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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作家浩然  

2008-02-22 00:26: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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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作家浩然

解玺璋

 

   浩然走了。《晨报》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并希望能得到确认。我给北京作协打了电话,得知消息是确实的。

 

   浩然真的离我们而去。一天当中接了很多电话,都是谈浩然的。交谈中感到,人虽然尚未远去,但在许多人的心里,对他已经很陌生了。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议论,人们既不了解这个人,也不了解他的作品。我为此而感到很伤心。风云流转,事殊世移,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

了,我们一群人目送他们远去,我想,他这个人和他的小说,真的是一点都不走样,都是那么朴实,那么自然。昨天在电话里,有位年轻的记者问我,浩然的《艳阳天》是不是有问题?我一时发懵,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是觉得,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历史局限,这种局限是他所无法超越的,但他可以忠实地写下他的观察,他的感受,他的认识。他没有打算欺骗读者,他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恰恰因为这一点,他的写作及其成果,都是那个时代历史的见证。我还记得当年读这部小说时的情景,好像哭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哭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眼泪哗哗地流,止都止不住。现在想一想,《艳阳天》真是写得好,人物一个是一个,都那么鲜活、生动。浩然对农村的生活,农民的语言,生活的细节,言谈的方式,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写起来也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其实,我的喜欢《艳阳天》,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再有就是为了书里那个名叫焦淑红的女青年,竟让我心生爱慕,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里都是她的形象。这点小意思当时是不便公开说的,只能藏在心里,现在想起来倒像是一段初恋。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副刊部,跟浩然见面、打交道的机会也就多起来了。那时,围绕着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已经有了很多争议,他自己也很苦恼,不知道如何才能从这种困扰中解脱出来,开始新的生活。我有许多作者朋友,他们都是基层的作家、诗人,说起浩然,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情。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北京有很多大作家,大家都很仰慕,都很尊敬,但对浩然,恐怕还多了一点亲切,一点感激。浩然帮助过的基层作者实在是太多了,前几年我在一篇短文里做过一次粗略的统计,1995年5月26日至1996年5月9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写了《我心目中的柴福善》、《穆乡蓓蕾》序、《方楠出版画集感言》、《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渔阳六十景〉序》、《〈新人新作〉序》、《农家院出了个女诗人》、《〈大平原〉创刊感言》、《用灵魂和生命镌刻的碑时》、《张宝玺现象》、《农村需要文学》、《〈浩然中短篇新作荟萃〉自序》、《勤奋而执著的高国镜》、《寄语清风文学社》、《〈沉重的爱〉序》、《〈写作知识丛书〉序》、《我获一个“特别”奖》、《我最珍视的盛誉,最感激的盛情》一共18篇文章。要知道,那正是他第一次脑血栓发作在家养病期间啊,由此我们可以领略病中的浩然努力工作的风采。而且,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为扶植那些来自农村、基层的作者而作的。他曾说过:“我自己是从农村成长

 

   2004年3月,我曾去医院看望他。那时,他因脑血栓发作,再次住进医院,已经快两年了。他的这个病,第一次发作是在1995年,以后又多次发作,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而这一次似乎比前几次都要严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寂寞地躺在病床上,身边只有女儿和护士陪着。但他的精神,看上去很好,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我,嘴角微微颤动,露出一丝笑容,正是我所熟悉的宽厚的笑容,可惜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暖暖的,我感到他在用力。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想起了我,但护士说,经常有朋友来看望他,朋友握着他的手,像有一种心灵感应。这时,他一定有许多话想说,但他却只能默默地流泪或者对朋友笑一笑。我一直觉得,他的病是和这些年他的心境有关的。他在一些场合也曾表示:“因为不被理解而蒙受磨难,使我委屈和痛苦,甚至在重重围困之中,突然病倒,险些瘫痪。”

 

起来的,我自己是业余作者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学小苗最渴望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的手加以扶植。”这是浩然与很多作家都不一样的地方,他有很多来自农村和基层的作者朋友。他以真情对待他们,他们也以真情回报浩然。晚年的浩然携老妻定居京东三河,他曾经理直气壮地告诉朋友:“我是冀东人,落叶归根,打算死在三河。”在这里,他最终完成了三卷本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和《圆梦》,并开始进行他所倡导的农村“文艺绿化”工程。他是离不开泥土的,他给自己居住的小院起名“泥土巢”,意思就是一个“下蛋”和“孵雏”的窝。在这所普通的小院里,他和一些支持者一起筹建了三河县文联,创办了旨在“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的文学季刊。还是在这所小院里,他给农家院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们编辑了一套《三河泥土文学丛书》,改变了三河建县以来一千多年没有作家、诗人的历史,填补了三河史志文学栏目的空白。前两年我去廊坊,那里的朋友也在感念浩然,他们告诉我,浩然在包括廊坊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奔波劳碌了几十年,究竟栽种、培植了多少文学的树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而他自己这棵生命之树,在那枯老枝头,也开出了绚烂的花朵。浩然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在我的眼里,他永远是一个朴实、淳厚的好人。他那宽厚的笑容,是我毕生难忘的。

