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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真为大众写作的作家  

2006-05-01 00:29: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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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真为大众写作的作家解玺璋 这是写于2004年的一篇旧文,曾在《随笔》上发表,有朋友喜欢,建议我贴到博客里,希望各位批评指正。张恨水,安徽省潜山县人,“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的秋天进京求学,后居京从事新闻工作,兼作小说。他的小说绝大部分都是为报纸副刊撰写的,一生所作小说百余部,字数超过两千万,散文、杂文也有近千万字,其代表作主要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以及散文集《山窗小品》、《两都赋》、《上下古今谈》和《水浒人物论赞》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恨水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有人将张恨水与鲁迅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峰”,不能说没有道理。老舍先生说: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1944年,重庆《新民报》举办“张恨水五十寿辰,兼为从事新闻事业与创作小说三十年纪念”活动,老舍先生写了《一点点认识》,称赞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肯定他“是个真正的文人”,说他是个“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他还写道:“恨水兄是个没有习气的文人:他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头发。他比谁都写的多,比谁都更有资格自称为文人,可是他并不用装饰与习气给自己挂出金字招牌。闲着的时候,他只坐坐茶馆,或画山水与花卉。”张恨水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办报和写小说上了,他的“妇孺皆知”的地位正是数十年来辛勤笔耕的结果。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当年北京善写长篇连载小说的作家,就认为“以《晨报》的陈慎言和《世界日报》的张恨水为最有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上海新闻界组织代表团到北方参观,严独鹤约张恨水为《新闻报》写长篇连载《啼笑因缘》,一经刊载即风靡了十里洋场的小市民群,排文明戏,编评弹,还拍摄了电影。从此,张恨水之名,洋溢南北”。《啼笑因缘》的确给张恨水带来了空前的声誉,小说连载期间,由《新闻报》转来的读者来信,据说每天都有十几封,有时一天甚至有几十封。按照张恨水的习惯,读者来信他一定是要回的,而且一定是亲自动手,用毛笔书写。但是,这一次来信太多了,回复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得已,他只能在报上发表一篇总答复。在这些读者中,有一位特殊的读者,就是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周南。当时,她是北平春明女中的学生,因为对张恨水的小说入迷尤深,不能自拔,发誓非张恨水不嫁,《啼笑因缘》恰好成了为他们牵线的“红娘”。张恨水说,他的小说“始终在那生活稳定的人家,为男女老少所传看。有少年人看,也有老年人看”。但女性读者尤其喜欢他的小说,据他自己讲:“我十几年来,经过东南、西南各省,知道人们常常提到这部书(指《金粉世家》)。在若干应酬场上,常有女士们把书中的故事见问。”他的母亲也喜欢其中的故事,每天晚饭后,都让儿女们念给她听,数年如一日。研究者们还证明,鲁迅先生的母亲也是喜欢读张恨水小说的,查《鲁迅全集?书信卷》,1934年5月16日至10月20日之间,鲁迅在致母亲的五封信中都提到为其购买张恨水小说一事,前后至少在10种以上。由于张恨水的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书商和报馆的老板都视他为“财神”,整天追着他索求书稿,书价给的也比较高。《啼笑因缘》连载时,上海一些小报曾盛传张恨水在十几分钟内收到几万元稿费的故事,而且说他拿这笔钱在北平买了一所王府,自备了一辆汽车。这固然是流言,却也说明了张恨水的行市。1937年3月12日出版的《电声》周刊有一篇报道:“郭沫若稿费之大跌价,每千字四元不及张恨水。”也从侧面间接印证了张恨水在读者中受到欢迎的程度。鲁迅先生说: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人家能懂爱看。有两个因素从一开始就影响到张恨水的写作,一是日益沉重的生活负担,二是报纸对小说的限制和要求。张恨水说起写作之初:“我的全家,那时都到了北京,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而他的小说,那时是完全写给报馆的,由报纸每日连载。这就使得他的创作,不能不时刻想到读者的口味。张恨水的读者本位观念,最初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并逐渐成为一种自觉。在决定一部小说如何写法时,他总是第一个想到读者,是不是更容易接受?《春明外史》是张恨水“一生的力作之一”,也是他所著长篇小说第一次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在构思这部小
张恨水:真为大众写作的作家
解玺璋
 
