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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的博客

 
 
 

日志

 
 

走上这高高的帕米尔  

2006-07-10 23:17: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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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来到了西部边陲的小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克陶县。县教委书记马军民接待了他。“我要在这里建一所学校。”他说。马军民的手在地图上滑动,越过木吉乡,停在一片碧绿的草场上:“就是这里吧,玛玛西牧场,有我们一个教学点。”马书记说。“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曾哲还不死心,他一定要找个最边远、最艰苦、最需要学校的地方。“没有了,再往西不远就是边境线了。”吉普车把曾哲送到了玛玛西牧场。从阿克陶到木吉乡280多公里,从木吉乡再到玛玛西牧场,还有几十公里。这次重回玛玛西,我和曾哲同行,据说路况已经大大改善了,但从县城开到木吉乡,开始说只需五六个小时,结果还是走了11个小时,人有一种被颠散了的感觉。一路上,我努力想像曾哲当年行路的情景,应该比现在更艰难吧。“那辆破车,从玛玛西到木吉,36公里,一路上加了6回水。”他说。可能有些夸张,但水箱漏水也是实情。曾哲计划要建的学校,包括教室、宿舍、办公室、食堂共7间房,另外加一个厕所。这是玛玛西牧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厕所。事后证明,这间厕所成了玛玛西牧场的奇观。所有的建筑材料,红砖、水泥、木材,包括以后学生要用的学习用品、书本、衣物、电脑、发电机,以及电视接收天线,都是经过这条路运进去的。沿途群山相连,江河横溢,雪水从山上冲下来,裹胁着泥土和岩石,留下了大片大片的裸露着沙砾和鹅卵石的河滩。湛蓝的天空下是连绵不断的雪峰,皑皑白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依次排开,擎天而立,有时也把我的思绪引到遥远的古代,据说这是女娲补天炼五色仙石的地方,那么,哪座山是曹雪芹笔下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呢?后来变成了贾宝玉的那块仙石又在那儿呢?我这样想着,思绪像身体一样上下颠簸。曾哲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宽厚的身躯,就像矗立在我眼前的一座山。这个人不能是贾宝玉,他应该是汉代开拓西域的班超,或者是西天取经砥砺跋涉的唐朝和尚玄奘。他们的足迹留在帕米尔高原上,他们的业绩则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时的玛玛西牧场小学只是一个教学点,教室是两间用卵石和泥巴垒成的土房,矮小的门,墙上各开一扇很小的窗,屋里少有光亮,阴郁而昏暗。两间教室,一年级和五年级合用一间,二年级和三年级合用一间,都是二十来个学生。我们回到玛玛西的时候,教室还保留着,就在新校舍的一侧,仿佛是个见证。新学校建在牧场非常开阔的一片高地上,一水儿红砖到顶,水泥漫地的瓦房,前后都装了宽大的玻璃窗。“学生的课桌椅、老师的办公桌、学生的校服、学习用具、排球架、排球网、排球、跳绳、扩音器、录音机、喇叭、五星红旗等等,都是我亲自到喀什的大巴扎(相当于内地的集贸市场)买来的。”后来,我们在喀什逛街,走过大巴扎,曾哲还一再向我们夸耀他的功绩。的确,他的到来,使那些一辈子生活在玛玛西草场的牧民,见识了许多新奇的东西。学校的院子里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当天晚上牧民就看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视节目;学生们还用上了宽带网校远程教育的微机。“这些都是香港紫荆基金会赞助的。”曾哲说,“卫星电视接收天线运上来的当天,已经很晚了,牧民们聚集在学校,就等着看电视呢,师傅们连夜安装……”牧民们毫不掩饰他们的高兴,他们看着电视节目,都说曾哲老师是北京来的好心人,他们因曾哲而记住了北京。他们在学校建筑的最高处,专门用瓷砖镶嵌了“北京”两个字。帕米尔高原上的北京柯尔克孜因为建学校,曾哲在玛玛西牧场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半年。我在《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这本书中,看到他这样描述某一天早晨毡房里的情景:“姑娘们收拾床铺;翻译玛合穆提给电瓶充电,然后跟我学习汉语;女主人做自己的手织活;男主人给毛驴备鞍,准备去下边的居民点,继续发送有关‘非典’的宣传材料;我整理数码相机里的照片,然后写日记,等待转场。”看起来,这时的曾哲,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他戴上玛合穆提送他的白毡帽,房东女主人说,太像我们柯尔克孜的小伙子了。他说,还小伙子呢,应该是柯尔克孜老汉吧。他在这里闻到了高原村庄特有的气息,一种燃烧的粪草味儿和羊圈的臊味儿,似乎还夹杂着一种既亲近又遥远,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他说,十几年前,他在西藏阿里的某地,或是内蒙古草原,有过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家的感觉。在这半年里,他觉得自己就是玛玛西的一户居民。他和他们一起放牧,一起转场,一起晒太阳,一起喝奶茶,一起为天气担忧,一起为草场的重新开放而高兴,有时也为一些什么事而争吵。他们不拿他当外人,他也不拿自己当外人,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玛玛西的生活中去。我们曾经谈起他的生活和创作,他不认为他是为了写小说才到玛玛西来“深入生活”的,他只是觉得,在这里,生命中自然的东西越来越丰富。“自然之气给了你很多让你感觉到应该怎样生活的那种东西,”他说,“我有一个很固执的想法,既然到了这里,就不要想太多理念的东西,要想办法和他们一起生活,从生活中学习和了解更多的东西”。我还傻乎乎地问他是不是要读一点儿书,比如当地的历史文献、社会习俗等等。他说那是以后的事,在这里,“你首先受到的刺激是生存上的,你不再是一个作家,不是在体验生活,生活变成了你自己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生活,不是生活在别处,你必须直接面对饥饿、寒冷、疲倦、痛苦……”著名作家张洁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我羡慕曾哲,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能如此从容不迫、和颜悦色、心怀大爱地面对自然和这个让我们不得不遗憾诸多的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缘于自然,上帝却把如此的幸运给了他。面对他的文字,像是面对青山,你不得不被那青山点染,慢慢沉静下来,至少在那一会儿,找回我们丢失已久的、魂灵的轻颤。”实际上,很少有作家能像曾哲这样,先是融进一种生活当中,再从这种生活中脱颖而出。他告诉我,跟当地牧民一起生活,越来越使他心头平静。最初那种对家、对城市的思恋,慢慢就全都磨平了。他甚至成了牧
 
走上这高高的帕米尔——一位作家与一所希望小学的故事解玺璋有人说,不到西部,不知道中国之大。曾哲挥手在地图上一指,就把他的新校址定在了帕米尔高原的玛玛西牧场。这里,西去北京约一万里,海拔四千多米,居住着几十户柯尔克孜族牧民。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在草滩上放牧羊和牦牛,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牧民说,我们每天看着太阳从这里西坠。这是太阳在中国最后落山的地方。曾哲的两个合作伙伴,清华紫光公司和香港紫荆基金会,积极支持他的选择。过了大约6个多月,2003年10月,“清华紫光紫荆小学”在玛玛西落成。在中国,没有比它更靠近西部边陲的学校了。重回玛玛西2006年6月21日,曾哲回到了玛玛西。站在第一次为孩子们上课的讲台前,他开心地笑了。人们说起当时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牧场书记说,那天你讲的是《爱》,你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曾哲说,你在后边听课,是不是还落了泪?这时,他的行囊中正放着十几天前刚出印厂,依然散发着墨香的新书《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在离开玛玛西的日子里,他以写作这本书的方式,与生活在万里之外的牧民兄弟保持着心灵上的联系。两年多不能算长,他却写下近30万字,其中包括6个中短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玛玛西的牧民和孩子,盛装迎接曾哲的到来。他们列队于村外两三里的路边,孩子们的手里晃动着鲜艳的花束,声声呼唤着他们的曾哲老师。曾哲一路走过去,每个人都上来和他拥抱,脸上盛开着灿烂的笑。我跟在曾哲身后,辨认着这些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一下子我就认出了那个叫玛合穆提的人,曾哲在书里称他为“我的24小时翻译”。他们紧紧拥抱,谁都不肯先放手。曾哲说,我的眼泪要出来了。我说我也是。我真觉得眼眶有些热乎乎的。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曾哲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行走作家”,他的写作,也不是什么“行走文学”。和走马观花式的行走比起来,曾哲更愿意自己能留在牧民的心里。他不大喜欢边缘化的说法,他觉得,自己把自己边缘化,其实是认同了一种无意义的人生,是“看着自己和他人烂掉”。我们远远地就看到了飘扬在蔚蓝色天空下的那面五星红旗,曾哲说,那里就是学校。一排红砖砌就的房子,分割成几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教室门前,里还修了一个排球场。欢迎曾老师重回玛玛西的仪式就在排球场上举行。大大小小四五十个学生,排成四路纵队,牧民们或站或坐,围成一圈。牧场书记先讲话,校长跟着也讲了话。他说,曾老师给我们建了一所漂亮的学校,玛玛西的孩子都争着来上学了。他用手指了一下身边的小男孩儿,“这是我们学校最小的学生,今年刚5岁。”我忽然想到来新疆之前刚开过的曾哲作品研讨会,专家们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曾哲此行超越文学的多重意义。对于玛玛西的人来说就是这样,虽然他们也很喜欢曾哲老师带来的新书,但是,他们更看重曾哲老师建的学校,还有就是让他们看上了电视。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停下来曾哲是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的写作经历,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他的生活和写作不经意间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忽然丧失了它的亲近感,变得陌生起来,使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和恐惧。有一天,他终于离开了城市,逃到遥远的荒原之上。天苍苍,野茫茫,他似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清澈。这一走就走了14个月,他的足迹遍及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在那些夹杂着激动、不安和期待的日子里,他翻跃了六盘山、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大凉山、大瑶山……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穿越了藏北无人区,登上了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住过牧民的毡房,戈壁的土窖,彝族的竹楼……当他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孤独回到城市,回到熟悉他的人群中间的时候,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称呼他“漂泊作家”,他的写作也被叫做“行走文学”。没过多久,行走成为一种时尚,作家们呼朋引类,都要去“行走”了。出版社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不惜投入资金,组织作家们“行走”。他们走新疆,进西藏,他被看作是这条道儿上的先行者。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困惑。“我们行走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呢?”他一再询问自己,“如果仅仅是为了新奇,为了所谓净化自己,为了寻求一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感觉,为了表达对底层苦难的同情或尊重,那么,这种行走是自己离开城市的初衷吗?”这种疑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困扰着他。他也参加朋友们组织的“行走”,但他拒绝别人挂在他脖子上的标签。他担心这样下去,有一天,自己也许会成为蓝天上飘过的一片浮云。其实,这些年来,曾哲在精神上经历了逃离、漂泊、寻找三部曲。这和一个作家曾经失去了当初的理想和信仰有关。他的逃离和漂泊,或者源于他的怀疑和困惑;而最终,他相信自己一定会重新找到精神的归宿。这时,他产生了一种预感,他的生命的脉搏在这里应该有一次停顿。就像当初总有一种声音催促他出走一样,现在,那个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停下来。他的灵魂要靠岸了。如果说此岸是一片泥淖,那么,彼岸也许正开满了鲜花呢。他说,我找到了一种靠岸的方式,就是办一所小学校。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当一个新的世纪来临的时候,2000年,他把自己抛到了云南独龙江。在这条江的上游,高山峡谷之间,他用当地的原木,盖起一排木屋。到了秋天的时候,学校建好了,绿树葱茏之间,“橘红色的”,他说。他为学校命名“雄当俊玉小学”。这是独龙江上游海拔最高的学校,周围几条支流上的孩子,都到这里来读书。去年他回访独龙江,看到学生已经增加到60多个了。人们夸他给这里的孩子带来了希望,他有些感慨,说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希望。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玛玛西牧场的清华紫光紫荆小学,是曾哲建的第二所希望小学。2003年春天,“非典”正闹得如火如荼,曾哲离开北
 