   我认识浩然,大约是在1973年。那时,我在东郊一家化工厂上班,也喜欢文学,算个文学青年。我们的邻厂有一位大名叫瞿祖庚的,是个工人作家,“文革”前就在《人民文学》发小说,我们都很羡慕他。有时,他也过来给我们工人创作组讲怎么写小说。有一次,他说能把浩然请来,我们听了都很兴奋,天天盼着那个日子。那天,浩然果然来了,陪他一起来的,还有给《金光大道》插图的画家李培戈。他一身农民装,剃的平头,脚下是一双圆口布鞋。浩然是大作家,我们都很仰慕他,他这身装束,是我没有想到的,从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0多年过去了,他那朴实的样子依然历历在目。他谈到自己的创作,谈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也回答我们那些看上去很幼稚的问题。谈话期间,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那种不厌其烦的样子,让人感到很容易亲近,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也没有。他说,好的小说就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着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我想起他的小说,《喜鹊登枝》、《一匹瘦红马》,都带着这样新鲜的泥土气息。

 

   送他出来时,见他骑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他和李培戈蹬车走了,我们一群人目送他们远去,我想,他这个人和他的小说,真的是一点都不走样,都是那么朴实,那么自然。昨天在电话里,有位年轻的记者问我,浩然的《艳阳天》是不是有问题?我一时发懵,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是觉得,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历史局限,这种局限是他所无法超越的,但他可以忠实地写下他的观察,他的感受,他的认识。他没有打算欺骗读者,他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恰恰因为这一点,他的写作及其成果,都是那个时代历史的见证。我还记得当年读这部小说时的情景,好像哭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哭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眼泪哗哗地流,止都止不住。现在想一想,《艳阳天》真是写得好,人物一个是一个,都那么鲜活、生动。浩然对农村的生活,农民的语言,生活的细节,言谈的方式,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写起来也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其实,我的喜欢《艳阳天》,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再有就是为了书里那个名叫焦淑红的女青年,竟让我心生爱慕,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里都是她的形象。这点小意思当时是不便公开说的,只能藏在心里,现在想起来倒像是一段初恋。

泥土作家浩然解玺璋浩然走了。《晨报》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并希望能得到确认。我给北京作协打了电话,得知消息是确实的。浩然真的离我们而去。一天当中接了很多电话,都是谈浩然的。交谈中感到,人虽然尚未远去,但在许多人的心里,对他已经很陌生了。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议论,人们既不了解这个人,也不了解他的作品。我为此而感到很伤心。风云流转,事殊世移,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2004年3月,我曾去医院看望他。那时,他因脑血栓发作,再次住进医院,已经快两年了。他的这个病,第一次发作是在1995年,以后又多次发作,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而这一次似乎比前几次都要严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寂寞地躺在病床上,身边只有女儿和护士陪着。但他的精神,看上去很好,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我,嘴角微微颤动,露出一丝笑容,正是我所熟悉的宽厚的笑容,可惜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暖暖的,我感到他在用力。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想起了我,但护士说,经常有朋友来看望他,朋友握着他的手,像有一种心灵感应。这时,他一定有许多话想说,但他却只能默默地流泪或者对朋友笑一笑。我一直觉得,他的病是和这些年他的心境有关的。他在一些场合也曾表示:“因为不被理解而蒙受磨难,使我委屈和痛苦,甚至在重重围困之中,突然病倒,险些瘫痪。”我认识浩然,大约是在1973年。那时,我在东郊一家化工厂上班,也喜欢文学,算个文学青年。我们的邻厂有一位大名叫瞿祖庚的,是个工人作家,“文革”前就在《人民文学》发小说,我们都很羡慕他。有时,他也过来给我们工人创作组讲怎么写小说。有一次,他说能把浩然请来,我们听了都很兴奋,天天盼着那个日子。那天,浩然果然来了,陪他一起来的,还有给《金光大道》插图的画家李培戈。他一身农民装,剃的平头,脚下是一双圆口布鞋。浩然是大作家,我们都很仰慕他,他这身装束,是我没有想到的,从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0多年过去了,他那朴实的样子依然历历在目。他谈到自己的创作,谈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也回答我们那些看上去很幼稚的问题。谈话期间,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那种不厌其烦的样子,让人感到很容易亲近,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也没有。他说,好的小说就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着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我想起他的小说,《喜鹊登枝》、《一匹瘦红马》,都带着这样新鲜的泥土气息。送他出来时,见他骑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他和李培戈蹬车走

 