   这是写于2004年的一篇旧文,曾在《随笔》上发表,有朋友喜欢,建议我贴到博客里,希望各位批评指正。

张恨水,安徽省潜山县人,“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的秋天进京求学,后居京从事新闻工作,兼作小说。他的小说绝大部分都是为报纸副刊撰写的,一生所作小说百余部,字数超过两千万,散文、杂文也有近千万字,其代表作主要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以及散文集《山窗小品》、《两都赋》、《上下古今谈》和《水浒人物论赞》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恨水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有人将张恨水与鲁迅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峰”,不能说没有道理。
 
老舍先生说: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1944年,重庆《新民报》举办“张恨水五十寿辰,兼为从事新闻事业与创作小说三十年纪念”活动,老舍先生写了《一点点认识》,称赞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肯定他“是个真正的文人”,说他是个“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他还写道:“恨水兄是个没有习气的文人:他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头发。他比谁都写的多,比谁都更有资格自称为文人,可是他并不用装饰与习气给自己挂出金字招牌。闲着的时候,他只坐坐茶馆,或画山水与花卉。”

张恨水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办报和写小说上了,他的“妇孺皆知”的地位正是数十年来辛勤笔耕的结果。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当年北京善写长篇连载小说的作家,就认为“以《晨报》的陈慎言和《世界日报》的张恨水为最有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上海新闻界组织代表团到北方参观,严独鹤约张恨水为《新闻报》写长篇连载《啼笑因缘》,一经刊载即风靡了十里洋场的小市民群,排文明戏,编评弹,还拍摄了电影。从此,张恨水之名,洋溢南北”。

《啼笑因缘》的确给张恨水带来了空前的声誉,小说连载期间,由《新闻报》转来的读者来信,据说每天都有十几封,有时一天甚至有几十封。按照张恨水的习惯,读者来信他一定是要回的,而且一定是亲自动手,用毛笔书写。但是,这一次来信太多了,回复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得已,他只能在报上发表一篇总答复。在这些读者中,有一位特殊的读者,就是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周南。当时,她是北平春明女中的学生,因为对张恨水的小说入迷尤深,不能自拔,发誓非张恨水不嫁,《啼笑因缘》恰好成了为他们牵线的“红娘”。
说的时候,他要走的本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但他又觉得,这些小说都有缺乏骨干的毛病。所以,他在写《春明外史》时,先安排下一个主角,以及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这样的写法,自然是比较吃力,不过这对读者,还有一个主角去摸索,趣味是浓厚些的”。张恨水的小说,有许多都用了章回体,现在看来不是问题,但在上个世纪是二三十年代,却以为这是不可原谅的倒退行为。从《春明外史》到《啼笑因缘》,一直有人批评他的逆行。后来他在写作《总答谢——并自我检讨》一文时,还专门提到:“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他始终不加深辩,不是他没有想法,而是他“向来自视很为渺小”,在他看来,这事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是“值不得辩论”的。也是在《总答谢》中,他第一次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里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张恨水的写作,尽管选择了章回小说的样式,却是对于读者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他后来放弃章回体,甚至放弃了他非常熟悉的都市言情社会题材,转而去写抗战小说,除了他自身思想的转变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读者口味在抗战这个大背景下可能发生的变化。1934年5月,他自费赴西北考察民风民情,走了陕西、甘肃两省,西北民众遭受的苦难,在他心理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从西北归来,他根据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燕归来》和《小西天》。他说:“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后来他写《八十一梦》,写《上下古今谈》,写《牛马走》,写《巴山夜雨》、《五子登科》,都是延续了这种变化。1942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张恨水应学生团体的邀请到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做“小说史”的专题报告,当身穿灰布长衫的张恨水出现在中央大学礼堂的讲台上时,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张恨水诚恳而又风趣地说:“今天,我这个‘鸳鸯蝴蝶派’作家到大学区来讲演,感到很荣幸。”其实,在学生们心中,他早以不是写《啼笑因缘》的那个张恨水了,而只是写《八十一梦》的那个张恨水。茅盾先生说: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张恨水一直用章回体写作小说,有很多人不理解,至今还有人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这是不公正的。他在《总答复》中写道:“我毫不讳言地,我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我拿稿子送到报上去登的时候,上派已经没落,《礼拜六》杂志,风行一时了。现代人不知,以为蝴蝶鸳鸯派就是礼拜六派,其实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后者,比前派思想前进得多,文字的组织也完密远过十倍。但我这样说,并不以为我是礼拜六派,远胜鸳蝴派。其实到了我拿小说卖钱的时候,已是民国八九年,礼拜六派,也以‘五四’文化运动的巨浪而吞没了。我就算是礼拜六派,也不是再传的孟子,而是三四传的荀子了。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顶“美丽的帽子”,张恨水尽管踏踏实实地戴上,丝毫不影响他的价值。但事实上,张恨水的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小说绝不相同,差别是很明显的。以《春明外史》为例,一般人容易看到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在书中,作者确实也将杨杏园先与梨云,后与
张恨水说,他的小说“始终在那生活稳定的人家,为男女老少所传看。有少年人看,也有老年人看”。但女性读者尤其喜欢他的小说,据他自己讲:“我十几年来,经过东南、西南各省,知道人们常常提到这部书(指《金粉世家》)。在若干应酬场上,常有女士们把书中的故事见问。”他的母亲也喜欢其中的故事,每天晚饭后,都让儿女们念给她听,数年如一日。研究者们还证明,鲁迅先生的母亲也是喜欢读张恨水小说的,查《鲁迅全集?书信卷》,1934年5月16日至10月20日之间,鲁迅在致母亲的五封信中都提到为其购买张恨水小说一事,前后至少在10种以上。