走上这高高的帕米尔
——一位作家与一所希望小学的故事
解玺璋
 
   有人说,不到西部,不知道中国之大。民心中的主心骨,什么事都找他商量,他也乐于出头。威信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你给人家带吃的,给人家钱,办学校,都很好,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在生活中建立这种威信。”曾哲说,只有这样,牧民才能真正地接纳你,你也才能与生活融为一体。在他离开玛玛西不久,牧场党支部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历数他在玛玛西的业绩,然后写道:“通过曾老师,我们感受到了北京人关切的目光,感受到了我们和北京的距离,很短,很短。”“我们感谢他,爱戴他,但我们留也留不住他,我们会想念他,会想念那个叫北京的地方。”在写作中扩展自身但曾哲毕竟是一个作家,他明白,能够证明他自己的,最终还是文学。从帕米尔高原回到北京,他陆续完成了6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这些小说都以玛玛西牧场的男女牧民为主人公,而纪实部分,则记述了他在玛玛西牧场生活数月的经历。最初看到这两个可以互相参证的文本,我有点克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我想,很少有小说家在完成小说创作的同时,还用另一种文本叙述通常被人们称作生活素材的东西。鸡蛋已经吃过了,按说就不必展示下蛋的鸡了。但曾哲似乎意犹未尽,他甚至用了更多的心思来完成这部非虚构的作品,并且为它配了百余幅照片,强调了他的记述的真实性。有一次他对我说,不是真实,而是忠实,忠实比真实更重要。他说的也许有一些道理,虚构与非虚构,二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相互较量,纠缠在一起的。真实的人和事占领虚构的时空,虚构的叙事打捞生活的片羽,你说哪个更真实呢?忠实就不同了,忠实是说,写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在生活中得到的感受,忠实于你对笔下人物的感情。事实上,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使个体的生命得以充分展开,使人类的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编辑曾哲作品的时候,包括后来在玛玛西牧场的时候,我都曾怀着一种好奇,希望见到曾哲笔下的那些人物,以及他在小说中反复描写过的那头神奇的白牦牛。但是他告诉我,你这样做完全是徒劳的,他们都有生活中的影子,但又不同于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是他的创造,正像有人所说,“虚构是人类得以扩展自身的创造物”。曾哲便以文学的方式,把情感和想像倾注于笔端,挣脱了现实可能性的束缚,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白牦牛琼牦子是小说中最有意思的意象之一,还有那匹来自远方的黑骏马,以及那座带有点儿神性的三崩山雪峰和神秘而又神圣的野羊冢……都来自曾哲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他还在小说中创造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牧民的人物系列:《奶子草原和她的奖品》中大奶子的玛丽亚姆、小姑娘哈伦布以及她的妈妈,得了许多奖状和奖品但常年不回家的塔希罕娜;《云间雪崩》中抓过特务的那孜勒别克老汉和有些狡黠的库尔班;《美丽日斑》中会烤味道独特的馕饼的独身女人美丽日斑;甚至出现在所有小说中的“曾老师”;都寄托了曾哲对玛玛西和它的主人的情感。曾哲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他给玛玛西留下了一所小学校,他却把整个帕米尔高原装进了自己心里。这是一笔物价的财富。那天,站在玛玛西草场的边上,曾哲宽厚的身体,映衬在蓝天雪山之下,恍惚间,我觉得他就像一头优游于草场上
   曾哲挥手在地图上一指,就把他的新校址定在了帕米尔高原的玛玛西牧场。
   这里,西去北京约一万里,海拔四千多米,居住着几十户柯尔克孜族牧民。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在草滩上放牧羊和牦牛,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牧民说,我们每天看着太阳从这里西坠。这是太阳在中国最后落山的地方。
   曾哲的两个合作伙伴,清华紫光公司和香港紫荆基金会,积极支持他的选择。
   过了大约6个多月,2003年10月,“清华紫光紫荆小学”在玛玛西落成。在中国,没有比它更靠近西部边陲的学校了。
 
   重回玛玛西
民心中的主心骨,什么事都找他商量,他也乐于出头。威信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你给人家带吃的,给人家钱,办学校,都很好,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在生活中建立这种威信。”曾哲说,只有这样,牧民才能真正地接纳你,你也才能与生活融为一体。在他离开玛玛西不久,牧场党支部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历数他在玛玛西的业绩,然后写道:“通过曾老师,我们感受到了北京人关切的目光,感受到了我们和北京的距离,很短,很短。”“我们感谢他,爱戴他,但我们留也留不住他,我们会想念他,会想念那个叫北京的地方。”在写作中扩展自身但曾哲毕竟是一个作家,他明白,能够证明他自己的,最终还是文学。从帕米尔高原回到北京,他陆续完成了6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这些小说都以玛玛西牧场的男女牧民为主人公,而纪实部分,则记述了他在玛玛西牧场生活数月的经历。最初看到这两个可以互相参证的文本,我有点克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我想,很少有小说家在完成小说创作的同时,还用另一种文本叙述通常被人们称作生活素材的东西。鸡蛋已经吃过了,按说就不必展示下蛋的鸡了。但曾哲似乎意犹未尽,他甚至用了更多的心思来完成这部非虚构的作品,并且为它配了百余幅照片,强调了他的记述的真实性。有一次他对我说,不是真实,而是忠实,忠实比真实更重要。他说的也许有一些道理,虚构与非虚构,二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相互较量,纠缠在一起的。真实的人和事占领虚构的时空,虚构的叙事打捞生活的片羽,你说哪个更真实呢?忠实就不同了,忠实是说,写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在生活中得到的感受,忠实于你对笔下人物的感情。事实上,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使个体的生命得以充分展开,使人类的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编辑曾哲作品的时候,包括后来在玛玛西牧场的时候,我都曾怀着一种好奇,希望见到曾哲笔下的那些人物,以及他在小说中反复描写过的那头神奇的白牦牛。但是他告诉我,你这样做完全是徒劳的,他们都有生活中的影子,但又不同于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是他的创造,正像有人所说,“虚构是人类得以扩展自身的创造物”。曾哲便以文学的方式,把情感和想像倾注于笔端,挣脱了现实可能性的束缚,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白牦牛琼牦子是小说中最有意思的意象之一,还有那匹来自远方的黑骏马,以及那座带有点儿神性的三崩山雪峰和神秘而又神圣的野羊冢……都来自曾哲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他还在小说中创造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牧民的人物系列:《奶子草原和她的奖品》中大奶子的玛丽亚姆、小姑娘哈伦布以及她的妈妈,得了许多奖状和奖品但常年不回家的塔希罕娜;《云间雪崩》中抓过特务的那孜勒别克老汉和有些狡黠的库尔班;《美丽日斑》中会烤味道独特的馕饼的独身女人美丽日斑;甚至出现在所有小说中的“曾老师”;都寄托了曾哲对玛玛西和它的主人的情感。曾哲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他给玛玛西留下了一所小学校,他却把整个帕米尔高原装进了自己心里。这是一笔物价的财富。那天,站在玛玛西草场的边上,曾哲宽厚的身体,映衬在蓝天雪山之下,恍惚间,我觉得他就像一头优游于草场上
 
   2006年6月21日,曾哲回到了玛玛西。站在第一次为孩子们上课的讲台前,他开心地笑了。人们说起当时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牧场书记说,那天你讲的是《爱》,你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曾哲说,你在后边听课,是不是还落了泪?这时,他的行囊中正放着十几天前刚出印厂,依然散发着墨香的新书《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在离开玛玛西的日子里,他以写作这本书的方式,与生活在万里之外的牧民兄弟保持着心灵上的联系。两年多不能算长,他却写下近30万字,其中包括6个中短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
 
