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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的博客

 
 
 

日志

 
 

我记忆中的北京胡同  

2008-04-12 23:42: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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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那个时候,卖水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都是先吃水,到了月底或年底再结帐。倒也不是民风淳朴,因为都是老街坊,知根知底,谁也不会为了一两挑儿水闹意见。听我奶奶说,那时她经常背着我去收水费,拿到钱,就在路上买一些零食给我吃。大约在我四五岁时,政府给胡同里普遍装了自来水,送水这一行就被淘汰了。东屋里的水井就是那时填的。听说“文革”初期,有人揭发水井里埋了财宝,红卫兵还来挖过,好像也没挖出什么东西。我家是1960年代初从老屋搬走的。也是山不转水转,这一转,就转了30年,现在转了回来,却已经今非昔比了。北京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势不可挡,更多的胡同都面临着被拆的命运。很快的,这命运就降临在东单一带。东单的头条、二条、三条,都在拆迁的范围之内。这一次,我家彻底搬出了城区,离开了居住大半生的胡同,先是方庄,后是望京,而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建起了东方广场那一片高大的建筑群。有时我去先锋剧场看戏,还能回想当年住在这里时的情景。那时,青艺小剧场就在我家旁边,看戏非常方便。而我去报社上班,就像散步一样,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即使报社周围的胡同,怕也要拆光了。我们经历着太多的北京胡同的变迁,也深切感受到胡同的衰落。我的心情竟变得复杂起来,有失落,也有怅惘,甚至还有一些欣喜。特别是想到那些无力自己改变居住条件的老街坊,没有政府的拆迁改造,怕是要永远住在那些窝棚式的老房子里。我不敢说他们多么喜欢胡同,但胡同却给他们,当然也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牵挂。

我记忆中的北京胡同

解玺璋

 

   胡同是北京的标志,时髦的词儿是名片,也是北京的象征。除了皇城,北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非胡同莫属。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这个非常经典的镜头:成片的青灰色的瓦,覆盖着鳞次栉比的房顶,掩映在洋槐巨大树冠的清荫下,一群鸽子欢叫着冲天而起,在空中盘旋,清脆的鸽哨儿打破了周围的宁静。这时我就想,在这里,有我的家,有我生长、生活的故土,也有我生命的根。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这有多么的重要,我甚至觉得,胡同里长大的人,不太容易形成浓厚的乡土观念。现在年长了几岁,才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人的记忆和情怀,是会在心里慢慢生长的,从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我家祖籍不是北京,而是山东肥城。清朝末年,山东大灾,我爷爷兄弟三个,一个下了南洋,一个闯了关东,一个来到北京。据说,我爷爷初到北京的时候只有13岁,还是个未成年人呢。后来,娶了我奶奶,我父亲就出生在这里。再后来,就有了我。我在北京生活了55年,东城、宣武、崇文、朝阳、丰台都住过,大部分时间是住在胡同里。说起北京的胡同,虽然都叫胡同,其实大有不同,等级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素来就有“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说法。这里所说虽然并非专指胡同,但事实上,胡同确有“富贵贫贱”之分。东城西城的胡同,就是比崇文宣武的胡同高出几个档次;而外城的胡同一定又比内城的胡同简陋破旧得多。现在一说胡同,就联想到四合院,联想到磨砖对缝的大瓦房,联想到“石榴、肥狗、胖丫头”。其实,这类四合院在胡同里并不占多数,而且,主要集中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丰台,主要还是大杂院,有些甚至连大杂院都算不上。1980年代,我先后住在宣武区的石头胡同和崇文区的营房宽街,那两个小院虽各有千秋,但与四合院却是风马牛不相及,可以想见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居住条件方面的差异。