由于张恨水的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书商和报馆的老板都视他为“财神”,整天追着他索求书稿,书价给的也比较高。《啼笑因缘》连载时,上海一些小报曾盛传张恨水在十几分钟内收到几万元稿费的故事,而且说他拿这笔钱在北平买了一所王府,自备了一辆汽车。这固然是流言,却也说明了张恨水的行市。1937年3月12日出版的《电声》周刊有一篇报道:“郭沫若稿费之大跌价,每千字四元不及张恨水。”也从侧面间接印证了张恨水在读者中受到欢迎的程度。
李冬青的恋爱写得惊心动魄,轰轰烈烈,刻骨铭心。但是,这两场恋爱所包含的文化审美信息是非常丰富的,绝非有人所认为的“仅仅是言情”而已。作者通过梨云和李冬青这两个女性,衬托出杨杏园这样一个具有多重人格特征的青年文人形象。在与梨云和李冬青的交往中,杨杏园的文化个性及人生感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春明外史》在艺术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还可以举《金粉世家》的例子,冷清秋这个形象以及她和金府七少爷燕西的恋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内涵也是十分丰富的,并不都是小儿女的儿女情长。这还只是从小说的情节结构来说,作者惯用的手段,就是以男女情爱故事来负载他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无论如何,这两部小说都没有停留在男女恋情上,前者选择了向外拓展,借两个人的关系来写社会;后者则选择了向内拓展,深刻描绘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贵族之家的盛极而衰,多方透视出社会上层显宦之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生活形态以及人的精神面貌。今人将《金粉世家》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恰恰忽略了它的最重要的东西。难怪有人看了电视剧说,除了《金粉世家》这四个字是张恨水的,其他都和张恨水没有一点关系。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至今无法走近或走进张恨水。作为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的作家,张恨水的存在,对我们的文学史观念无疑是一种考验和挑战。因为,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包含着很多我们至今还不了解的关于民族生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富有正义感和才华的思考。王瑶先生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两年才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张恨水先生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作家,他创作了近百部的中长篇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对通俗文学是忽视的……张恨水小说的研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突破点,探讨通俗小说的价值,通俗小说与文人小说的关系,以及通俗小说对整体文学的制约和贡献。”其实,张恨水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在20世纪中国文坛所以显得重要,还因为他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难得的典型。他的一生都在探索与选择之中,而他的进步又往往使人感到转型中沉重的失落感,他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彷徨和痛苦显得更加真实了。
 