走上这高高的帕米尔——一位作家与一所希望小学的故事解玺璋有人说,不到西部,不知道中国之大。曾哲挥手在地图上一指,就把他的新校址定在了帕米尔高原的玛玛西牧场。这里,西去北京约一万里,海拔四千多米,居住着几十户柯尔克孜族牧民。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在草滩上放牧羊和牦牛,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牧民说,我们每天看着太阳从这里西坠。这是太阳在中国最后落山的地方。曾哲的两个合作伙伴,清华紫光公司和香港紫荆基金会,积极支持他的选择。过了大约6个多月,2003年10月,“清华紫光紫荆小学”在玛玛西落成。在中国,没有比它更靠近西部边陲的学校了。重回玛玛西2006年6月21日,曾哲回到了玛玛西。站在第一次为孩子们上课的讲台前,他开心地笑了。人们说起当时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牧场书记说,那天你讲的是《爱》,你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曾哲说,你在后边听课,是不是还落了泪?这时,他的行囊中正放着十几天前刚出印厂,依然散发着墨香的新书《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在离开玛玛西的日子里,他以写作这本书的方式,与生活在万里之外的牧民兄弟保持着心灵上的联系。两年多不能算长,他却写下近30万字,其中包括6个中短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玛玛西的牧民和孩子,盛装迎接曾哲的到来。他们列队于村外两三里的路边,孩子们的手里晃动着鲜艳的花束,声声呼唤着他们的曾哲老师。曾哲一路走过去,每个人都上来和他拥抱,脸上盛开着灿烂的笑。我跟在曾哲身后,辨认着这些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一下子我就认出了那个叫玛合穆提的人,曾哲在书里称他为“我的24小时翻译”。他们紧紧拥抱,谁都不肯先放手。曾哲说,我的眼泪要出来了。我说我也是。我真觉得眼眶有些热乎乎的。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曾哲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行走作家”,他的写作,也不是什么“行走文学”。和走马观花式的行走比起来,曾哲更愿意自己能留在牧民的心里。他不大喜欢边缘化的说法,他觉得,自己把自己边缘化,其实是认同了一种无意义的人生,是“看着自己和他人烂掉”。我们远远地就看到了飘扬在蔚蓝色天空下的那面五星红旗,曾哲说,那里就是学校。一排红砖砌就的房子,分割成几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教室门前,里还修了一个排球场。欢迎曾老师重回玛玛西的仪式就在排球场上举行。大大小小四五十个学生,排成四路纵队,牧民们或站或坐,围成一圈。牧场书记先讲话,校长跟着也讲了话。他说,曾老师给我们建了一所漂亮的学校,玛玛西的孩子都争着来上学了。他用手指了一下身边的小男孩儿,“这是我们学校最小的学生,今年刚5岁。”我忽然想到来新疆之前刚开过的曾哲作品研讨会,专家们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曾哲此行超越文学的多重意义。对于玛玛西的人来说就是这样,虽然他们也很喜欢曾哲老师带来的新书,但是,他们更看重曾哲老师建的学校,还有就是让他们看上了电视。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停下来曾哲是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的写作经历,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他的生活和写作不经意间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忽然丧失了它的亲近感,变得陌生起来,使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和恐惧。有一天,他终于离开了城市,逃到遥远的荒原之上。天苍苍,野茫茫,他似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清澈。这一走就走了14个月,他的足迹遍及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在那些夹杂着激动、不安和期待的日子里,他翻跃了六盘山、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大凉山、大瑶山……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穿越了藏北无人区,登上了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住过牧民的毡房,戈壁的土窖,彝族的竹楼……当他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孤独回到城市,回到熟悉他的人群中间的时候,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称呼他“漂泊作家”,他的写作也被叫做“行走文学”。没过多久,行走成为一种时尚,作家们呼朋引类,都要去“行走”了。出版社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不惜投入资金,组织作家们“行走”。他们走新疆,进西藏,他被看作是这条道儿上的先行者。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困惑。“我们行走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呢?”他一再询问自己,“如果仅仅是为了新奇,为了所谓净化自己,为了寻求一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感觉,为了表达对底层苦难的同情或尊重,那么,这种行走是自己离开城市的初衷吗?”这种疑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困扰着他。他也参加朋友们组织的“行走”,但他拒绝别人挂在他脖子上的标签。他担心这样下去,有一天,自己也许会成为蓝天上飘过的一片浮云。其实,这些年来,曾哲在精神上经历了逃离、漂泊、寻找三部曲。这和一个作家曾经失去了当初的理想和信仰有关。他的逃离和漂泊,或者源于他的怀疑和困惑;而最终,他相信自己一定会重新找到精神的归宿。这时,他产生了一种预感,他的生命的脉搏在这里应该有一次停顿。就像当初总有一种声音催促他出走一样,现在,那个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停下来。他的灵魂要靠岸了。如果说此岸是一片泥淖,那么,彼岸也许正开满了鲜花呢。他说,我找到了一种靠岸的方式,就是办一所小学校。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当一个新的世纪来临的时候,2000年,他把自己抛到了云南独龙江。在这条江的上游,高山峡谷之间,他用当地的原木,盖起一排木屋。到了秋天的时候,学校建好了,绿树葱茏之间,“橘红色的”,他说。他为学校命名“雄当俊玉小学”。这是独龙江上游海拔最高的学校,周围几条支流上的孩子,都到这里来读书。去年他回访独龙江,看到学生已经增加到60多个了。人们夸他给这里的孩子带来了希望,他有些感慨,说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希望。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玛玛西牧场的清华紫光紫荆小学,是曾哲建的第二所希望小学。2003年春天,“非典”正闹得如火如荼,曾哲离开北
   玛玛西的牧民和孩子,盛装迎接曾哲的到来。他们列队于村外两三里的路边,孩子们的手里晃动着鲜艳的花束,声声呼唤着他们的曾哲老师。曾哲一路走过去,每个人都上来和他拥抱,脸上盛开着灿烂的笑。我跟在曾哲身后,辨认着这些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一下子我就认出了那个叫玛合穆提的人,曾哲在书里称他为“我的24小时翻译”。他们紧紧拥抱,谁都不肯先放手。曾哲说,我的眼泪要出来了。我说我也是。我真觉得眼眶有些热乎乎的。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曾哲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行走作家”,他的写作,也不是什么“行走文学”。和走马观花式的行走比起来,曾哲更愿意自己能留在牧民的心里。他不大喜欢边缘化的说法,他觉得,自己把自己边缘化,其实是认同了一种无意义的人生,是“看着自己和他人烂掉”。
 
   我们远远地就看到了飘扬在蔚蓝色天空下的那面五星红旗,曾哲说,那里就是学校。一排红砖砌就的房子,分割成几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教室门前,里还修了一个排球场。欢迎曾老师重回玛玛西的仪式就在排球场上举行。大大小小四五十个学生,排成四路纵队,牧民们或站或坐,围成一圈。牧场书记先讲话,校长跟着也讲了话。他说,曾老师给我们建了一所漂亮的学校,玛玛西的孩子都争着来上学了。他用手指了一下身边的小男孩儿,“这是我们学校最小的学生,今年刚5岁。”我忽然想到来新疆之前刚开过的曾哲作品研讨会,专家们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曾哲此行超越文学的多重意义。对于玛玛西的人来说就是这样,虽然他们也很喜欢曾哲老师带来的新书,但是,他们更看重曾哲老师建的学校,还有就是让他们看上了电视。
京,来到了西部边陲的小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克陶县。县教委书记马军民接待了他。“我要在这里建一所学校。”他说。马军民的手在地图上滑动,越过木吉乡,停在一片碧绿的草场上:“就是这里吧,玛玛西牧场,有我们一个教学点。”马书记说。“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曾哲还不死心,他一定要找个最边远、最艰苦、最需要学校的地方。“没有了,再往西不远就是边境线了。”吉普车把曾哲送到了玛玛西牧场。从阿克陶到木吉乡280多公里,从木吉乡再到玛玛西牧场,还有几十公里。这次重回玛玛西,我和曾哲同行,据说路况已经大大改善了,但从县城开到木吉乡,开始说只需五六个小时,结果还是走了11个小时,人有一种被颠散了的感觉。一路上,我努力想像曾哲当年行路的情景,应该比现在更艰难吧。“那辆破车,从玛玛西到木吉,36公里,一路上加了6回水。”他说。可能有些夸张,但水箱漏水也是实情。曾哲计划要建的学校,包括教室、宿舍、办公室、食堂共7间房,另外加一个厕所。这是玛玛西牧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厕所。事后证明,这间厕所成了玛玛西牧场的奇观。所有的建筑材料,红砖、水泥、木材,包括以后学生要用的学习用品、书本、衣物、电脑、发电机,以及电视接收天线,都是经过这条路运进去的。沿途群山相连,江河横溢,雪水从山上冲下来,裹胁着泥土和岩石,留下了大片大片的裸露着沙砾和鹅卵石的河滩。湛蓝的天空下是连绵不断的雪峰,皑皑白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依次排开,擎天而立,有时也把我的思绪引到遥远的古代,据说这是女娲补天炼五色仙石的地方,那么,哪座山是曹雪芹笔下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呢?后来变成了贾宝玉的那块仙石又在那儿呢?我这样想着,思绪像身体一样上下颠簸。曾哲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宽厚的身躯,就像矗立在我眼前的一座山。这个人不能是贾宝玉,他应该是汉代开拓西域的班超,或者是西天取经砥砺跋涉的唐朝和尚玄奘。他们的足迹留在帕米尔高原上,他们的业绩则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时的玛玛西牧场小学只是一个教学点,教室是两间用卵石和泥巴垒成的土房,矮小的门,墙上各开一扇很小的窗,屋里少有光亮,阴郁而昏暗。两间教室,一年级和五年级合用一间,二年级和三年级合用一间,都是二十来个学生。我们回到玛玛西的时候,教室还保留着,就在新校舍的一侧,仿佛是个见证。新学校建在牧场非常开阔的一片高地上,一水儿红砖到顶,水泥漫地的瓦房,前后都装了宽大的玻璃窗。“学生的课桌椅、老师的办公桌、学生的校服、学习用具、排球架、排球网、排球、跳绳、扩音器、录音机、喇叭、五星红旗等等,都是我亲自到喀什的大巴扎(相当于内地的集贸市场)买来的。”后来,我们在喀什逛街,走过大巴扎,曾哲还一再向我们夸耀他的功绩。的确,他的到来,使那些一辈子生活在玛玛西草场的牧民,见识了许多新奇的东西。学校的院子里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当天晚上牧民就看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视节目;学生们还用上了宽带网校远程教育的微机。“这些都是香港紫荆基金会赞助的。”曾哲说,“卫星电视接收天线运上来的当天,已经很晚了,牧民们聚集在学校,就等着看电视呢,师傅们连夜安装……”牧民们毫不掩饰他们的高兴,他们看着电视节目,都说曾哲老师是北京来的好心人,他们因曾哲而记住了北京。他们在学校建筑的最高处,专门用瓷砖镶嵌了“北京”两个字。帕米尔高原上的北京柯尔克孜因为建学校,曾哲在玛玛西牧场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半年。我在《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这本书中,看到他这样描述某一天早晨毡房里的情景:“姑娘们收拾床铺;翻译玛合穆提给电瓶充电,然后跟我学习汉语;女主人做自己的手织活;男主人给毛驴备鞍,准备去下边的居民点,继续发送有关‘非典’的宣传材料;我整理数码相机里的照片,然后写日记,等待转场。”看起来,这时的曾哲,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他戴上玛合穆提送他的白毡帽,房东女主人说,太像我们柯尔克孜的小伙子了。他说,还小伙子呢,应该是柯尔克孜老汉吧。他在这里闻到了高原村庄特有的气息,一种燃烧的粪草味儿和羊圈的臊味儿,似乎还夹杂着一种既亲近又遥远,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他说,十几年前,他在西藏阿里的某地,或是内蒙古草原,有过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家的感觉。在这半年里,他觉得自己就是玛玛西的一户居民。他和他们一起放牧,一起转场,一起晒太阳,一起喝奶茶,一起为天气担忧,一起为草场的重新开放而高兴,有时也为一些什么事而争吵。他们不拿他当外人,他也不拿自己当外人,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玛玛西的生活中去。我们曾经谈起他的生活和创作,他不认为他是为了写小说才到玛玛西来“深入生活”的,他只是觉得,在这里,生命中自然的东西越来越丰富。“自然之气给了你很多让你感觉到应该怎样生活的那种东西,”他说,“我有一个很固执的想法,既然到了这里,就不要想太多理念的东西,要想办法和他们一起生活,从生活中学习和了解更多的东西”。我还傻乎乎地问他是不是要读一点儿书,比如当地的历史文献、社会习俗等等。他说那是以后的事,在这里,“你首先受到的刺激是生存上的,你不再是一个作家,不是在体验生活,生活变成了你自己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生活,不是生活在别处,你必须直接面对饥饿、寒冷、疲倦、痛苦……”著名作家张洁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我羡慕曾哲,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能如此从容不迫、和颜悦色、心怀大爱地面对自然和这个让我们不得不遗憾诸多的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缘于自然,上帝却把如此的幸运给了他。面对他的文字,像是面对青山,你不得不被那青山点染,慢慢沉静下来,至少在那一会儿,找回我们丢失已久的、魂灵的轻颤。”实际上,很少有作家能像曾哲这样,先是融进一种生活当中,再从这种生活中脱颖而出。他告诉我,跟当地牧民一起生活,越来越使他心头平静。最初那种对家、对城市的思恋,慢慢就全都磨平了。他甚至成了牧
 
