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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的博客

 
 
 

日志

 
 

北京人艺的“神仙会”  

2008-05-10 00:34: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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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部新戏、老戏,深入地探讨戏剧艺术的一些根本问题,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里面也包含着批评,不仅是针对某一部作品的批评,还可能关系到人艺发展建设中的重大决策。在这些地方,人艺常常都表现得很大气,不会因为有谁说了不中听的话,就受到冷落。去年是话剧百年,在中国话剧百年史中,北京人艺的地位举足轻重,北京人艺的一举一动,则备受关注。因而,关于人艺的议论,社会上也一直没有停息过。有可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但也不能说完全就是空穴来风。我是觉得,人艺应该很好地总结、思考这些年来的得失,明确其发展方向和路径,才能在新的百年里继续领风气之先,成就中国话剧的历史使命。这不应该是一句空话,现在,张和平院长挂帅北京人艺,团结了更多的艺术家来人艺做事,带给人们很大的希望。像北京人艺这样的国家大剧院,既可以包容各方面的批评,也应该可以包容各种艺术风格和各种艺术探索,它不拒绝传统,要把传统发扬光大,但同时还要创新,不能被传统所束缚,把传统以外的创作都视为非我族类。这正是剧院之“大”,人艺之“大”!

北京人艺的“神仙会”

织语言,经常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也想把话说得圆滑一点,心里边绕来绕去,折腾半天,说的时候一紧张,一害怕,全忘了。所以,说出话来往往和别人相左,显得比较另类。但诸位“神仙”都很大度,每次都能笑纳我的谬见;锦云先生甚至有点“放纵”我,总说喜欢我的发言,说是和别人的都不大一样。这对于我是很大的鼓励,也给了我必要的自信。我得庆幸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难得遇到这些开明、宽厚的师长,扶持我走上戏剧评论这条路,教会我怎样对待戏剧艺术。记得看《风月无边》那次,我是先看过剧本的,觉得这个本子比较薄弱,看了演出,更觉得如果不是导演的二度创作,剧本的缺点可能会暴露得更加明显。我在会上就把自己的想法照直说了,说过之后,心里却又忐忑不安,不知道锦云先生会怎么想。后来我想,可能是我多虑了,锦云先生大人大量,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散会后,我们还是聚在一起吃涮羊肉,喝二锅头。我们一起吃涮羊肉喝二锅头的地方,就在首都剧场北侧人艺的小食堂。冒着热气的火锅和食堂大师傅亲手调治的小料,给人一种到家的感觉。在国内许多剧院中,似乎只有北京人艺能够和批评家建立这样一种平等而又友好的关系。这在剧院的建设中是十分重要的。汉堡民族剧院虽然只存在了不到一年,但作为剧院的创始人,莱辛还是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十分重要的《汉堡剧评》,这是他根据第一年的52场演出撰写的104篇评论。这些评论对18世纪之后的德国戏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举莱辛的例子,是想说明剧院和批评家有时是难舍难分的,批评家离不开剧院,剧院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批评家。当然,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剧院把批评家养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据说有些剧院连编剧也不肯养了),也是不现实的,但剧院有必要和批评家保持经常的联系和平等的对话。这在北京人艺几乎是一种传统。我很佩服人艺艺术处的同志,从老一代的王宏滔,到承前启后的刘章春,再到孟姗姗她们这一代年轻人,总是能够很好地维护与戏剧批评家的关系。看似很简单的事,其实并不容易,也是要付出心血的。剧院维护好批评家,不是一味地让批评家为剧院说好话,而是借剧院所上演

解玺璋

 

   北京人艺有许多铁杆观众,现在叫粉丝,早几年称“人艺之友”,还办过一张《人艺之友报》。在队伍庞大的“人艺之友”中,有一个人数不多的“特殊”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人艺的戏,还喜欢谈论人艺的戏,喜欢对着人艺的戏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北京人艺真有大剧院的“范儿”,每次都请“神”上门,让诸位“坐而论道”,把他们的聪明、智慧都贡献出来。人艺的新戏座谈会经常就像“神仙会”,“神仙”们依次而坐,谈笑风生,畅叙观感,时有一二佳言慧语引得大家共鸣,主人也兴高采烈。小小会议室,其乐也融融!至中午,主人常备二锅头与涮羊肉伺候。