鲁迅先生说: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人家能懂爱看。
说的时候,他要走的本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但他又觉得,这些小说都有缺乏骨干的毛病。所以,他在写《春明外史》时,先安排下一个主角,以及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这样的写法,自然是比较吃力,不过这对读者,还有一个主角去摸索,趣味是浓厚些的”。张恨水的小说,有许多都用了章回体,现在看来不是问题,但在上个世纪是二三十年代,却以为这是不可原谅的倒退行为。从《春明外史》到《啼笑因缘》,一直有人批评他的逆行。后来他在写作《总答谢——并自我检讨》一文时,还专门提到:“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他始终不加深辩,不是他没有想法,而是他“向来自视很为渺小”,在他看来,这事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是“值不得辩论”的。也是在《总答谢》中,他第一次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里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张恨水的写作,尽管选择了章回小说的样式,却是对于读者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他后来放弃章回体,甚至放弃了他非常熟悉的都市言情社会题材,转而去写抗战小说,除了他自身思想的转变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读者口味在抗战这个大背景下可能发生的变化。1934年5月,他自费赴西北考察民风民情,走了陕西、甘肃两省,西北民众遭受的苦难,在他心理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从西北归来,他根据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燕归来》和《小西天》。他说:“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后来他写《八十一梦》,写《上下古今谈》,写《牛马走》,写《巴山夜雨》、《五子登科》,都是延续了这种变化。1942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张恨水应学生团体的邀请到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做“小说史”的专题报告,当身穿灰布长衫的张恨水出现在中央大学礼堂的讲台上时,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张恨水诚恳而又风趣地说:“今天,我这个‘鸳鸯蝴蝶派’作家到大学区来讲演,感到很荣幸。”其实,在学生们心中,他早以不是写《啼笑因缘》的那个张恨水了,而只是写《八十一梦》的那个张恨水。茅盾先生说: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张恨水一直用章回体写作小说,有很多人不理解,至今还有人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这是不公正的。他在《总答复》中写道:“我毫不讳言地,我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我拿稿子送到报上去登的时候,上派已经没落,《礼拜六》杂志,风行一时了。现代人不知,以为蝴蝶鸳鸯派就是礼拜六派,其实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后者,比前派思想前进得多,文字的组织也完密远过十倍。但我这样说,并不以为我是礼拜六派,远胜鸳蝴派。其实到了我拿小说卖钱的时候,已是民国八九年,礼拜六派,也以‘五四’文化运动的巨浪而吞没了。我就算是礼拜六派,也不是再传的孟子,而是三四传的荀子了。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顶“美丽的帽子”,张恨水尽管踏踏实实地戴上,丝毫不影响他的价值。但事实上,张恨水的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小说绝不相同,差别是很明显的。以《春明外史》为例,一般人容易看到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在书中,作者确实也将杨杏园先与梨云,后与
 
