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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历史叙事之多样性  

2008-04-04 01:00: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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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书中还对李鸿章写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简要的分析和点评。“奏”与“函”的两相对照,使读者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在风雨飘摇中急剧朽烂的政权的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都有了更加深刻、详实和生动的了解。美国人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所著《北洋之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版)是一部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的实录。作者是一名传教士,1909年来中国传教,深切感受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他的叙述是生动而详尽的,其中对孙中山、伍廷芳、黎元洪、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等当时风云人物的描写尤为细致入微。他的很多看法、观点和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外国人书写中国历史,这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但他们的书写总能提供一种新鲜的经验和角度。因为他们的眼光、心思和我们有太多的不同,他们所看到的和想到的,以及他们的书写,也总是别开生面,给读者一些不同的感受。另一部向读者提供了不同感受的历史写作,却并非出自外国人之手,而是出自我们的同胞。萧让的《武则天——女皇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就被认为是“用女性特有的知觉摸清武则天的所有底细,追究细节,叩问本心”。不过,她的独特性还不仅仅是由于性别,首先还是她的身份和出身,与专业的历史书写者完全不同。她没有史学专业的教育背景,和梅毅一样,她也来自网络,她的书写历史,主要是兴趣所致。再有,她写历史,不是要给专家看,更不是为了评职称,当教授,或争取科研经费,而是和网络世界的朋友交流和沟通,所以,她在书写中更注重可读性,而且选择描述性的语言风格,这或者正是所谓通俗历史写作区别于专业历史写作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也不应成为通俗历史写作被轻视,乃至被歧视的理由。事实上,通俗历史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专业历史写作必要的补充。而就历史阅读的社会需求而言,通俗历史写作的贡献肯定超过了专业历史写作。但通俗历史写
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书中还对李鸿章写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简要的分析和点评。“奏”与“函”的两相对照,使读者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在风雨飘摇中急剧朽烂的政权的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都有了更加深刻、详实和生动的了解。美国人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所著《北洋之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版)是一部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的实录。作者是一名传教士,1909年来中国传教,深切感受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他的叙述是生动而详尽的,其中对孙中山、伍廷芳、黎元洪、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等当时风云人物的描写尤为细致入微。他的很多看法、观点和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外国人书写中国历史,这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但他们的书写总能提供一种新鲜的经验和角度。因为他们的眼光、心思和我们有太多的不同,他们所看到的和想到的,以及他们的书写,也总是别开生面,给读者一些不同的感受。另一部向读者提供了不同感受的历史写作,却并非出自外国人之手,而是出自我们的同胞。萧让的《武则天——女皇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就被认为是“用女性特有的知觉摸清武则天的所有底细,追究细节,叩问本心”。不过,她的独特性还不仅仅是由于性别,首先还是她的身份和出身,与专业的历史书写者完全不同。她没有史学专业的教育背景,和梅毅一样,她也来自网络,她的书写历史,主要是兴趣所致。再有,她写历史,不是要给专家看,更不是为了评职称,当教授,或争取科研经费,而是和网络世界的朋友交流和沟通,所以,她在书写中更注重可读性,而且选择描述性的语言风格,这或者正是所谓通俗历史写作区别于专业历史写作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也不应成为通俗历史写作被轻视,乃至被歧视的理由。事实上,通俗历史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专业历史写作必要的补充。而就历史阅读的社会需求而言,通俗历史写作的贡献肯定超过了专业历史写作。但通俗历史写杂花生树  群莺乱飞
——历史叙事之多样性
解玺璋

   历史作为书写对象越来越被各类写家所青睐。写史和读史一时成为当前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人大教授张鸣在赫连勃勃大王(梅毅)的新书发布会上顺便说了一句“通俗写史也要有史实作为依据”,第二天,报纸就以“人大教授炮轰通俗历史写作”为题,专门发了新闻。可见此事在媒体心目中分量不轻。梅毅新著《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同心出版社2008年2月版)是通俗历史写作在2008年春天的重要收获。在近代历史研究中,太平天国一直是个“烫手的山芋”,很少有人碰它。但它的复杂性和一再被误读,又极具诱惑和挑战,让很多人跃跃欲试。梅毅是少数能够坚持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作者之一。他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和写作,其目的,就是要追问这个曾经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社会运动,在历史中的真相。这是因为,百余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写,给它涂抹了太多的颜色,它的真实色彩已很少为人所了解。梅毅的写作则尽可能地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他细致地描述那些曾被以往的历史写作有意或无意忽略的细节,甚至不厌其烦地,大段大段地引述历史文献,有些是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难得一见的。他的写作使得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叙事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也显示出作者所具有的冷静、客观的洞察力。
作也要注重吸收专业历史写作的研究成果,将这些成果转化为大众可以接受的历史叙事。在这方面,萧让做得是比较突出的,她没有把自己的历史书写限制在一般性的描述上,换句话说,她不满足于仅仅把史料转换为当代的叙述语言,而是跟历来的武则天研究进行对话,并做出必要的回应。这是她的历史写作高于一些网络写手的地方。其实,历史叙事本身就呈现为多样性。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曾经提供了多种历史写作文本的萨苏,在2008年之初贡献了《菊与刀(插图评注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1月版)。该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作品,在描述日本人的著作中,它的名气是最大的。萨苏以“评注”的方式,对日本、日本人、日本的历史进行了再创作式的描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写作?你甚至很难判定它是通俗的,还是专业的。还有吴祖光先生的《二流堂里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这是一部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是历史写作之一种。看起来,历史写作所呈现出来的丰富性、多样性,在2008年春天,带给读者的快乐也是丰富的和多样的,真的是如逢春雨,如沐春风啊!
 