   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停下来
 
   曾哲是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的写作经历,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他的生活和写作不经意间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忽然丧失了它的亲近感,变得陌生起来,使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和恐惧。有一天,他终于离开了城市,逃到遥远的荒原之上。天苍苍,野茫茫,他似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清澈。这一走就走了14个月,他的足迹遍及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在那些夹杂着激动、不安和期待的日子里,他翻跃了六盘山、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大凉山、大瑶山……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穿越了藏北无人区,登上了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住过牧民的毡房,戈壁的土窖,彝族的竹楼……
 
   当他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孤独回到城市,回到熟悉他的人群中间的时候,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称呼他“漂泊作家”,他的写作也被叫做“行走文学”。没过多久,行走成为一种时尚,作家们呼朋引类,都要去“行走”了。出版社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不惜投入资金,组织作家们“行走”。他们走新疆,进西藏,他被看作是这条道儿上的先行者。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困惑。“我们行走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呢?”他一再询问自己,“如果仅仅是为了新奇,为了所谓净化自己,为了寻求一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感觉,为了表达对底层苦难的同情或尊重,那么,这种行走是自己离开城市的初衷吗?”这种疑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困扰着他。他也参加朋友们组织的“行走”,但他拒绝别人挂在他脖子上的标签。他担心这样下去,有一天,自己也许会成为蓝天上飘过的一片浮云。
 
   其实,这些年来,曾哲在精神上经历了逃离、漂泊、寻找三部曲。这和一个作家曾经失去了当初的理想和信仰有关。他的逃离和漂泊,或者源于他的怀疑和困惑;而最终,他相信自己一定会重新找到精神的归宿。这时,他产生了一种预感,他的生命的脉搏在这里应该有一次停顿。就像当初总有一种声音催促他出走一样,现在,那个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停下来。他的灵魂要靠岸了。如果说此岸是一片泥淖,那么,彼岸也许正开满了鲜花呢。他说,我找到了一种靠岸的方式,就是办一所小学校。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当一个新的世纪来临的时候,2000年,他把自己抛到了云南独龙江。在这条江的上游,高山峡谷之间,他用当地的原木,盖起一排木屋。到了秋天的时候,学校建好了,绿树葱茏之间,“橘红色的”,他说。他为学校命名“雄当俊玉小学”。这是独龙江上游海拔最高的学校,周围几条支流上的孩子,都到这里来读书。去年他回访独龙江,看到学生已经增加到60多个了。人们夸他给这里的孩子带来了希望,他有些感慨,说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希望。
 
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
 
   玛玛西牧场的清华紫光紫荆小学,是曾哲建的第二所希望小学。2003年春天,“非典”正闹得如火如荼,曾哲离开北京,来到了西部边陲的小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克陶县。县教委书记马军民接待了他。“我要在这里建一所学校。”他说。

   马军民的手在地图上滑动,越过木吉乡,停在一片碧绿的草场上:“就是这里吧,玛玛西牧场,有我们一个教学点。”马书记说。
走上这高高的帕米尔——一位作家与一所希望小学的故事解玺璋有人说,不到西部,不知道中国之大。曾哲挥手在地图上一指,就把他的新校址定在了帕米尔高原的玛玛西牧场。这里,西去北京约一万里,海拔四千多米,居住着几十户柯尔克孜族牧民。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在草滩上放牧羊和牦牛,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牧民说,我们每天看着太阳从这里西坠。这是太阳在中国最后落山的地方。曾哲的两个合作伙伴,清华紫光公司和香港紫荆基金会,积极支持他的选择。过了大约6个多月,2003年10月,“清华紫光紫荆小学”在玛玛西落成。在中国,没有比它更靠近西部边陲的学校了。重回玛玛西2006年6月21日,曾哲回到了玛玛西。站在第一次为孩子们上课的讲台前,他开心地笑了。人们说起当时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牧场书记说,那天你讲的是《爱》,你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曾哲说,你在后边听课,是不是还落了泪?这时,他的行囊中正放着十几天前刚出印厂,依然散发着墨香的新书《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在离开玛玛西的日子里,他以写作这本书的方式,与生活在万里之外的牧民兄弟保持着心灵上的联系。两年多不能算长,他却写下近30万字,其中包括6个中短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玛玛西的牧民和孩子,盛装迎接曾哲的到来。他们列队于村外两三里的路边,孩子们的手里晃动着鲜艳的花束,声声呼唤着他们的曾哲老师。曾哲一路走过去,每个人都上来和他拥抱,脸上盛开着灿烂的笑。我跟在曾哲身后,辨认着这些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一下子我就认出了那个叫玛合穆提的人,曾哲在书里称他为“我的24小时翻译”。他们紧紧拥抱,谁都不肯先放手。曾哲说,我的眼泪要出来了。我说我也是。我真觉得眼眶有些热乎乎的。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曾哲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行走作家”,他的写作,也不是什么“行走文学”。和走马观花式的行走比起来,曾哲更愿意自己能留在牧民的心里。他不大喜欢边缘化的说法,他觉得,自己把自己边缘化,其实是认同了一种无意义的人生,是“看着自己和他人烂掉”。我们远远地就看到了飘扬在蔚蓝色天空下的那面五星红旗,曾哲说,那里就是学校。一排红砖砌就的房子,分割成几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教室门前,里还修了一个排球场。欢迎曾老师重回玛玛西的仪式就在排球场上举行。大大小小四五十个学生,排成四路纵队,牧民们或站或坐,围成一圈。牧场书记先讲话,校长跟着也讲了话。他说,曾老师给我们建了一所漂亮的学校,玛玛西的孩子都争着来上学了。他用手指了一下身边的小男孩儿,“这是我们学校最小的学生,今年刚5岁。”我忽然想到来新疆之前刚开过的曾哲作品研讨会,专家们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曾哲此行超越文学的多重意义。对于玛玛西的人来说就是这样,虽然他们也很喜欢曾哲老师带来的新书,但是,他们更看重曾哲老师建的学校,还有就是让他们看上了电视。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停下来曾哲是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的写作经历,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他的生活和写作不经意间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忽然丧失了它的亲近感,变得陌生起来,使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和恐惧。有一天,他终于离开了城市,逃到遥远的荒原之上。天苍苍,野茫茫,他似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清澈。这一走就走了14个月,他的足迹遍及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在那些夹杂着激动、不安和期待的日子里,他翻跃了六盘山、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大凉山、大瑶山……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穿越了藏北无人区,登上了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住过牧民的毡房,戈壁的土窖,彝族的竹楼……当他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孤独回到城市,回到熟悉他的人群中间的时候,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称呼他“漂泊作家”,他的写作也被叫做“行走文学”。没过多久,行走成为一种时尚,作家们呼朋引类,都要去“行走”了。出版社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不惜投入资金,组织作家们“行走”。他们走新疆,进西藏,他被看作是这条道儿上的先行者。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困惑。“我们行走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呢?”他一再询问自己,“如果仅仅是为了新奇,为了所谓净化自己,为了寻求一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感觉,为了表达对底层苦难的同情或尊重,那么,这种行走是自己离开城市的初衷吗?”这种疑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困扰着他。他也参加朋友们组织的“行走”,但他拒绝别人挂在他脖子上的标签。他担心这样下去,有一天,自己也许会成为蓝天上飘过的一片浮云。其实,这些年来,曾哲在精神上经历了逃离、漂泊、寻找三部曲。这和一个作家曾经失去了当初的理想和信仰有关。他的逃离和漂泊,或者源于他的怀疑和困惑;而最终,他相信自己一定会重新找到精神的归宿。这时,他产生了一种预感,他的生命的脉搏在这里应该有一次停顿。就像当初总有一种声音催促他出走一样,现在,那个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停下来。他的灵魂要靠岸了。如果说此岸是一片泥淖,那么,彼岸也许正开满了鲜花呢。他说,我找到了一种靠岸的方式,就是办一所小学校。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当一个新的世纪来临的时候,2000年,他把自己抛到了云南独龙江。在这条江的上游,高山峡谷之间,他用当地的原木,盖起一排木屋。到了秋天的时候,学校建好了,绿树葱茏之间,“橘红色的”,他说。他为学校命名“雄当俊玉小学”。这是独龙江上游海拔最高的学校,周围几条支流上的孩子,都到这里来读书。去年他回访独龙江,看到学生已经增加到60多个了。人们夸他给这里的孩子带来了希望,他有些感慨,说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希望。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玛玛西牧场的清华紫光紫荆小学,是曾哲建的第二所希望小学。2003年春天,“非典”正闹得如火如荼,曾哲离开北
   “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曾哲还不死心,他一定要找个最边远、最艰苦、最需要学校的地方。