有人说,哪吒启发了刘伯温和姚广孝。总之,北京胡同的大格局,是在刘秉忠的时代就形成了。大都建成之后,忽必烈曾颁发圣旨,要求原在金都旧城居住的官僚、贵族以及富户迁入新城,每户可以建一座占地八亩的院落。这是北京胡同的第一批居民。到了明朝,刘伯温和姚广孝再修北京城,这种局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清朝入关后,则基本上沿袭了明朝旧制。区别只在于,八旗入城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清军进入北京的第二天,就强迫内城居住的汉人三天之内迁到外城或其他地方去,并将内城划为八旗驻地。于是,新贵族取代了旧贵族,而皇权依旧是至高无上的,官本位也是不容置疑的。那时,原来居住在内城的平民百姓、汉族商户,以及外地来京赶考的举子,都要在外城建房居住,这形成了外城新的胡同格局。80年代初,单位分我一间房,九平方米,就在前门外石头胡同。一个细长的小院,挤了大约10户人家,说是院子,其实只是一条一两米宽的过道。一家挨一家挤在一起,有时真像是一户家人。那时儿子刚出生几个月,还不会爬,看他睡着了,我和媳妇出去遛弯儿。结果就出事了。因为房子太小,放不下另一张床,我们就在两只沙发上搭一块木版,儿子就睡在这张“床”上。没有想到,他睡醒后,一哭一闹,竟顺着两只沙发之间的空挡,滑到沙发后边去了。街坊们开始还听到孩子哭,一会儿没动静了,又不见我们俩回来,急忙从窗户爬进去,抱出孩子,送到附近的友谊医院。我们刚走到胡同口,还没进院子,就听说孩子出事了,急忙赶到医院,儿子已经从窒息中被抢救过来了。我一眼看见他,他带着满脸尘土还冲我笑呢。真是这样的。居住在胡同里,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不方便,但也有许多可以留恋的地方。几年后我们离开石头胡同,搬到崇文区的营房宽街,还时常想起那个小院。新居是在红桥大街和幸福大街之间,院子依然很小,四间房,住了三户人家。但我家房子的面积增加了,院子里还有两棵枣树,让人赏心悦目。就是房子更破,胡同里,垃圾、尘土更多,难得有人清扫。有一年下大雨,房子漏得十分厉害,我从外面采访回来,家里已经四壁淌水,顶棚整个掉了下来。看到这个场面,我难过得几乎要落泪了。可是能有什么办法?我们也只能把睡觉的地方用塑料布盖好,其他地方索性让它漏去。那天晚上,我在桌子上支起一块塑料布,趴在里面把当天的新闻稿写完。不久,这一片胡同就被拆了,盖起了新的居住小区,我于是再次搬家,住进了报社在东单二条的宿舍。虽然也是平房,条件却好多了。东单位于东城,市中心,离王府井隔一条街,距天安门也不远,路口原来立牌楼的地方,现在挂着“银街”的标志。这在北京也算是块“风水宝地”了。说起来,我就出生在东城,东四五条胡同,那里有我家的老屋。《京师坊巷志稿》称,五条胡同有水井一眼,不知是否就是我家东屋的那一眼井。老北京,甜水井少,苦水井多,很多人家吃水,要靠卖水的往家里送。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就靠卖水为生。我父亲十几岁就拉着水车,沿着胡同挨家挨户地送水,一挑儿水挣二分

 

   这种差异首先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听从了谋臣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定都于北京。刘秉忠就是最早主持规划设计并修建北京城的人。他虽然曾入佛门,是个和尚,但他熟读儒学经典,尤精于《易》,因而,他在规划设计元大都时,不仅考虑到了五行八卦和阴阳术数的思想,而且,一定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帝王之都建设布局的要求。这是一座近似正方形的城市,四面各有三座城门。皇城位于城市中心,皇城之内还建有宫城。以宫城为核心,前方为朝廷,后方为市场,左边有祭祖的太庙,右边有祭拜天地的社稷坛。城内开辟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九条。纵横交错的大道将全城划分为50个坊,坊与坊之间更有大街小街相互交通,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大街小街之外还有胡同,使得交通往来,十分便捷。不过,在建设过程中,北面并没有按照制度修建三座城门,而是少了一座,似乎是应了“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阴阳大象。但在民间,人们还是喜欢那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为了镇住苦海幽州的孽龙,北京城是按照哪吒形象修建的。这个传说至少有两个版本,有人说,哪吒启发了刘秉忠;也有人说,哪吒启发了刘伯温和姚广孝。

 