有两个因素从一开始就影响到张恨水的写作,一是日益沉重的生活负担,二是报纸对小说的限制和要求。张恨水说起写作之初:“我的全家,那时都到了北京,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而他的小说,那时是完全写给报馆的,由报纸每日连载。这就使得他的创作,不能不时刻想到读者的口味。张恨水的读者本位观念,最初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并逐渐成为一种自觉。在决定一部小说如何写法时,他总是第一个想到读者,是不是更容易接受?
说的时候,他要走的本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但他又觉得,这些小说都有缺乏骨干的毛病。所以,他在写《春明外史》时,先安排下一个主角,以及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这样的写法,自然是比较吃力,不过这对读者,还有一个主角去摸索,趣味是浓厚些的”。张恨水的小说,有许多都用了章回体,现在看来不是问题,但在上个世纪是二三十年代,却以为这是不可原谅的倒退行为。从《春明外史》到《啼笑因缘》,一直有人批评他的逆行。后来他在写作《总答谢——并自我检讨》一文时,还专门提到:“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他始终不加深辩,不是他没有想法,而是他“向来自视很为渺小”,在他看来,这事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是“值不得辩论”的。也是在《总答谢》中,他第一次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里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张恨水的写作,尽管选择了章回小说的样式,却是对于读者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他后来放弃章回体,甚至放弃了他非常熟悉的都市言情社会题材,转而去写抗战小说,除了他自身思想的转变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读者口味在抗战这个大背景下可能发生的变化。1934年5月,他自费赴西北考察民风民情,走了陕西、甘肃两省,西北民众遭受的苦难,在他心理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从西北归来,他根据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燕归来》和《小西天》。他说:“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后来他写《八十一梦》,写《上下古今谈》,写《牛马走》,写《巴山夜雨》、《五子登科》,都是延续了这种变化。1942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张恨水应学生团体的邀请到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做“小说史”的专题报告,当身穿灰布长衫的张恨水出现在中央大学礼堂的讲台上时,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张恨水诚恳而又风趣地说:“今天,我这个‘鸳鸯蝴蝶派’作家到大学区来讲演,感到很荣幸。”其实,在学生们心中,他早以不是写《啼笑因缘》的那个张恨水了,而只是写《八十一梦》的那个张恨水。茅盾先生说: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张恨水一直用章回体写作小说,有很多人不理解,至今还有人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这是不公正的。他在《总答复》中写道:“我毫不讳言地,我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我拿稿子送到报上去登的时候,上派已经没落,《礼拜六》杂志,风行一时了。现代人不知,以为蝴蝶鸳鸯派就是礼拜六派,其实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后者,比前派思想前进得多,文字的组织也完密远过十倍。但我这样说,并不以为我是礼拜六派,远胜鸳蝴派。其实到了我拿小说卖钱的时候,已是民国八九年,礼拜六派,也以‘五四’文化运动的巨浪而吞没了。我就算是礼拜六派,也不是再传的孟子,而是三四传的荀子了。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顶“美丽的帽子”,张恨水尽管踏踏实实地戴上,丝毫不影响他的价值。但事实上,张恨水的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小说绝不相同,差别是很明显的。以《春明外史》为例,一般人容易看到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在书中,作者确实也将杨杏园先与梨云,后与
《春明外史》是张恨水“一生的力作之一”,也是他所著长篇小说第一次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他要走的本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但他又觉得,这些小说都有缺乏骨干的毛病。所以,他在写《春明外史》时,先安排下一个主角,以及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这样的写法,自然是比较吃力,不过这对读者,还有一个主角去摸索,趣味是浓厚些的”。