“没有了,再往西不远就是边境线了。”
走上这高高的帕米尔——一位作家与一所希望小学的故事解玺璋有人说,不到西部,不知道中国之大。曾哲挥手在地图上一指,就把他的新校址定在了帕米尔高原的玛玛西牧场。这里,西去北京约一万里,海拔四千多米,居住着几十户柯尔克孜族牧民。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在草滩上放牧羊和牦牛,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牧民说,我们每天看着太阳从这里西坠。这是太阳在中国最后落山的地方。曾哲的两个合作伙伴,清华紫光公司和香港紫荆基金会,积极支持他的选择。过了大约6个多月,2003年10月,“清华紫光紫荆小学”在玛玛西落成。在中国,没有比它更靠近西部边陲的学校了。重回玛玛西2006年6月21日,曾哲回到了玛玛西。站在第一次为孩子们上课的讲台前,他开心地笑了。人们说起当时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牧场书记说,那天你讲的是《爱》,你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曾哲说,你在后边听课,是不是还落了泪?这时,他的行囊中正放着十几天前刚出印厂,依然散发着墨香的新书《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在离开玛玛西的日子里,他以写作这本书的方式,与生活在万里之外的牧民兄弟保持着心灵上的联系。两年多不能算长,他却写下近30万字,其中包括6个中短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玛玛西的牧民和孩子,盛装迎接曾哲的到来。他们列队于村外两三里的路边,孩子们的手里晃动着鲜艳的花束,声声呼唤着他们的曾哲老师。曾哲一路走过去,每个人都上来和他拥抱,脸上盛开着灿烂的笑。我跟在曾哲身后,辨认着这些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一下子我就认出了那个叫玛合穆提的人,曾哲在书里称他为“我的24小时翻译”。他们紧紧拥抱,谁都不肯先放手。曾哲说,我的眼泪要出来了。我说我也是。我真觉得眼眶有些热乎乎的。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曾哲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行走作家”,他的写作,也不是什么“行走文学”。和走马观花式的行走比起来,曾哲更愿意自己能留在牧民的心里。他不大喜欢边缘化的说法,他觉得,自己把自己边缘化,其实是认同了一种无意义的人生,是“看着自己和他人烂掉”。我们远远地就看到了飘扬在蔚蓝色天空下的那面五星红旗,曾哲说,那里就是学校。一排红砖砌就的房子,分割成几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教室门前,里还修了一个排球场。欢迎曾老师重回玛玛西的仪式就在排球场上举行。大大小小四五十个学生,排成四路纵队,牧民们或站或坐,围成一圈。牧场书记先讲话,校长跟着也讲了话。他说,曾老师给我们建了一所漂亮的学校,玛玛西的孩子都争着来上学了。他用手指了一下身边的小男孩儿,“这是我们学校最小的学生,今年刚5岁。”我忽然想到来新疆之前刚开过的曾哲作品研讨会,专家们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曾哲此行超越文学的多重意义。对于玛玛西的人来说就是这样,虽然他们也很喜欢曾哲老师带来的新书,但是,他们更看重曾哲老师建的学校,还有就是让他们看上了电视。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停下来曾哲是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的写作经历,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他的生活和写作不经意间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忽然丧失了它的亲近感,变得陌生起来,使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和恐惧。有一天,他终于离开了城市,逃到遥远的荒原之上。天苍苍,野茫茫,他似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清澈。这一走就走了14个月,他的足迹遍及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在那些夹杂着激动、不安和期待的日子里,他翻跃了六盘山、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大凉山、大瑶山……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穿越了藏北无人区,登上了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住过牧民的毡房,戈壁的土窖,彝族的竹楼……当他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孤独回到城市,回到熟悉他的人群中间的时候,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称呼他“漂泊作家”,他的写作也被叫做“行走文学”。没过多久,行走成为一种时尚,作家们呼朋引类,都要去“行走”了。出版社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不惜投入资金,组织作家们“行走”。他们走新疆,进西藏,他被看作是这条道儿上的先行者。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困惑。“我们行走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呢?”他一再询问自己,“如果仅仅是为了新奇,为了所谓净化自己,为了寻求一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感觉,为了表达对底层苦难的同情或尊重,那么,这种行走是自己离开城市的初衷吗?”这种疑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困扰着他。他也参加朋友们组织的“行走”,但他拒绝别人挂在他脖子上的标签。他担心这样下去,有一天,自己也许会成为蓝天上飘过的一片浮云。其实,这些年来,曾哲在精神上经历了逃离、漂泊、寻找三部曲。这和一个作家曾经失去了当初的理想和信仰有关。他的逃离和漂泊,或者源于他的怀疑和困惑;而最终,他相信自己一定会重新找到精神的归宿。这时,他产生了一种预感,他的生命的脉搏在这里应该有一次停顿。就像当初总有一种声音催促他出走一样,现在,那个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停下来。他的灵魂要靠岸了。如果说此岸是一片泥淖,那么,彼岸也许正开满了鲜花呢。他说,我找到了一种靠岸的方式,就是办一所小学校。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当一个新的世纪来临的时候,2000年,他把自己抛到了云南独龙江。在这条江的上游,高山峡谷之间,他用当地的原木,盖起一排木屋。到了秋天的时候,学校建好了,绿树葱茏之间,“橘红色的”,他说。他为学校命名“雄当俊玉小学”。这是独龙江上游海拔最高的学校,周围几条支流上的孩子,都到这里来读书。去年他回访独龙江,看到学生已经增加到60多个了。人们夸他给这里的孩子带来了希望,他有些感慨,说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希望。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玛玛西牧场的清华紫光紫荆小学,是曾哲建的第二所希望小学。2003年春天,“非典”正闹得如火如荼,曾哲离开北
 
   吉普车把曾哲送到了玛玛西牧场。从阿克陶到木吉乡280多公里,从木吉乡再到玛玛西牧场,还有几十公里。这次重回玛玛西,我和曾哲同行,据说路况已经大大改善了,但从县城开到木吉乡,开始说只需五六个小时,结果还是走了11个小时,人有一种被颠散了的感觉。一路上,我努力想像曾哲当年行路的情景,应该比现在更艰难吧。“那辆破车,从玛玛西到木吉,36公里,一路上加了6回水。”他说。可能有些夸张,但水箱漏水也是实情。曾哲计划要建的学校,包括教室、宿舍、办公室、食堂共7间房,另外加一个厕所。这是玛玛西牧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厕所。事后证明,这间厕所成了玛玛西牧场的奇观。所有的建筑材料,红砖、水泥、木材,包括以后学生要用的学习用品、书本、衣物、电脑、发电机,以及电视接收天线,都是经过这条路运进去的。
 