北京人艺的“神仙会”解玺璋北京人艺有许多铁杆观众,现在叫粉丝,早几年称“人艺之友”,还办过一张《人艺之友报》。在队伍庞大的“人艺之友”中,有一个人数不多的“特殊”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人艺的戏,还喜欢谈论人艺的戏,喜欢对着人艺的戏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北京人艺真有大剧院的“范儿”,每次都请“神”上门,让诸位“坐而论道”,把他们的聪明、智慧都贡献出来。人艺的新戏座谈会经常就像“神仙会”,“神仙”们依次而坐,谈笑风生,畅叙观感,时有一二佳言慧语引得大家共鸣,主人也兴高采烈。小小会议室,其乐也融融!至中午,主人常备二锅头与涮羊肉伺候。我曾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做编辑多年,负责的栏目里有一个“影剧谈”,专门发表观影看戏的随感。这使我有机会经常出席人艺的“神仙会”,并在这里结识了列位“神仙”。童道明、叶廷芳、王育生、钟艺兵、黄维钧、田本相、何西来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是戏剧批评前辈中的重量级人物。比较年轻的还有社科院的刘平、北师大的邹红以及话剧所的宋宝珍等,也是戏剧评论界的后起之秀。我在这里算是门外汉。如果说,现在我还能对戏剧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那么,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教我的。我学戏剧,有两个课堂,一个是剧场,再一个,就是各种研讨会、座谈会;算起来,我在北京人艺得到的教益最多,这些专家、学者、教授,我都是尊为老师的;还有就是人艺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他们也参加座谈会,但他们不仅仅是听众,他们也参加讨论,也发表见解,这是我在其他场合很少能听到的。作为舞台艺术的实践者,他们有许多切身的感受,也有许多的真知灼见。像于是之、刘锦云、林兆华、林连昆、濮存昕、梁冠华、任鸣、李六乙,等等,他们的片言只语,都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引发我们无尽的遐想。时间久了,听得多了,心里也蠢蠢欲动,总有些想法要表达,坐在那里跃跃欲试。但我这人生性胆小,缺乏自信,还没说话,手先出汗,紧张得不得了。几乎每次都是到了最后时刻,锦云先生用征询的口气说:“玺璋也说两句?”我才仗着胆子,讲出我的意见。可我又是个口无遮拦的人,不善组

 

   我曾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做编辑多年,负责的栏目里有一个“影剧谈”,专门发表观影看戏的随感。这使我有机会经常出席人艺的“神仙会”,并在这里结识了列位“神仙”。童道明、叶廷芳、王育生、钟艺兵、黄维钧、田本相、何西来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是戏剧批评前辈中的重量级人物。比较年轻的还有社科院的刘平、北师大的邹红以及话剧所的宋宝珍等,也是戏剧评论界的后起之秀。我在这里算是门外汉。如果说,现在我还能对戏剧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那么,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教我的。我学戏剧,有两个课堂,一个是剧场,再一个,就是各种研讨会、座谈会;算起来,我在北京人艺得到的教益最多,这些专家、学者、教授,我都是尊为老师的;还有就是人艺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他们也参加座谈会,但他们不仅仅是听众,他们也参加讨论,也发表见解,这是我在其他场合很少能听到的。作为舞台艺术的实践者,他们有许多切身的感受,也有许多的真知灼见。像于是之、刘锦云、林兆华、林连昆、濮存昕、梁冠华、任鸣、李六乙,等等,他们的片言只语,都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引发我们无尽的遐想。

 

的一部部新戏、老戏,深入地探讨戏剧艺术的一些根本问题,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里面也包含着批评,不仅是针对某一部作品的批评,还可能关系到人艺发展建设中的重大决策。在这些地方,人艺常常都表现得很大气,不会因为有谁说了不中听的话,就受到冷落。去年是话剧百年,在中国话剧百年史中,北京人艺的地位举足轻重,北京人艺的一举一动,则备受关注。因而,关于人艺的议论,社会上也一直没有停息过。有可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但也不能说完全就是空穴来风。我是觉得,人艺应该很好地总结、思考这些年来的得失,明确其发展方向和路径,才能在新的百年里继续领风气之先,成就中国话剧的历史使命。这不应该是一句空话,现在,张和平院长挂帅北京人艺,团结了更多的艺术家来人艺做事,带给人们很大的希望。像北京人艺这样的国家大剧院,既可以包容各方面的批评,也应该可以包容各种艺术风格和各种艺术探索,它不拒绝传统,要把传统发扬光大,但同时还要创新,不能被传统所束缚,把传统以外的创作都视为非我族类。这正是剧院之“大”,人艺之“大”!