   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雷颐与梅毅的区别,在于他拥有专业的学术背景,而梅毅只是从兴趣出发。在这部著作当中,雷颐系统研究了李鸿章写给皇帝的奏折,这个“晚清第一重臣”在为官40年间所写的大量奏折,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他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奏折是高级官员写给皇帝的工作报告或请示、建议,是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从来都为历史研究者或书写者所重视。但像雷颐这样,系统地研究一个人一生所写的全部奏折,我还没有见过。更重要的是,在晚清历史上,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曾参与大量的国家与地方的政务和机要;他又精于“写折子”的本事,他的奏折总能从各个方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书中还对李鸿章写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简要的分析和点评。“奏”与“函”的两相对照,使读者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在风雨飘摇中急剧朽烂的政权的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都有了更加深刻、详实和生动的了解。
杂花生树 群莺乱飞——历史叙事之多样性解玺璋历史作为书写对象越来越被各类写家所青睐。写史和读史一时成为当前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人大教授张鸣在赫连勃勃大王(梅毅)的新书发布会上顺便说了一句“通俗写史也要有史实作为依据”,第二天,报纸就以“人大教授炮轰通俗历史写作”为题,专门发了新闻。可见此事在媒体心目中分量不轻。梅毅新著《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同心出版社2008年2月版)是通俗历史写作在2008年春天的重要收获。在近代历史研究中,太平天国一直是个“烫手的山芋”,很少有人碰它。但它的复杂性和一再被误读,又极具诱惑和挑战,让很多人跃跃欲试。梅毅是少数能够坚持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作者之一。他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和写作,其目的,就是要追问这个曾经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社会运动,在历史中的真相。这是因为,百余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写,给它涂抹了太多的颜色,它的真实色彩已很少为人所了解。梅毅的写作则尽可能地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他细致地描述那些曾被以往的历史写作有意或无意忽略的细节,甚至不厌其烦地,大段大段地引述历史文献,有些是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难得一见的。他的写作使得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叙事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也显示出作者所具有的冷静、客观的洞察力。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雷颐与梅毅的区别,在于他拥有专业的学术背景,而梅毅只是从兴趣出发。在这部著作当中,雷颐系统研究了李鸿章写给皇帝的奏折,这个“晚清第一重臣”在为官40年间所写的大量奏折,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他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奏折是高级官员写给皇帝的工作报告或请示、建议,是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从来都为历史研究者或书写者所重视。但像雷颐这样,系统地研究一个人一生所写的全部奏折,我还没有见过。更重要的是,在晚清历史上,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曾参与大量的国家与地方的政务和机要;他又精于“写折子”的本事,他的奏折总能从各个方面透露出晚清政治、

    美国人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所著《北洋之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版)是一部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的实录。作者是一名传教士,1909年来中国传教,深切感受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他的叙述是生动而详尽的,其中对孙中山、伍廷芳、黎元洪、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等当时风云人物的描写尤为细致入微。他的很多看法、观点和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外国人书写中国历史,这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但他们的书写总能提供一种新鲜的经验和角度。因为他们的眼光、心思和我们有太多的不同,他们所看到的和想到的,以及他们的书写,也总是别开生面,给读者一些不同的感受。另一部向读者提供了不同感受的历史写作,却并非出自外国人之手,而是出自我们的同胞。萧让的《武则天——女皇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就被认为是“用女性特有的知觉摸清武则天的所有底细,追究细节,叩问本心”。不过,她的独特性还不仅仅是由于性别,首先还是她的身份和出身,与专业的历史书写者完全不同。她没有史学专业的教育背景,和梅毅一样,她也来自网络,她的书写历史,主要是兴趣所致。再有,她写历史,不是要给专家看,更不是为了评职称,当教授,或争取科研经费,而是和网络世界的朋友交流和沟通,所以,她在书写中更注重可读性,而且选择描述性的语言风格,这或者正是所谓通俗历史写作区别于专业历史写作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也不应成为通俗历史写作被轻视,乃至被歧视的理由。事实上,通俗历史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专业历史写作必要的补充。而就历史阅读的社会需求而言,通俗历史写作的贡献肯定超过了专业历史写作。但通俗历史写作也要注重吸收专业历史写作的研究成果,将这些成果转化为大众可以接受的历史叙事。在这方面,萧让做得是比较突出的,她没有把自己的历史书写限制在一般性的描述上,换句话说,她不满足于仅仅把史料转换为当代的叙述语言,而是跟历来的武则天研究进行对话,并做出必要的回应。这是她的历史写作高于一些网络写手的地方。

   其实,历史叙事本身就呈现为多样性。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曾经提供了多种历史写作文本的萨苏,在2008年之初贡献了《菊与刀(插图评注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1月版)。该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作品,在描述日本人的著作中,它的名气是最大的。萨苏以“评注”的方式,对日本、日本人、日本的历史进行了再创作式的描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写作?你甚至很难判定它是通俗的,还是专业的。还有吴祖光先生的《二流堂里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这是一部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是历史写作之一种。看起来,历史写作所呈现出来的丰富性、多样性,在2008年春天,带给读者的快乐也是丰富的和多样的,真的是如逢春雨,如沐春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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