民心中的主心骨,什么事都找他商量,他也乐于出头。威信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你给人家带吃的,给人家钱,办学校,都很好,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在生活中建立这种威信。”曾哲说,只有这样,牧民才能真正地接纳你,你也才能与生活融为一体。在他离开玛玛西不久,牧场党支部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历数他在玛玛西的业绩,然后写道:“通过曾老师,我们感受到了北京人关切的目光,感受到了我们和北京的距离,很短,很短。”“我们感谢他,爱戴他,但我们留也留不住他,我们会想念他,会想念那个叫北京的地方。”在写作中扩展自身但曾哲毕竟是一个作家,他明白,能够证明他自己的,最终还是文学。从帕米尔高原回到北京,他陆续完成了6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这些小说都以玛玛西牧场的男女牧民为主人公,而纪实部分,则记述了他在玛玛西牧场生活数月的经历。最初看到这两个可以互相参证的文本,我有点克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我想,很少有小说家在完成小说创作的同时,还用另一种文本叙述通常被人们称作生活素材的东西。鸡蛋已经吃过了,按说就不必展示下蛋的鸡了。但曾哲似乎意犹未尽,他甚至用了更多的心思来完成这部非虚构的作品,并且为它配了百余幅照片,强调了他的记述的真实性。有一次他对我说,不是真实,而是忠实,忠实比真实更重要。他说的也许有一些道理,虚构与非虚构,二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相互较量,纠缠在一起的。真实的人和事占领虚构的时空,虚构的叙事打捞生活的片羽,你说哪个更真实呢?忠实就不同了,忠实是说,写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在生活中得到的感受,忠实于你对笔下人物的感情。事实上,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使个体的生命得以充分展开,使人类的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编辑曾哲作品的时候,包括后来在玛玛西牧场的时候,我都曾怀着一种好奇,希望见到曾哲笔下的那些人物,以及他在小说中反复描写过的那头神奇的白牦牛。但是他告诉我,你这样做完全是徒劳的,他们都有生活中的影子,但又不同于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是他的创造,正像有人所说,“虚构是人类得以扩展自身的创造物”。曾哲便以文学的方式,把情感和想像倾注于笔端,挣脱了现实可能性的束缚,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白牦牛琼牦子是小说中最有意思的意象之一,还有那匹来自远方的黑骏马,以及那座带有点儿神性的三崩山雪峰和神秘而又神圣的野羊冢……都来自曾哲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他还在小说中创造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牧民的人物系列:《奶子草原和她的奖品》中大奶子的玛丽亚姆、小姑娘哈伦布以及她的妈妈,得了许多奖状和奖品但常年不回家的塔希罕娜;《云间雪崩》中抓过特务的那孜勒别克老汉和有些狡黠的库尔班;《美丽日斑》中会烤味道独特的馕饼的独身女人美丽日斑;甚至出现在所有小说中的“曾老师”;都寄托了曾哲对玛玛西和它的主人的情感。曾哲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他给玛玛西留下了一所小学校,他却把整个帕米尔高原装进了自己心里。这是一笔物价的财富。那天,站在玛玛西草场的边上,曾哲宽厚的身体,映衬在蓝天雪山之下,恍惚间,我觉得他就像一头优游于草场上
   沿途群山相连,江河横溢,雪水从山上冲下来,裹胁着泥土和岩石,留下了大片大片的裸露着沙砾和鹅卵石的河滩。湛蓝的天空下是连绵不断的雪峰,皑皑白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依次排开,擎天而立,有时也把我的思绪引到遥远的古代,据说这是女娲补天炼五色仙石的地方,那么,哪座山是曹雪芹笔下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呢?后来变成了贾宝玉的那块仙石又在那儿呢?我这样想着,思绪像身体一样上下颠簸。曾哲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宽厚的身躯,就像矗立在我眼前的一座山。这个人不能是贾宝玉,他应该是汉代开拓西域的班超,或者是西天取经砥砺跋涉的唐朝和尚玄奘。他们的足迹留在帕米尔高原上,他们的业绩则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那时的玛玛西牧场小学只是一个教学点,教室是两间用卵石和泥巴垒成的土房,矮小的门,墙上各开一扇很小的窗,屋里少有光亮,阴郁而昏暗。两间教室,一年级和五年级合用一间,二年级和三年级合用一间,都是二十来个学生。我们回到玛玛西的时候,教室还保留着,就在新校舍的一侧,仿佛是个见证。新学校建在牧场非常开阔的一片高地上,一水儿红砖到顶,水泥漫地的瓦房,前后都装了宽大的玻璃窗。“学生的课桌椅、老师的办公桌、学生的校服、学习用具、排球架、排球网、排球、跳绳、扩音器、录音机、喇叭、五星红旗等等,都是我亲自到喀什的大巴扎(相当于内地的集贸市场)买来的。”后来,我们在喀什逛街,走过大巴扎,曾哲还一再向我们夸耀他的功绩。的确,他的到来,使那些一辈子生活在玛玛西草场的牧民,见识了许多新奇的东西。学校的院子里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当天晚上牧民就看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视节目;学生们还用上了宽带网校远程教育的微机。“这些都是香港紫荆基金会赞助的。”曾哲说,“卫星电视接收天线运上来的当天,已经很晚了,牧民们聚集在学校,就等着看电视呢,师傅们连夜安装……”牧民们毫不掩饰他们的高兴,他们看着电视节目,都说曾哲老师是北京来的好心人,他们因曾哲而记住了北京。他们在学校建筑的最高处,专门用瓷砖镶嵌了“北京”两个字。
走上这高高的帕米尔——一位作家与一所希望小学的故事解玺璋有人说,不到西部,不知道中国之大。曾哲挥手在地图上一指,就把他的新校址定在了帕米尔高原的玛玛西牧场。这里,西去北京约一万里,海拔四千多米,居住着几十户柯尔克孜族牧民。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在草滩上放牧羊和牦牛,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牧民说,我们每天看着太阳从这里西坠。这是太阳在中国最后落山的地方。曾哲的两个合作伙伴,清华紫光公司和香港紫荆基金会,积极支持他的选择。过了大约6个多月,2003年10月,“清华紫光紫荆小学”在玛玛西落成。在中国,没有比它更靠近西部边陲的学校了。重回玛玛西2006年6月21日,曾哲回到了玛玛西。站在第一次为孩子们上课的讲台前,他开心地笑了。人们说起当时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牧场书记说,那天你讲的是《爱》,你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曾哲说,你在后边听课,是不是还落了泪?这时,他的行囊中正放着十几天前刚出印厂,依然散发着墨香的新书《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在离开玛玛西的日子里,他以写作这本书的方式,与生活在万里之外的牧民兄弟保持着心灵上的联系。两年多不能算长,他却写下近30万字,其中包括6个中短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玛玛西的牧民和孩子,盛装迎接曾哲的到来。他们列队于村外两三里的路边,孩子们的手里晃动着鲜艳的花束,声声呼唤着他们的曾哲老师。曾哲一路走过去,每个人都上来和他拥抱,脸上盛开着灿烂的笑。我跟在曾哲身后,辨认着这些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一下子我就认出了那个叫玛合穆提的人,曾哲在书里称他为“我的24小时翻译”。他们紧紧拥抱,谁都不肯先放手。曾哲说,我的眼泪要出来了。我说我也是。我真觉得眼眶有些热乎乎的。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曾哲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行走作家”,他的写作,也不是什么“行走文学”。和走马观花式的行走比起来,曾哲更愿意自己能留在牧民的心里。他不大喜欢边缘化的说法,他觉得,自己把自己边缘化,其实是认同了一种无意义的人生,是“看着自己和他人烂掉”。我们远远地就看到了飘扬在蔚蓝色天空下的那面五星红旗,曾哲说,那里就是学校。一排红砖砌就的房子,分割成几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教室门前,里还修了一个排球场。欢迎曾老师重回玛玛西的仪式就在排球场上举行。大大小小四五十个学生,排成四路纵队,牧民们或站或坐,围成一圈。牧场书记先讲话,校长跟着也讲了话。他说,曾老师给我们建了一所漂亮的学校,玛玛西的孩子都争着来上学了。他用手指了一下身边的小男孩儿,“这是我们学校最小的学生,今年刚5岁。”我忽然想到来新疆之前刚开过的曾哲作品研讨会,专家们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曾哲此行超越文学的多重意义。对于玛玛西的人来说就是这样,虽然他们也很喜欢曾哲老师带来的新书,但是,他们更看重曾哲老师建的学校,还有就是让他们看上了电视。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停下来曾哲是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的写作经历,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他的生活和写作不经意间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忽然丧失了它的亲近感,变得陌生起来,使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和恐惧。有一天,他终于离开了城市,逃到遥远的荒原之上。天苍苍,野茫茫,他似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清澈。这一走就走了14个月,他的足迹遍及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在那些夹杂着激动、不安和期待的日子里,他翻跃了六盘山、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大凉山、大瑶山……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穿越了藏北无人区,登上了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住过牧民的毡房,戈壁的土窖,彝族的竹楼……当他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孤独回到城市,回到熟悉他的人群中间的时候,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称呼他“漂泊作家”,他的写作也被叫做“行走文学”。没过多久,行走成为一种时尚,作家们呼朋引类,都要去“行走”了。出版社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不惜投入资金,组织作家们“行走”。他们走新疆,进西藏,他被看作是这条道儿上的先行者。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困惑。“我们行走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呢?”他一再询问自己,“如果仅仅是为了新奇,为了所谓净化自己,为了寻求一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感觉,为了表达对底层苦难的同情或尊重,那么,这种行走是自己离开城市的初衷吗?”这种疑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困扰着他。他也参加朋友们组织的“行走”,但他拒绝别人挂在他脖子上的标签。他担心这样下去,有一天,自己也许会成为蓝天上飘过的一片浮云。其实,这些年来,曾哲在精神上经历了逃离、漂泊、寻找三部曲。这和一个作家曾经失去了当初的理想和信仰有关。他的逃离和漂泊,或者源于他的怀疑和困惑;而最终,他相信自己一定会重新找到精神的归宿。这时,他产生了一种预感,他的生命的脉搏在这里应该有一次停顿。就像当初总有一种声音催促他出走一样,现在,那个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停下来。他的灵魂要靠岸了。如果说此岸是一片泥淖,那么,彼岸也许正开满了鲜花呢。他说,我找到了一种靠岸的方式,就是办一所小学校。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当一个新的世纪来临的时候,2000年,他把自己抛到了云南独龙江。在这条江的上游,高山峡谷之间,他用当地的原木,盖起一排木屋。到了秋天的时候,学校建好了,绿树葱茏之间,“橘红色的”,他说。他为学校命名“雄当俊玉小学”。这是独龙江上游海拔最高的学校,周围几条支流上的孩子,都到这里来读书。去年他回访独龙江,看到学生已经增加到60多个了。人们夸他给这里的孩子带来了希望,他有些感慨,说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希望。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玛玛西牧场的清华紫光紫荆小学,是曾哲建的第二所希望小学。2003年春天,“非典”正闹得如火如荼,曾哲离开北
 
