来拆了建大楼,书店只能搬家,就搬到现在的成府路上,不仅上了楼,营业面积也扩大了,还辟出很大一块做书吧,使读书的朋友有个歇脚、养神、谈心、清议的地方。在我心目中,万圣是唯一坚定不移地守持学术理念的书店。这要感谢前后两位当家人,前有甘琦,后有刘苏里,他们对于书的认识,以及选书的眼光,都是我十分钦佩的。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开办的时间略晚于万圣,但规模都比万圣大很多,服务对象主要也是周边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者、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从经营的角度说,由于规模大,要兼顾的东西就多,也就不像万圣那样纯粹,学术图书之外也要兼营大众读物,畅销图书。后来则发展为第三极这样的全品种书店。我一直以为,书店在公众阅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销什么书?推荐什么书?不仅需要眼光,也需要理想和信念。谁都知道买畅销书赚钱,但如果只有畅销书,我们的阅读就会出现偏差。精神的提升、信仰的坚守、文化的传承,都会成为问题。于是,我就想到要在《北京晚报》的“书香”版开办一个栏目,向读者介绍近期有价值的、可以一读的好书。我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甘琦和风入松书店王玮教授的响应和支持。我们共同办起一个“推荐书目排行榜”,每一期两家书店的推荐书目,都是甘琦和王玮亲自选定的。榜单一出,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前没有这样的榜单,后来也没有这样的榜单,今后会不会有?我不敢断言,但我希望能有书店出头做这件事。我们总是说,很多好书找不到它的读者,而很多读者又找不到所需的图书。我们做的这个榜单,恰恰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它给那些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书找到了知音,也为四顾茫然不知到哪儿去找自己所需图书的读者指明了路径。当时有很多读者都把这个榜单剪下来,拿在手里,按图索骥。我觉得,这是有良知的书店应办的善事,也是大众媒体读书版不能推卸的责任。民营书店在1995年以后有一个短暂的发烧期,它以万圣书苑进入北京音乐厅,风入松书店进军王府井为标志。当时,大家的脑子都很热,赵文阁要办女子书店连锁店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但是,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现实的冷水浇灭了。高房租,低销售,使得风入松的王府井店入不敷出,王玮只有选择撤出。实际上,这里也暴露了书店在经营策略方面的50个爱买书的人总还是有的吧。有时我也突发奇想,不成,等退休了,我自己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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