张恨水的小说,有许多都用了章回体,现在看来不是问题,但在上个世纪是二三十年代,却以为这是不可原谅的倒退行为。从《春明外史》到《啼笑因缘》,一直有人批评他的逆行。后来他在写作《总答谢——并自我检讨》一文时,还专门提到:“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他始终不加深辩,不是他没有想法,而是他“向来自视很为渺小”,在他看来,这事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是“值不得辩论”的。也是在《总答谢》中,他第一次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里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
李冬青的恋爱写得惊心动魄,轰轰烈烈,刻骨铭心。但是,这两场恋爱所包含的文化审美信息是非常丰富的,绝非有人所认为的“仅仅是言情”而已。作者通过梨云和李冬青这两个女性,衬托出杨杏园这样一个具有多重人格特征的青年文人形象。在与梨云和李冬青的交往中,杨杏园的文化个性及人生感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春明外史》在艺术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还可以举《金粉世家》的例子,冷清秋这个形象以及她和金府七少爷燕西的恋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内涵也是十分丰富的,并不都是小儿女的儿女情长。这还只是从小说的情节结构来说,作者惯用的手段,就是以男女情爱故事来负载他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无论如何,这两部小说都没有停留在男女恋情上,前者选择了向外拓展,借两个人的关系来写社会;后者则选择了向内拓展,深刻描绘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贵族之家的盛极而衰,多方透视出社会上层显宦之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生活形态以及人的精神面貌。今人将《金粉世家》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恰恰忽略了它的最重要的东西。难怪有人看了电视剧说,除了《金粉世家》这四个字是张恨水的,其他都和张恨水没有一点关系。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至今无法走近或走进张恨水。作为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的作家,张恨水的存在,对我们的文学史观念无疑是一种考验和挑战。因为,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包含着很多我们至今还不了解的关于民族生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富有正义感和才华的思考。王瑶先生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两年才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张恨水先生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作家,他创作了近百部的中长篇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对通俗文学是忽视的……张恨水小说的研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突破点,探讨通俗小说的价值,通俗小说与文人小说的关系,以及通俗小说对整体文学的制约和贡献。”其实,张恨水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在20世纪中国文坛所以显得重要,还因为他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难得的典型。他的一生都在探索与选择之中,而他的进步又往往使人感到转型中沉重的失落感,他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彷徨和痛苦显得更加真实了。

张恨水的写作,尽管选择了章回小说的样式,却是对于读者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他后来放弃章回体,甚至放弃了他非常熟悉的都市言情社会题材,转而去写抗战小说,除了他自身思想的转变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读者口味在抗战这个大背景下可能发生的变化。
 
1934年5月,他自费赴西北考察民风民情,走了陕西、甘肃两省,西北民众遭受的苦难,在他心理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从西北归来,他根据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燕归来》和《小西天》。他说:“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后来他写《八十一梦》,写《上下古今谈》,写《牛马走》,写《巴山夜雨》、《五子登科》,都是延续了这种变化。1942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张恨水应学生团体的邀请到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做“小说史”的专题报告,当身穿灰布长衫的张恨水出现在中央大学礼堂的讲台上时,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张恨水诚恳而又风趣地说:“今天,我这个‘鸳鸯蝴蝶派’作家到大学区来讲演,感到很荣幸。”其实,在学生们心中,他早以不是写《啼笑因缘》的那个张恨水了,而只是写《八十一梦》的那个张恨水。
 