帕米尔高原上的北京柯尔克孜
 
民心中的主心骨,什么事都找他商量,他也乐于出头。威信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你给人家带吃的,给人家钱,办学校,都很好,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在生活中建立这种威信。”曾哲说,只有这样,牧民才能真正地接纳你,你也才能与生活融为一体。在他离开玛玛西不久,牧场党支部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历数他在玛玛西的业绩,然后写道:“通过曾老师,我们感受到了北京人关切的目光,感受到了我们和北京的距离,很短,很短。”“我们感谢他,爱戴他,但我们留也留不住他,我们会想念他,会想念那个叫北京的地方。”在写作中扩展自身但曾哲毕竟是一个作家,他明白,能够证明他自己的,最终还是文学。从帕米尔高原回到北京,他陆续完成了6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这些小说都以玛玛西牧场的男女牧民为主人公,而纪实部分,则记述了他在玛玛西牧场生活数月的经历。最初看到这两个可以互相参证的文本,我有点克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我想,很少有小说家在完成小说创作的同时,还用另一种文本叙述通常被人们称作生活素材的东西。鸡蛋已经吃过了,按说就不必展示下蛋的鸡了。但曾哲似乎意犹未尽,他甚至用了更多的心思来完成这部非虚构的作品,并且为它配了百余幅照片,强调了他的记述的真实性。有一次他对我说,不是真实,而是忠实,忠实比真实更重要。他说的也许有一些道理,虚构与非虚构,二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相互较量,纠缠在一起的。真实的人和事占领虚构的时空,虚构的叙事打捞生活的片羽,你说哪个更真实呢?忠实就不同了,忠实是说,写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在生活中得到的感受,忠实于你对笔下人物的感情。事实上,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使个体的生命得以充分展开,使人类的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编辑曾哲作品的时候,包括后来在玛玛西牧场的时候,我都曾怀着一种好奇,希望见到曾哲笔下的那些人物,以及他在小说中反复描写过的那头神奇的白牦牛。但是他告诉我,你这样做完全是徒劳的,他们都有生活中的影子,但又不同于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是他的创造,正像有人所说,“虚构是人类得以扩展自身的创造物”。曾哲便以文学的方式,把情感和想像倾注于笔端,挣脱了现实可能性的束缚,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白牦牛琼牦子是小说中最有意思的意象之一,还有那匹来自远方的黑骏马,以及那座带有点儿神性的三崩山雪峰和神秘而又神圣的野羊冢……都来自曾哲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他还在小说中创造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牧民的人物系列:《奶子草原和她的奖品》中大奶子的玛丽亚姆、小姑娘哈伦布以及她的妈妈,得了许多奖状和奖品但常年不回家的塔希罕娜;《云间雪崩》中抓过特务的那孜勒别克老汉和有些狡黠的库尔班;《美丽日斑》中会烤味道独特的馕饼的独身女人美丽日斑;甚至出现在所有小说中的“曾老师”;都寄托了曾哲对玛玛西和它的主人的情感。曾哲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他给玛玛西留下了一所小学校,他却把整个帕米尔高原装进了自己心里。这是一笔物价的财富。那天,站在玛玛西草场的边上,曾哲宽厚的身体,映衬在蓝天雪山之下,恍惚间,我觉得他就像一头优游于草场上
   因为建学校,曾哲在玛玛西牧场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半年。我在《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这本书中,看到他这样描述某一天早晨毡房里的情景:“姑娘们收拾床铺;翻译玛合穆提给电瓶充电,然后跟我学习汉语;女主人做自己的手织活;男主人给毛驴备鞍,准备去下边的居民点,继续发送有关‘非典’的宣传材料;我整理数码相机里的照片,然后写日记,等待转场。”看起来,这时的曾哲,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他戴上玛合穆提送他的白毡帽,房东女主人说,太像我们柯尔克孜的小伙子了。他说,还小伙子呢,应该是柯尔克孜老汉吧。
 
   他在这里闻到了高原村庄特有的气息,一种燃烧的粪草味儿和羊圈的臊味儿,似乎还夹杂着一种既亲近又遥远,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他说,十几年前,他在西藏阿里的某地,或是内蒙古草原,有过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家的感觉。在这半年里,他觉得自己就是玛玛西的一户居民。他和他们一起放牧,一起转场,一起晒太阳,一起喝奶茶,一起为天气担忧,一起为草场的重新开放而高兴,有时也为一些什么事而争吵。他们不拿他当外人,他也不拿自己当外人,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玛玛西的生活中去。我们曾经谈起他的生活和创作,他不认为他是为了写小说才到玛玛西来“深入生活”的,他只是觉得,在这里,生命中自然的东西越来越丰富。“自然之气给了你很多让你感觉到应该怎样生活的那种东西,”他说,“我有一个很固执的想法,既然到了这里,就不要想太多理念的东西,要想办法和他们一起生活,从生活中学习和了解更多的东西”。我还傻乎乎地问他是不是要读一点儿书,比如当地的历史文献、社会习俗等等。他说那是以后的事,在这里,“你首先受到的刺激是生存上的,你不再是一个作家,不是在体验生活,生活变成了你自己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生活,不是生活在别处,你必须直接面对饥饿、寒冷、疲倦、痛苦……”
 
   著名作家张洁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我羡慕曾哲,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能如此从容不迫、和颜悦色、心怀大爱地面对自然和这个让我们不得不遗憾诸多的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缘于自然,上帝却把如此的幸运给了他。面对他的文字,像是面对青山,你不得不被那青山点染,慢慢沉静下来,至少在那一会儿,找回我们丢失已久的、魂灵的轻颤。”实际上,很少有作家能像曾哲这样,先是融进一种生活当中,再从这种生活中脱颖而出。他告诉我,跟当地牧民一起生活,越来越使他心头平静。最初那种对家、对城市的思恋,慢慢就全都磨平了。他甚至成了牧民心中的主心骨,什么事都找他商量,他也乐于出头。威信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你给人家带吃的,给人家钱,办学校,都很好,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在生活中建立这种威信。”曾哲说,只有这样,牧民才能真正地接纳你,你也才能与生活融为一体。在他离开玛玛西不久,牧场党支部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历数他在玛玛西的业绩,然后写道:“通过曾老师,我们感受到了北京人关切的目光,感受到了我们和北京的距离,很短,很短。”“我们感谢他,爱戴他,但我们留也留不住他,我们会想念他,会想念那个叫北京的地方。”
 
走上这高高的帕米尔——一位作家与一所希望小学的故事解玺璋有人说,不到西部,不知道中国之大。曾哲挥手在地图上一指,就把他的新校址定在了帕米尔高原的玛玛西牧场。这里,西去北京约一万里,海拔四千多米,居住着几十户柯尔克孜族牧民。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在草滩上放牧羊和牦牛,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牧民说,我们每天看着太阳从这里西坠。这是太阳在中国最后落山的地方。曾哲的两个合作伙伴,清华紫光公司和香港紫荆基金会,积极支持他的选择。过了大约6个多月,2003年10月,“清华紫光紫荆小学”在玛玛西落成。在中国,没有比它更靠近西部边陲的学校了。重回玛玛西2006年6月21日,曾哲回到了玛玛西。站在第一次为孩子们上课的讲台前,他开心地笑了。人们说起当时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牧场书记说,那天你讲的是《爱》,你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曾哲说,你在后边听课,是不是还落了泪?这时,他的行囊中正放着十几天前刚出印厂,依然散发着墨香的新书《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在离开玛玛西的日子里,他以写作这本书的方式,与生活在万里之外的牧民兄弟保持着心灵上的联系。两年多不能算长,他却写下近30万字,其中包括6个中短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玛玛西的牧民和孩子,盛装迎接曾哲的到来。他们列队于村外两三里的路边,孩子们的手里晃动着鲜艳的花束,声声呼唤着他们的曾哲老师。曾哲一路走过去,每个人都上来和他拥抱,脸上盛开着灿烂的笑。我跟在曾哲身后,辨认着这些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一下子我就认出了那个叫玛合穆提的人,曾哲在书里称他为“我的24小时翻译”。他们紧紧拥抱,谁都不肯先放手。曾哲说,我的眼泪要出来了。我说我也是。我真觉得眼眶有些热乎乎的。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曾哲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行走作家”,他的写作,也不是什么“行走文学”。和走马观花式的行走比起来,曾哲更愿意自己能留在牧民的心里。他不大喜欢边缘化的说法,他觉得,自己把自己边缘化,其实是认同了一种无意义的人生,是“看着自己和他人烂掉”。我们远远地就看到了飘扬在蔚蓝色天空下的那面五星红旗,曾哲说,那里就是学校。一排红砖砌就的房子,分割成几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教室门前,里还修了一个排球场。欢迎曾老师重回玛玛西的仪式就在排球场上举行。大大小小四五十个学生,排成四路纵队,牧民们或站或坐,围成一圈。牧场书记先讲话,校长跟着也讲了话。他说,曾老师给我们建了一所漂亮的学校,玛玛西的孩子都争着来上学了。他用手指了一下身边的小男孩儿,“这是我们学校最小的学生,今年刚5岁。”我忽然想到来新疆之前刚开过的曾哲作品研讨会,专家们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曾哲此行超越文学的多重意义。对于玛玛西的人来说就是这样,虽然他们也很喜欢曾哲老师带来的新书,但是,他们更看重曾哲老师建的学校,还有就是让他们看上了电视。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停下来曾哲是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的写作经历,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他的生活和写作不经意间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忽然丧失了它的亲近感,变得陌生起来,使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和恐惧。有一天,他终于离开了城市,逃到遥远的荒原之上。天苍苍,野茫茫,他似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清澈。这一走就走了14个月,他的足迹遍及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在那些夹杂着激动、不安和期待的日子里,他翻跃了六盘山、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大凉山、大瑶山……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穿越了藏北无人区,登上了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住过牧民的毡房,戈壁的土窖,彝族的竹楼……当他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孤独回到城市,回到熟悉他的人群中间的时候,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称呼他“漂泊作家”,他的写作也被叫做“行走文学”。没过多久,行走成为一种时尚,作家们呼朋引类,都要去“行走”了。出版社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不惜投入资金,组织作家们“行走”。他们走新疆,进西藏,他被看作是这条道儿上的先行者。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困惑。“我们行走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呢?”他一再询问自己,“如果仅仅是为了新奇,为了所谓净化自己,为了寻求一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感觉,为了表达对底层苦难的同情或尊重,那么,这种行走是自己离开城市的初衷吗?”这种疑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困扰着他。他也参加朋友们组织的“行走”,但他拒绝别人挂在他脖子上的标签。他担心这样下去,有一天,自己也许会成为蓝天上飘过的一片浮云。其实,这些年来,曾哲在精神上经历了逃离、漂泊、寻找三部曲。这和一个作家曾经失去了当初的理想和信仰有关。他的逃离和漂泊,或者源于他的怀疑和困惑;而最终,他相信自己一定会重新找到精神的归宿。这时,他产生了一种预感,他的生命的脉搏在这里应该有一次停顿。就像当初总有一种声音催促他出走一样,现在,那个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停下来。他的灵魂要靠岸了。如果说此岸是一片泥淖,那么,彼岸也许正开满了鲜花呢。他说,我找到了一种靠岸的方式,就是办一所小学校。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当一个新的世纪来临的时候,2000年,他把自己抛到了云南独龙江。在这条江的上游,高山峡谷之间,他用当地的原木,盖起一排木屋。到了秋天的时候,学校建好了,绿树葱茏之间,“橘红色的”,他说。他为学校命名“雄当俊玉小学”。这是独龙江上游海拔最高的学校,周围几条支流上的孩子,都到这里来读书。去年他回访独龙江,看到学生已经增加到60多个了。人们夸他给这里的孩子带来了希望,他有些感慨,说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希望。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玛玛西牧场的清华紫光紫荆小学,是曾哲建的第二所希望小学。2003年春天,“非典”正闹得如火如荼,曾哲离开北
在写作中扩展自身
 