钱。那个时候,卖水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都是先吃水,到了月底或年底再结帐。倒也不是民风淳朴,因为都是老街坊,知根知底,谁也不会为了一两挑儿水闹意见。听我奶奶说,那时她经常背着我去收水费,拿到钱,就在路上买一些零食给我吃。大约在我四五岁时,政府给胡同里普遍装了自来水,送水这一行就被淘汰了。东屋里的水井就是那时填的。听说“文革”初期,有人揭发水井里埋了财宝,红卫兵还来挖过,好像也没挖出什么东西。我家是1960年代初从老屋搬走的。也是山不转水转,这一转,就转了30年,现在转了回来,却已经今非昔比了。北京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势不可挡,更多的胡同都面临着被拆的命运。很快的,这命运就降临在东单一带。东单的头条、二条、三条,都在拆迁的范围之内。这一次,我家彻底搬出了城区,离开了居住大半生的胡同,先是方庄,后是望京,而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建起了东方广场那一片高大的建筑群。有时我去先锋剧场看戏,还能回想当年住在这里时的情景。那时,青艺小剧场就在我家旁边,看戏非常方便。而我去报社上班,就像散步一样,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即使报社周围的胡同,怕也要拆光了。我们经历着太多的北京胡同的变迁,也深切感受到胡同的衰落。我的心情竟变得复杂起来,有失落,也有怅惘,甚至还有一些欣喜。特别是想到那些无力自己改变居住条件的老街坊,没有政府的拆迁改造,怕是要永远住在那些窝棚式的老房子里。我不敢说他们多么喜欢胡同,但胡同却给他们,当然也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牵挂。

   总之,北京胡同的大格局,是在刘秉忠的时代就形成了。大都建成之后,忽必烈曾颁发圣旨,要求原在金都旧城居住的官僚、贵族以及富户迁入新城,每户可以建一座占地八亩的院落。这是北京胡同的第一批居民。到了明朝,刘伯温和姚广孝再修北京城,这种局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清朝入关后,则基本上沿袭了明朝旧制。区别只在于,八旗入城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清军进入北京的第二天,就强迫内城居住的汉人三天之内迁到外城或其他地方去,并将内城划为八旗驻地。于是,新贵族取代了旧贵族,而皇权依旧是至高无上的,官本位也是不容置疑的。那时,原来居住在内城的平民百姓、汉族商户,以及外地来京赶考的举子,都要在外城建房居住,这形成了外城新的胡同格局。80年代初,单位分我一间房,九平方米,就在前门外石头胡同。一个细长的小院,挤了大约10户人家,说是院子,其实只是一条一两米宽的过道。一家挨一家挤在一起,有时真像是一户家人。那时儿子刚出生几个月,还不会爬,看他睡着了,我和媳妇出去遛弯儿。结果就出事了。因为房子太小,放不下另一张床,我们就在两只沙发上搭一块木版,儿子就睡在这张“床”上。没有想到,他睡醒后,一哭一闹,竟顺着两只沙发之间的空挡,滑到沙发后边去了。街坊们开始还听到孩子哭,一会儿没动静了,又不见我们俩回来,急忙从窗户爬进去,抱出孩子,送到附近的友谊医院。我们刚走到胡同口,还没进院子,就听说孩子出事了,急忙赶到医院,儿子已经从窒息中被抢救过来了。我一眼看见他,他带着满脸尘土还冲我笑呢。

 

   真是这样的。居住在胡同里,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不方便,但也有许多可以留恋的地方。几年后我们离开石头胡同,搬到崇文区的营房宽街,还时常想起那个小院。新居是在红桥大街和幸福大街之间,院子依然很小,四间房,住了三户人家。但我家房子的面积增加了,院子里还有两棵枣树,让人赏心悦目。就是房子更破,胡同里,垃圾、尘土更多,难得有人清扫。有一年下大雨,房子漏得十分厉害,我从外面采访回来,家里已经四壁淌水,顶棚整个掉了下来。看到这个场面,我难过得几乎要落泪了。可是能有什么办法?我们也只能把睡觉的地方用塑料布盖好,其他地方索性让它漏去。那天晚上,我在桌子上支起一块塑料布,趴在里面把当天的新闻稿写完。不久,这一片胡同就被拆了,盖起了新的居住小区,我于是再次搬家,住进了报社在东单二条的宿舍。虽然也是平房,条件却好多了。