   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副刊部,跟浩然见面、打交道的机会也就多起来了。那时,围绕着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已经有了很多争议,他自己也很苦恼,不知道如何才能从这种困扰中解脱出来,开始新的生活。我有许多作者朋友,他们都是基层的作家、诗人,说起浩然,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情。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北京有很多大作家,大家都很仰慕,都很尊敬,但对浩然,恐怕还多了一点亲切,一点感激。浩然帮助过的基层作者实在是太多了,前几年我在一篇短文里做过一次粗略的统计,1995年5月26日至1996年5月9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写了《我心目中的柴福善》、《穆乡蓓蕾》序、《方楠出版画集感言》、《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渔阳六十景〉序》、《〈新人新作〉序》、《农家院出了个女诗人》、《〈大平原〉创刊感言》、《用灵魂和生命镌刻的碑时》、《张宝玺现象》、《农村需要文学》、《〈浩然中短篇新作荟萃〉自序》、《勤奋而执著的高国镜》、《寄语清风文学社》、《〈沉重的爱〉序》、《〈写作知识丛书〉序》、《我获一个“特别”奖》、《我最珍视的盛誉,最感激的盛情》一共18篇文章。要知道,那正是他第一次脑血栓发作在家养病期间啊,由此我们可以领略病中的浩然努力工作的风采。而且,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为扶植那些来自农村、基层的作者而作的。他曾说过:“我自己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我自己是业余作者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学小苗最渴望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的手加以扶植。”这是浩然与很多作家都不一样的地方,他有很多来自农村和基层的作者朋友。他以真情对待他们,他们也以真情回报浩然。

 

泥土作家浩然解玺璋浩然走了。《晨报》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并希望能得到确认。我给北京作协打了电话,得知消息是确实的。浩然真的离我们而去。一天当中接了很多电话,都是谈浩然的。交谈中感到,人虽然尚未远去,但在许多人的心里,对他已经很陌生了。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议论,人们既不了解这个人,也不了解他的作品。我为此而感到很伤心。风云流转,事殊世移,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2004年3月,我曾去医院看望他。那时,他因脑血栓发作,再次住进医院,已经快两年了。他的这个病,第一次发作是在1995年,以后又多次发作,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而这一次似乎比前几次都要严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寂寞地躺在病床上,身边只有女儿和护士陪着。但他的精神,看上去很好,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我,嘴角微微颤动,露出一丝笑容,正是我所熟悉的宽厚的笑容,可惜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暖暖的,我感到他在用力。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想起了我,但护士说,经常有朋友来看望他,朋友握着他的手,像有一种心灵感应。这时,他一定有许多话想说,但他却只能默默地流泪或者对朋友笑一笑。我一直觉得,他的病是和这些年他的心境有关的。他在一些场合也曾表示:“因为不被理解而蒙受磨难,使我委屈和痛苦,甚至在重重围困之中,突然病倒,险些瘫痪。”我认识浩然,大约是在1973年。那时,我在东郊一家化工厂上班,也喜欢文学,算个文学青年。我们的邻厂有一位大名叫瞿祖庚的,是个工人作家,“文革”前就在《人民文学》发小说,我们都很羡慕他。有时,他也过来给我们工人创作组讲怎么写小说。有一次,他说能把浩然请来,我们听了都很兴奋,天天盼着那个日子。那天,浩然果然来了,陪他一起来的,还有给《金光大道》插图的画家李培戈。他一身农民装,剃的平头,脚下是一双圆口布鞋。浩然是大作家,我们都很仰慕他,他这身装束,是我没有想到的,从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0多年过去了,他那朴实的样子依然历历在目。他谈到自己的创作,谈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也回答我们那些看上去很幼稚的问题。谈话期间,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那种不厌其烦的样子,让人感到很容易亲近,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也没有。他说,好的小说就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着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我想起他的小说,《喜鹊登枝》、《一匹瘦红马》,都带着这样新鲜的泥土气息。送他出来时,见他骑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他和李培戈蹬车走

   晚年的浩然携老妻定居京东三河,他曾经理直气壮地告诉朋友:“我是冀东人,落叶归根,打算死在三河。”在这里,他最终完成了三卷本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和《圆梦》,并开始进行他所倡导的农村“文艺绿化”工程。他是离不开泥土的,他给自己居住的小院起名“泥土巢”,意思就是一个“下蛋”和“孵雏”的窝。在这所普通的小院里,他和一些支持者一起筹建了三河县文联,创办了旨在“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的文学季刊。还是在这所小院里,他给农家院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们编辑了一套《三河泥土文学丛书》,改变了三河建县以来一千多年没有作家、诗人的历史,填补了三河史志文学栏目的空白。前两年我去廊坊,那里的朋友也在感念浩然,他们告诉我,浩然在包括廊坊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奔波劳碌了几十年,究竟栽种、培植了多少文学的树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而他自己这棵生命之树,在那枯老枝头,也开出了绚烂的花朵。

 

   浩然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在我的眼里,他永远是一个朴实、淳厚的好人。他那宽厚的笑容,是我毕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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