   但曾哲毕竟是一个作家,他明白,能够证明他自己的,最终还是文学。从帕米尔高原回到北京,他陆续完成了6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这些小说都以玛玛西牧场的男女牧民为主人公,而纪实部分,则记述了他在玛玛西牧场生活数月的经历。最初看到这两个可以互相参证的文本,我有点克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我想,很少有小说家在完成小说创作的同时,还用另一种文本叙述通常被人们称作生活素材的东西。鸡蛋已经吃过了,按说就不必展示下蛋的鸡了。但曾哲似乎意犹未尽,他甚至用了更多的心思来完成这部非虚构的作品,并且为它配了百余幅照片,强调了他的记述的真实性。有一次他对我说,不是真实,而是忠实,忠实比真实更重要。他说的也许有一些道理,虚构与非虚构,二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相互较量,纠缠在一起的。真实的人和事占领虚构的时空,虚构的叙事打捞生活的片羽,你说哪个更真实呢?忠实就不同了,忠实是说,写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在生活中得到的感受,忠实于你对笔下人物的感情。
 
   事实上,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使个体的生命得以充分展开,使人类的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编辑曾哲作品的时候,包括后来在玛玛西牧场的时候,我都曾怀着一种好奇,希望见到曾哲笔下的那些人物,以及他在小说中反复描写过的那头神奇的白牦牛。但是他告诉我,你这样做完全是徒劳的,他们都有生活中的影子,但又不同于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是他的创造,正像有人所说,“虚构是人类得以扩展自身的创造物”。曾哲便以文学的方式,把情感和想像倾注于笔端,挣脱了现实可能性的束缚,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白牦牛琼牦子是小说中最有意思的意象之一,还有那匹来自远方的黑骏马,以及那座带有点儿神性的三崩山雪峰和神秘而又神圣的野羊冢……都来自曾哲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他还在小说中创造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牧民的人物系列:《奶子草原和她的奖品》中大奶子的玛丽亚姆、小姑娘哈伦布以及她的妈妈,得了许多奖状和奖品但常年不回家的塔希罕娜;《云间雪崩》中抓过特务的那孜勒别克老汉和有些狡黠的库尔班;《美丽日斑》中会烤味道独特的馕饼的独身女人美丽日斑;甚至出现在所有小说中的“曾老师”;都寄托了曾哲对玛玛西和它的主人的情感。
 
京,来到了西部边陲的小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克陶县。县教委书记马军民接待了他。“我要在这里建一所学校。”他说。马军民的手在地图上滑动,越过木吉乡,停在一片碧绿的草场上:“就是这里吧,玛玛西牧场,有我们一个教学点。”马书记说。“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曾哲还不死心,他一定要找个最边远、最艰苦、最需要学校的地方。“没有了,再往西不远就是边境线了。”吉普车把曾哲送到了玛玛西牧场。从阿克陶到木吉乡280多公里,从木吉乡再到玛玛西牧场,还有几十公里。这次重回玛玛西,我和曾哲同行,据说路况已经大大改善了,但从县城开到木吉乡,开始说只需五六个小时,结果还是走了11个小时,人有一种被颠散了的感觉。一路上,我努力想像曾哲当年行路的情景,应该比现在更艰难吧。“那辆破车,从玛玛西到木吉,36公里,一路上加了6回水。”他说。可能有些夸张,但水箱漏水也是实情。曾哲计划要建的学校,包括教室、宿舍、办公室、食堂共7间房,另外加一个厕所。这是玛玛西牧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厕所。事后证明,这间厕所成了玛玛西牧场的奇观。所有的建筑材料,红砖、水泥、木材,包括以后学生要用的学习用品、书本、衣物、电脑、发电机,以及电视接收天线,都是经过这条路运进去的。沿途群山相连,江河横溢,雪水从山上冲下来,裹胁着泥土和岩石,留下了大片大片的裸露着沙砾和鹅卵石的河滩。湛蓝的天空下是连绵不断的雪峰,皑皑白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依次排开,擎天而立,有时也把我的思绪引到遥远的古代,据说这是女娲补天炼五色仙石的地方,那么,哪座山是曹雪芹笔下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呢?后来变成了贾宝玉的那块仙石又在那儿呢?我这样想着,思绪像身体一样上下颠簸。曾哲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宽厚的身躯,就像矗立在我眼前的一座山。这个人不能是贾宝玉,他应该是汉代开拓西域的班超,或者是西天取经砥砺跋涉的唐朝和尚玄奘。他们的足迹留在帕米尔高原上,他们的业绩则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时的玛玛西牧场小学只是一个教学点,教室是两间用卵石和泥巴垒成的土房,矮小的门,墙上各开一扇很小的窗,屋里少有光亮,阴郁而昏暗。两间教室,一年级和五年级合用一间,二年级和三年级合用一间,都是二十来个学生。我们回到玛玛西的时候,教室还保留着,就在新校舍的一侧,仿佛是个见证。新学校建在牧场非常开阔的一片高地上,一水儿红砖到顶,水泥漫地的瓦房,前后都装了宽大的玻璃窗。“学生的课桌椅、老师的办公桌、学生的校服、学习用具、排球架、排球网、排球、跳绳、扩音器、录音机、喇叭、五星红旗等等,都是我亲自到喀什的大巴扎(相当于内地的集贸市场)买来的。”后来,我们在喀什逛街,走过大巴扎,曾哲还一再向我们夸耀他的功绩。的确,他的到来,使那些一辈子生活在玛玛西草场的牧民,见识了许多新奇的东西。学校的院子里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当天晚上牧民就看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视节目;学生们还用上了宽带网校远程教育的微机。“这些都是香港紫荆基金会赞助的。”曾哲说,“卫星电视接收天线运上来的当天,已经很晚了,牧民们聚集在学校,就等着看电视呢,师傅们连夜安装……”牧民们毫不掩饰他们的高兴,他们看着电视节目,都说曾哲老师是北京来的好心人,他们因曾哲而记住了北京。他们在学校建筑的最高处,专门用瓷砖镶嵌了“北京”两个字。帕米尔高原上的北京柯尔克孜因为建学校,曾哲在玛玛西牧场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半年。我在《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这本书中,看到他这样描述某一天早晨毡房里的情景:“姑娘们收拾床铺;翻译玛合穆提给电瓶充电,然后跟我学习汉语;女主人做自己的手织活;男主人给毛驴备鞍,准备去下边的居民点,继续发送有关‘非典’的宣传材料;我整理数码相机里的照片,然后写日记,等待转场。”看起来,这时的曾哲,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他戴上玛合穆提送他的白毡帽,房东女主人说,太像我们柯尔克孜的小伙子了。他说,还小伙子呢,应该是柯尔克孜老汉吧。他在这里闻到了高原村庄特有的气息,一种燃烧的粪草味儿和羊圈的臊味儿,似乎还夹杂着一种既亲近又遥远,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他说,十几年前,他在西藏阿里的某地,或是内蒙古草原,有过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家的感觉。在这半年里,他觉得自己就是玛玛西的一户居民。他和他们一起放牧,一起转场,一起晒太阳,一起喝奶茶,一起为天气担忧,一起为草场的重新开放而高兴,有时也为一些什么事而争吵。他们不拿他当外人,他也不拿自己当外人,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玛玛西的生活中去。我们曾经谈起他的生活和创作,他不认为他是为了写小说才到玛玛西来“深入生活”的,他只是觉得,在这里,生命中自然的东西越来越丰富。“自然之气给了你很多让你感觉到应该怎样生活的那种东西,”他说,“我有一个很固执的想法,既然到了这里,就不要想太多理念的东西,要想办法和他们一起生活,从生活中学习和了解更多的东西”。我还傻乎乎地问他是不是要读一点儿书,比如当地的历史文献、社会习俗等等。他说那是以后的事,在这里,“你首先受到的刺激是生存上的,你不再是一个作家,不是在体验生活,生活变成了你自己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生活,不是生活在别处,你必须直接面对饥饿、寒冷、疲倦、痛苦……”著名作家张洁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我羡慕曾哲,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能如此从容不迫、和颜悦色、心怀大爱地面对自然和这个让我们不得不遗憾诸多的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缘于自然,上帝却把如此的幸运给了他。面对他的文字,像是面对青山,你不得不被那青山点染,慢慢沉静下来,至少在那一会儿,找回我们丢失已久的、魂灵的轻颤。”实际上,很少有作家能像曾哲这样,先是融进一种生活当中,再从这种生活中脱颖而出。他告诉我,跟当地牧民一起生活,越来越使他心头平静。最初那种对家、对城市的思恋,慢慢就全都磨平了。他甚至成了牧
   曾哲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他给玛玛西留下了一所小学校,他却把整个帕米尔高原装进了自己心里。这是一笔物价的财富。那天,站在玛玛西草场的边上,曾哲宽厚的身体,映衬在蓝天雪山之下,恍惚间,我觉得他就像一头优游于草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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