有人说,哪吒启发了刘伯温和姚广孝。总之,北京胡同的大格局,是在刘秉忠的时代就形成了。大都建成之后,忽必烈曾颁发圣旨,要求原在金都旧城居住的官僚、贵族以及富户迁入新城,每户可以建一座占地八亩的院落。这是北京胡同的第一批居民。到了明朝,刘伯温和姚广孝再修北京城,这种局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清朝入关后,则基本上沿袭了明朝旧制。区别只在于,八旗入城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清军进入北京的第二天,就强迫内城居住的汉人三天之内迁到外城或其他地方去,并将内城划为八旗驻地。于是,新贵族取代了旧贵族,而皇权依旧是至高无上的,官本位也是不容置疑的。那时,原来居住在内城的平民百姓、汉族商户,以及外地来京赶考的举子,都要在外城建房居住,这形成了外城新的胡同格局。80年代初,单位分我一间房,九平方米,就在前门外石头胡同。一个细长的小院,挤了大约10户人家,说是院子,其实只是一条一两米宽的过道。一家挨一家挤在一起,有时真像是一户家人。那时儿子刚出生几个月,还不会爬,看他睡着了,我和媳妇出去遛弯儿。结果就出事了。因为房子太小,放不下另一张床,我们就在两只沙发上搭一块木版,儿子就睡在这张“床”上。没有想到,他睡醒后,一哭一闹,竟顺着两只沙发之间的空挡,滑到沙发后边去了。街坊们开始还听到孩子哭,一会儿没动静了,又不见我们俩回来,急忙从窗户爬进去,抱出孩子,送到附近的友谊医院。我们刚走到胡同口,还没进院子,就听说孩子出事了,急忙赶到医院,儿子已经从窒息中被抢救过来了。我一眼看见他,他带着满脸尘土还冲我笑呢。真是这样的。居住在胡同里,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不方便,但也有许多可以留恋的地方。几年后我们离开石头胡同,搬到崇文区的营房宽街,还时常想起那个小院。新居是在红桥大街和幸福大街之间,院子依然很小,四间房,住了三户人家。但我家房子的面积增加了,院子里还有两棵枣树,让人赏心悦目。就是房子更破,胡同里,垃圾、尘土更多,难得有人清扫。有一年下大雨,房子漏得十分厉害,我从外面采访回来,家里已经四壁淌水,顶棚整个掉了下来。看到这个场面,我难过得几乎要落泪了。可是能有什么办法?我们也只能把睡觉的地方用塑料布盖好,其他地方索性让它漏去。那天晚上,我在桌子上支起一块塑料布,趴在里面把当天的新闻稿写完。不久,这一片胡同就被拆了,盖起了新的居住小区,我于是再次搬家,住进了报社在东单二条的宿舍。虽然也是平房,条件却好多了。东单位于东城,市中心,离王府井隔一条街,距天安门也不远,路口原来立牌楼的地方,现在挂着“银街”的标志。这在北京也算是块“风水宝地”了。说起来,我就出生在东城,东四五条胡同,那里有我家的老屋。《京师坊巷志稿》称,五条胡同有水井一眼,不知是否就是我家东屋的那一眼井。老北京,甜水井少,苦水井多,很多人家吃水,要靠卖水的往家里送。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就靠卖水为生。我父亲十几岁就拉着水车,沿着胡同挨家挨户地送水,一挑儿水挣二分

 

   东单位于东城,市中心,离王府井隔一条街,距天安门也不远,路口原来立牌楼的地方,现在挂着“银街”的标志。这在北京也算是块“风水宝地”了。说起来,我就出生在东城,东四五条胡同,那里有我家的老屋。《京师坊巷志稿》称,五条胡同有水井一眼,不知是否就是我家东屋的那一眼井。老北京,甜水井少,苦水井多,很多人家吃水,要靠卖水的往家里送。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就靠卖水为生。我父亲十几岁就拉着水车,沿着胡同挨家挨户地送水,一挑儿水挣二分钱。那个时候,卖水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都是先吃水,到了月底或年底再结帐。倒也不是民风淳朴,因为都是老街坊,知根知底,谁也不会为了一两挑儿水闹意见。听我奶奶说,那时她经常背着我去收水费,拿到钱,就在路上买一些零食给我吃。大约在我四五岁时,政府给胡同里普遍装了自来水,送水这一行就被淘汰了。东屋里的水井就是那时填的。听说“文革”初期,有人揭发水井里埋了财宝,红卫兵还来挖过,好像也没挖出什么东西。