   时间久了,听得多了,心里也蠢蠢欲动,总有些想法要表达,坐在那里跃跃欲试。但我这人生性胆小,缺乏自信,还没说话,手先出汗,紧张得不得了。几乎每次都是到了最后时刻,锦云先生用征询的口气说:“玺璋也说两句?”我才仗着胆子,讲出我的意见。可我又是个口无遮拦的人,不善组织语言,经常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也想把话说得圆滑一点,心里边绕来绕去,折腾半天,说的时候一紧张,一害怕,全忘了。所以,说出话来往往和别人相左,显得比较另类。但诸位“神仙”都很大度,每次都能笑纳我的谬见;锦云先生甚至有点“放纵”我,总说喜欢我的发言,说是和别人的都不大一样。这对于我是很大的鼓励,也给了我必要的自信。我得庆幸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难得遇到这些开明、宽厚的师长,扶持我走上戏剧评论这条路,教会我怎样对待戏剧艺术。记得看《风月无边》那次,我是先看过剧本的,觉得这个本子比较薄弱,看了演出,更觉得如果不是导演的二度创作,剧本的缺点可能会暴露得更加明显。我在会上就把自己的想法照直说了,说过之后,心里却又忐忑不安,不知道锦云先生会怎么想。后来我想,可能是我多虑了,锦云先生大人大量,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散会后,我们还是聚在一起吃涮羊肉,喝二锅头。

 

   我们一起吃涮羊肉喝二锅头的地方,就在首都剧场北侧人艺的小食堂。冒着热气的火锅和食堂大师傅亲手调治的小料,给人一种到家的感觉。在国内许多剧院中,似乎只有北京人艺能够和批评家建立这样一种平等而又友好的关系。这在剧院的建设中是十分重要的。汉堡民族剧院虽然只存在了不到一年,但作为剧院的创始人,莱辛还是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十分重要的《汉堡剧评》,这是他根据第一年的52场演出撰写的104篇评论。这些评论对18世纪之后的德国戏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举莱辛的例子,是想说明剧院和批评家有时是难舍难分的,批评家离不开剧院,剧院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批评家。当然,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剧院把批评家养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据说有些剧院连编剧也不肯养了),也是不现实的,但剧院有必要和批评家保持经常的联系和平等的对话。这在北京人艺几乎是一种传统。我很佩服人艺艺术处的同志,从老一代的王宏滔,到承前启后的刘章春,再到孟姗姗她们这一代年轻人,总是能够很好地维护与戏剧批评家的关系。看似很简单的事,其实并不容易,也是要付出心血的。

 

   剧院维护好批评家,不是一味地让批评家为剧院说好话,而是借剧院所上演的一部部新戏、老戏,深入地探讨戏剧艺术的一些根本问题,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里面也包含着批评,不仅是针对某一部作品的批评,还可能关系到人艺发展建设中的重大决策。在这些地方,人艺常常都表现得很大气,不会因为有谁说了不中听的话,就受到冷落。去年是话剧百年,在中国话剧百年史中,北京人艺的地位举足轻重,北京人艺的一举一动,则备受关注。因而,关于人艺的议论,社会上也一直没有停息过。有可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但也不能说完全就是空穴来风。我是觉得,人艺应该很好地总结、思考这些年来的得失,明确其发展方向和路径,才能在新的百年里继续领风气之先,成就中国话剧的历史使命。这不应该是一句空话,现在,张和平院长挂帅北京人艺,团结了更多的艺术家来人艺做事,带给人们很大的希望。像北京人艺这样的国家大剧院,既可以包容各方面的批评,也应该可以包容各种艺术风格和各种艺术探索,它不拒绝传统,要把传统发扬光大,但同时还要创新,不能被传统所束缚,把传统以外的创作都视为非我族类。这正是剧院之“大”,人艺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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