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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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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9 23:3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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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因此,其叙述模式必然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通俗文学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学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通俗文学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新文学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要求文学对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负起时代号角的责任,他们更视通俗文学为“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所以,当年即有人表示:“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这样一种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很多作家不肯承认自己是通俗文学作家;或在一两部通俗文学作品成功之后,马上改换门庭,声称不再写这种通俗的作品;或者干脆撂笔转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俗文学需要发展和提高,问题是怎样发展,怎样提高?如果确如某些学者所言,以精英文学为标准,阉割、改造通俗小说,制造一批非驴非马的“伪通俗小说”,那自然不是读者所需要的。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而文学思想的解放,首先是文学观念、文学功能的解放。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通俗文学30 通俗文学30年:移花接木与老树新枝 解玺璋 通俗文学在1978年以后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进入了“复兴”时期。其标志就是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自海外的引进,并在读者中造成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1900年前后至1949年以前,凡是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重印了一遍,有的甚至印了多种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有出版社已经准备编印他的全集。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在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这个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曾达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主要读者群,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这种现象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30年来,通俗文学写作成绩甚微,依然属于“弱势群体”。近几年网络文学兴起,才给通俗文学的前景带来一线光明,显示出一些新的希望。 通俗文学的现实处境源自其历史遭际。总的说来,这20世纪中国,精英文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通俗文学也曾有过三次令人瞩目的发展: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之前,各种适合城市市民(有人称小市民)口味的小说大量问世,我们过去称为“封建文学复辟”,或曰“鸳鸯蝴蝶派泛滥成灾”;第二次是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以及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但这也是通俗文学受到批评最严厉、最激烈,甚至要被“扫出文艺界”的时期;第三次是1978年以后至今,由“引进热”而“重印热”,直到网络写作的兴起,通俗文学大有要和精英文学平起平坐,一争高低的势头。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通俗文学在内地经历了大约30年的断层期,仅在港台得以保存其余续,“扫除者”或者以为其大功告成了。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可以把通俗文学“扫出文艺界”,但大众的阅读要求你消灭不了。“文革”期间“手抄本”的流行,正是这种要求的顽强体现。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来,数十年所筑的“防洪大坝”,很快就被冲垮了。 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写作曾有过一番通俗化的努力,也产生了一大批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像《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都有很鲜明的通俗文学的特征,而《烈火金刚》等作品,甚至还用了章回体的写法。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小说并没有马上作为大众通俗阅读的资源被重新发掘,推向市场。直到90年代中晚期,这些所谓红色经典才被重新开发为电视剧的题材,陆续被改编和重拍。这是因为,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和淘洗,这些作品的政治色彩已经逐渐蜕化为遥远的背景,而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却被凸显出来,既满足了当下社会审美心理对英雄和奇迹的某种期待,也迎合了一些人日益高涨的怀旧情绪。 通俗文学30年来的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年:移花接木与老树新枝

解玺璋

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港台通俗文学的引进和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尽管其理由还是“通俗文学也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但毕竟给予通俗文学一定的承认,使其改变了过去被批判、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都要考虑读者的口味,考虑买方市场,通俗文学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90年代初以来,社会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精英文学写作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文学写作本身也从80年代初的政治激情中后退,越来越专注于文学自身的探索,这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也更加的宽容和理解。1985年文学界开过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中一些重要人物虽然都强调通俗文学有“消极、阴暗的东西”,有“迎合低级趣味”的问题,但也不得不承认,“通俗文学在历史上就存在”是一个事实,“社会上更多的人愿读通俗作品”也是一个事实。他们只是希望,“要有高质量的通俗作品去满足那些读者”。 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性观念,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所以收效甚微。试问,30年来,我们产生了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遥,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不过,退一步说,近十几年,通俗文学也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而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近几年网络写作兴起之后。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超10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著,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这种情形虽然也屡遭来自精英文学的诟病和指责,但鞭长莫及,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更何况,随着传统出版和阅读的日渐萎缩,精英文学前途莫测,自顾不暇,有悲壮坚守者,有思转型者,通俗文学的大兴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所谓通俗文学,就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学样式。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平民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文学的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通俗文学的写作,就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否

 