 

我记忆中的北京胡同解玺璋胡同是北京的标志,时髦的词儿是名片,也是北京的象征。除了皇城,北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非胡同莫属。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这个非常经典的镜头:成片的青灰色的瓦,覆盖着鳞次栉比的房顶,掩映在洋槐巨大树冠的清荫下,一群鸽子欢叫着冲天而起,在空中盘旋,清脆的鸽哨儿打破了周围的宁静。这时我就想,在这里,有我的家,有我生长、生活的故土,也有我生命的根。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这有多么的重要,我甚至觉得,胡同里长大的人,不太容易形成浓厚的乡土观念。现在年长了几岁,才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人的记忆和情怀,是会在心里慢慢生长的,从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我家祖籍不是北京,而是山东肥城。清朝末年,山东大灾,我爷爷兄弟三个,一个下了南洋,一个闯了关东,一个来到北京。据说,我爷爷初到北京的时候只有13岁,还是个未成年人呢。后来,娶了我奶奶,我父亲就出生在这里。再后来,就有了我。我在北京生活了55年,东城、宣武、崇文、朝阳、丰台都住过,大部分时间是住在胡同里。说起北京的胡同,虽然都叫胡同,其实大有不同,等级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素来就有“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说法。这里所说虽然并非专指胡同,但事实上,胡同确有“富贵贫贱”之分。东城西城的胡同,就是比崇文宣武的胡同高出几个档次;而外城的胡同一定又比内城的胡同简陋破旧得多。现在一说胡同,就联想到四合院,联想到磨砖对缝的大瓦房,联想到“石榴、肥狗、胖丫头”。其实,这类四合院在胡同里并不占多数,而且,主要集中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丰台,主要还是大杂院,有些甚至连大杂院都算不上。1980年代,我先后住在宣武区的石头胡同和崇文区的营房宽街,那两个小院虽各有千秋,但与四合院却是风马牛不相及,可以想见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居住条件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听从了谋臣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定都于北京。刘秉忠就是最早主持规划设计并修建北京城的人。他虽然曾入佛门,是个和尚,但他熟读儒学经典,尤精于《易》,因而,他在规划设计元大都时,不仅考虑到了五行八卦和阴阳术数的思想,而且,一定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帝王之都建设布局的要求。这是一座近似正方形的城市,四面各有三座城门。皇城位于城市中心,皇城之内还建有宫城。以宫城为核心,前方为朝廷,后方为市场,左边有祭祖的太庙,右边有祭拜天地的社稷坛。城内开辟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九条。纵横交错的大道将全城划分为50个坊,坊与坊之间更有大街小街相互交通,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大街小街之外还有胡同,使得交通往来,十分便捷。不过,在建设过程中,北面并没有按照制度修建三座城门,而是少了一座,似乎是应了“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阴阳大象。但在民间,人们还是喜欢那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为了镇住苦海幽州的孽龙,北京城是按照哪吒形象修建的。这个传说至少有两个版本,有人说,哪吒启发了刘秉忠;也

   我家是1960年代初从老屋搬走的。也是山不转水转,这一转,就转了30年,现在转了回来,却已经今非昔比了。北京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势不可挡,更多的胡同都面临着被拆的命运。很快的,这命运就降临在东单一带。东单的头条、二条、三条,都在拆迁的范围之内。这一次,我家彻底搬出了城区,离开了居住大半生的胡同,先是方庄,后是望京,而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建起了东方广场那一片高大的建筑群。有时我去先锋剧场看戏,还能回想当年住在这里时的情景。那时,青艺小剧场就在我家旁边,看戏非常方便。而我去报社上班,就像散步一样,几分钟就到了。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即使报社周围的胡同,怕也要拆光了。我们经历着太多的北京胡同的变迁,也深切感受到胡同的衰落。我的心情竟变得复杂起来,有失落,也有怅惘,甚至还有一些欣喜。特别是想到那些无力自己改变居住条件的老街坊,没有政府的拆迁改造,怕是要永远住在那些窝棚式的老房子里。我不敢说他们多么喜欢胡同,但胡同却给他们,当然也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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