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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中华哭斯文  

2008-06-22 01:16: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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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中华哭斯文

——读《陈寅恪与傅斯年》

解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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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中华哭斯文——读《陈寅恪与傅斯年》解玺璋1964年,陈寅恪75岁,此时距他辞世的1969年,还有5年时间。这一年,他的学生蒋天枢(秉南)前来看望病中的老师,陈寅恪遂向他托付后事,并写下诗三首及《赠蒋秉南序》,其中写道:“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变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这未始不是陈寅恪当时心境的一种写照。他因此想到自己这一生,“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未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岳南在其新著《陈寅恪与傅斯年》中引述了陈寅恪这篇序文的一部分,并且写道:“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读书至此,便有一种心寒齿冷的感觉。这或者正是中华学术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在20世纪所遭遇的多舛之命运的一个缩影。他所羡慕的,是在改朝换代之际,读书人还可以兄弟朋友聚集一堂,从容地谈论读书的心得。即使这样一点微薄的愿望,在陈寅恪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了。而他可以安心的,是他这一生,没有“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这已经足够了,他不敢再有更多的奢望。这就是他在诗中写道的:“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即不能兼及天下,就有点独善其身的意思了。这里所说“曲学阿世”一词,最早见《史记·儒林列传》,其中尝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之语,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正直,不要扭曲学问以趋时媚世。这是一个读书人,现在叫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我们衡量一个知识分子,首先不是看他学问做得怎么样,而是看他治学的态

 

   1964年,陈寅恪75岁,此时距他辞世的1969年,还有5年时间。这一年,他的学生蒋天枢(秉南)前来看望病中的老师,陈寅恪遂向他托付后事,并写下诗三首及《赠蒋秉南序》,其中写道:“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变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这未始不是陈寅恪当时心境的一种写照。他因此想到自己这一生,“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未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岳南在其新著《陈寅恪与傅斯年》中引述了陈寅恪这篇序文的一部分,并且写道:“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度。这里所强调的前提还是做人。扭曲学问以趋时媚世的人,一定不是正直的人。而做人不能正直,立德就有问题。古人说,君子有三立:立言、立功、立德。德不立,其他的自然免谈。所谓道德文章,也是道德在前而文章在后。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传统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降这百余年中,能否坚持学术独立的根本信念,已经成为衡量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准绳,也是区分真学术与假学术的分水岭和试金石。陈寅恪最为人所称道的,也是他最为自得的,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所坚持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他曾教训自己的学生:“我是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1927年6月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曾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其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里所谓“俗谛”,正是趋时媚世的另一种说法,是陈寅恪们所不耻的。傅斯年与陈寅恪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他们有几乎相同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背景,也有几乎相同的家世和门第,他们还是相濡以沫的知己和朋友。他们二人,一个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一个是“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之教授”,但在很多方面,他们又表现得完全两样。这或者为性格使然,却也关乎人的精神气象。傅斯年尝有“大炮”之称,想当年,他一炮轰倒孔祥熙,再一炮轰倒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被傅斯年几声炮响轰于马下,天下人心大振。所以有人称赞他:“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与再生!”这或者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所谓“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在那个动荡之秋就做了谔谔之士的一个典范。如果说,他与陈寅恪有所相通的话,或者就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血脉”这个层面上,他们是以一生的言行实践了这个伟大的理想。说到底,就是宋代大儒张载的那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读书至此,便有一种心寒齿冷的感觉。这或者正是中华学术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在20世纪所遭遇的多舛之命运的一个缩影。他所羡慕的,是在改朝换代之际,读书人还可以兄弟朋友聚集一堂,从容地谈论读书的心得。即使这样一点微薄的愿望,在陈寅恪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了。而他可以安心的,是他这一生,没有“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这已经足够了,他不敢再有更多的奢望。这就是他在诗中写道的:“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即不能兼及天下,就有点独善其身的意思了。这里所说“曲学阿世”一词,最早见《史记·儒林列传》,其中尝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之语,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正直,不要扭曲学问以趋时媚世。这是一个读书人,现在叫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我们衡量一个知识分子,首先不是看他学问做得怎么样,而是看他治学的态度。这里所强调的前提还是做人。扭曲学问以趋时媚世的人,一定不是正直的人。而做人不能正直,立德就有问题。古人说,君子有三立:立言、立功、立德。德不立,其他的自然免谈。所谓道德文章,也是道德在前而文章在后。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传统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降这百余年中,能否坚持学术独立的根本信念,已经成为衡量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准绳,也是区分真学术与假学术的分水岭和试金石。陈寅恪最为人所称道的,也是他最为自得的,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所坚持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他曾教训自己的学生:“我是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1927年6月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曾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其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里所谓“俗谛”,正是趋时媚世的另一种说法,是陈寅恪们所不耻的。

 

   傅斯年与陈寅恪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他们有几乎相同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背景,也有几乎相同的家世和门第,他们还是相濡以沫的知己和朋友。他们二人,一个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一个是“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之教授”,但在很多方面,他们又表现得完全两样。这或者为性格使然,却也关乎人的精神气象。傅斯年尝有“大炮”之称,想当年,他一炮轰倒孔祥熙,再一炮轰倒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被傅斯年几声炮响轰于马下,天下人心大振。所以有人称赞他:“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与再生!”这或者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所谓“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在那个动荡之秋就做了谔谔之士的一个典范。如果说,他与陈寅恪有所相通的话,或者就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血脉”这个层面上,他们是以一生的言行实践了这个伟大的理想。说到底,就是宋代大儒张载的那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记得读过易中天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劝君免谈陈寅恪》,为什么要“免谈”呢?他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我更觉得有为中华而痛哭于斯文的必要。如果说,作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吴宓撰《读散原精舍诗笔记》)的知识分子,都有“三不住”的担忧,我们还能将延续中华文化血脉的使命托付给谁呢?这几年,文化重建或文化复兴说得很多了,但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就是易中天先生所概括的“三不住”还支配着我们许多人的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又不能不说,不能不做,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就像过了河的小卒一样。在我看来,岳南就是这样一个过河的卒子,他创作《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又何尝不是一次“拱卒”呢!

 

   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记得读过易中天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劝君免谈陈寅恪》,为什么要“免谈”呢?他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我更觉得有为中华而痛哭于斯文的必要。如果说,作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吴宓撰《读散原精舍诗笔记》)的知识分子,都有“三不住”的担忧,我们还能将延续中华文化血脉的使命托付给谁呢?这几年,文化重建或文化复兴说得很多了,但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就是易中天先生所概括的“三不住”还支配着我们许多人的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又不能不说,不能不做,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就像过了河的小卒一样。在我看来,岳南就是这样一个过河的卒子,他创作《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又何尝不是一次“拱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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