茅盾先生说: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

张恨水一直用章回体写作小说,有很多人不理解,至今还有人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这是不公正的。他在《总答复》中写道:“我毫不讳言地,我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我拿稿子送到报上去登的时候,上派已经没落,《礼拜六》杂志,风行一时了。现代人不知,以为蝴蝶鸳鸯派就是礼拜六派,其实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后者,比前派思想前进得多,文字的组织也完密远过十倍。但我这样说,并不以为我是礼拜六派,远胜鸳蝴派。其实到了我拿小说卖钱的时候,已是民国八九年,礼拜六派,也以‘五四’文化运动的巨浪而吞没了。我就算是礼拜六派,也不是再传的孟子,而是三四传的荀子了。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顶“美丽的帽子”,张恨水尽管踏踏实实地戴上,丝毫不影响他的价值。但事实上,张恨水的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小说绝不相同,差别是很明显的。以《春明外史》为例,一般人容易看到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在书中,作者确实也将杨杏园先与梨云,后与李冬青的恋爱写得惊心动魄,轰轰烈烈,刻骨铭心。但是,这两场恋爱所包含的文化审美信息是非常丰富的,绝非有人所认为的“仅仅是言情”而已。作者通过梨云和李冬青这两个女性,衬托出杨杏园这样一个具有多重人格特征的青年文人形象。在与梨云和李冬青的交往中,杨杏园的文化个性及人生感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春明外史》在艺术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还可以举《金粉世家》的例子,冷清秋这个形象以及她和金府七少爷燕西的恋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内涵也是十分丰富的,并不都是小儿女的儿女情长。
说的时候,他要走的本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但他又觉得,这些小说都有缺乏骨干的毛病。所以,他在写《春明外史》时,先安排下一个主角,以及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这样的写法,自然是比较吃力,不过这对读者,还有一个主角去摸索,趣味是浓厚些的”。张恨水的小说,有许多都用了章回体,现在看来不是问题,但在上个世纪是二三十年代,却以为这是不可原谅的倒退行为。从《春明外史》到《啼笑因缘》,一直有人批评他的逆行。后来他在写作《总答谢——并自我检讨》一文时,还专门提到:“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他始终不加深辩,不是他没有想法,而是他“向来自视很为渺小”,在他看来,这事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是“值不得辩论”的。也是在《总答谢》中,他第一次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里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张恨水的写作,尽管选择了章回小说的样式,却是对于读者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他后来放弃章回体,甚至放弃了他非常熟悉的都市言情社会题材,转而去写抗战小说,除了他自身思想的转变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读者口味在抗战这个大背景下可能发生的变化。1934年5月,他自费赴西北考察民风民情,走了陕西、甘肃两省,西北民众遭受的苦难,在他心理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从西北归来,他根据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燕归来》和《小西天》。他说:“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后来他写《八十一梦》,写《上下古今谈》,写《牛马走》,写《巴山夜雨》、《五子登科》,都是延续了这种变化。1942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张恨水应学生团体的邀请到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做“小说史”的专题报告,当身穿灰布长衫的张恨水出现在中央大学礼堂的讲台上时,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张恨水诚恳而又风趣地说:“今天,我这个‘鸳鸯蝴蝶派’作家到大学区来讲演,感到很荣幸。”其实,在学生们心中,他早以不是写《啼笑因缘》的那个张恨水了,而只是写《八十一梦》的那个张恨水。茅盾先生说: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张恨水一直用章回体写作小说,有很多人不理解,至今还有人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这是不公正的。他在《总答复》中写道:“我毫不讳言地,我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我拿稿子送到报上去登的时候,上派已经没落,《礼拜六》杂志,风行一时了。现代人不知,以为蝴蝶鸳鸯派就是礼拜六派,其实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后者,比前派思想前进得多,文字的组织也完密远过十倍。但我这样说,并不以为我是礼拜六派,远胜鸳蝴派。其实到了我拿小说卖钱的时候,已是民国八九年,礼拜六派,也以‘五四’文化运动的巨浪而吞没了。我就算是礼拜六派,也不是再传的孟子,而是三四传的荀子了。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顶“美丽的帽子”,张恨水尽管踏踏实实地戴上,丝毫不影响他的价值。但事实上,张恨水的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小说绝不相同,差别是很明显的。以《春明外史》为例,一般人容易看到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在书中,作者确实也将杨杏园先与梨云,后与
这还只是从小说的情节结构来说,作者惯用的手段,就是以男女情爱故事来负载他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无论如何,这两部小说都没有停留在男女恋情上,前者选择了向外拓展,借两个人的关系来写社会;后者则选择了向内拓展,深刻描绘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贵族之家的盛极而衰,多方透视出社会上层显宦之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生活形态以及人的精神面貌。今人将《金粉世家》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恰恰忽略了它的最重要的东西。难怪有人看了电视剧说,除了《金粉世家》这四个字是张恨水的,其他都和张恨水没有一点关系。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至今无法走近或走进张恨水。作为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的作家,张恨水的存在,对我们的文学史观念无疑是一种考验和挑战。因为,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包含着很多我们至今还不了解的关于民族生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富有正义感和才华的思考。王瑶先生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两年才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张恨水先生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作家,他创作了近百部的中长篇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对通俗文学是忽视的……张恨水小说的研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突破点,探讨通俗小说的价值,通俗小说与文人小说的关系,以及通俗小说对整体文学的制约和贡献。”其实,张恨水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在20世纪中国文坛所以显得重要,还因为他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难得的典型。他的一生都在探索与选择之中,而他的进步又往往使人感到转型中沉重的失落感,他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彷徨和痛苦显得更加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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