通俗文学在1978年以后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进入了“复兴”时期。其标志就是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自海外的引进,并在读者中造成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因此,其叙述模式必然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通俗文学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学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通俗文学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新文学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要求文学对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负起时代号角的责任,他们更视通俗文学为“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所以,当年即有人表示:“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这样一种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很多作家不肯承认自己是通俗文学作家;或在一两部通俗文学作品成功之后,马上改换门庭,声称不再写这种通俗的作品;或者干脆撂笔转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俗文学需要发展和提高,问题是怎样发展,怎样提高?如果确如某些学者所言,以精英文学为标准,阉割、改造通俗小说,制造一批非驴非马的“伪通俗小说”,那自然不是读者所需要的。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而文学思想的解放,首先是文学观念、文学功能的解放。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港台通俗文学的引进和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尽管其理由还是“通俗文学也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但毕竟给予通俗文学一定的承认,使其改变了过去被批判、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都要考虑读者的口味,考虑买方市场,通俗文学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90年代初以来,社会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精英文学写作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文学写作本身也从80年代初的政治激情中后退,越来越专注于文学自身的探索,这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也更加的宽容和理解。1985年文学界开过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中一些重要人物虽然都强调通俗文学有“消极、阴暗的东西”,有“迎合低级趣味”的问题,但也不得不承认,“通俗文学在历史上就存在”是一个事实,“社会上更多的人愿读通俗作品”也是一个事实。他们只是希望,“要有高质量的通俗作品去满足那些读者”。 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性观念,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所以收效甚微。试问,30年来,我们产生了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遥,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不过,退一步说,近十几年,通俗文学也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而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近几年网络写作兴起之后。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超10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著,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这种情形虽然也屡遭来自精英文学的诟病和指责,但鞭长莫及,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更何况,随着传统出版和阅读的日渐萎缩,精英文学前途莫测,自顾不暇,有悲壮坚守者,有思转型者,通俗文学的大兴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所谓通俗文学,就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学样式。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平民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文学的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通俗文学的写作,就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否 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1900 通俗文学30年:移花接木与老树新枝 解玺璋 通俗文学在1978年以后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进入了“复兴”时期。其标志就是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自海外的引进,并在读者中造成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1900年前后至1949年以前,凡是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重印了一遍,有的甚至印了多种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有出版社已经准备编印他的全集。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在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这个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曾达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主要读者群,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这种现象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30年来,通俗文学写作成绩甚微,依然属于“弱势群体”。近几年网络文学兴起,才给通俗文学的前景带来一线光明,显示出一些新的希望。 通俗文学的现实处境源自其历史遭际。总的说来,这20世纪中国,精英文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通俗文学也曾有过三次令人瞩目的发展: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之前,各种适合城市市民(有人称小市民)口味的小说大量问世,我们过去称为“封建文学复辟”,或曰“鸳鸯蝴蝶派泛滥成灾”;第二次是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以及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但这也是通俗文学受到批评最严厉、最激烈,甚至要被“扫出文艺界”的时期;第三次是1978年以后至今,由“引进热”而“重印热”,直到网络写作的兴起,通俗文学大有要和精英文学平起平坐,一争高低的势头。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通俗文学在内地经历了大约30年的断层期,仅在港台得以保存其余续,“扫除者”或者以为其大功告成了。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可以把通俗文学“扫出文艺界”,但大众的阅读要求你消灭不了。“文革”期间“手抄本”的流行,正是这种要求的顽强体现。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来,数十年所筑的“防洪大坝”,很快就被冲垮了。 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写作曾有过一番通俗化的努力,也产生了一大批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像《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都有很鲜明的通俗文学的特征,而《烈火金刚》等作品,甚至还用了章回体的写法。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小说并没有马上作为大众通俗阅读的资源被重新发掘,推向市场。直到90年代中晚期,这些所谓红色经典才被重新开发为电视剧的题材,陆续被改编和重拍。这是因为,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和淘洗,这些作品的政治色彩已经逐渐蜕化为遥远的背景,而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却被凸显出来,既满足了当下社会审美心理对英雄和奇迹的某种期待,也迎合了一些人日益高涨的怀旧情绪。 通俗文学30年来的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年前后至1949年以前,凡是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重印了一遍,有的甚至印了多种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有出版社已经准备编印他的全集。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港台通俗文学的引进和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尽管其理由还是“通俗文学也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但毕竟给予通俗文学一定的承认,使其改变了过去被批判、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都要考虑读者的口味,考虑买方市场,通俗文学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90年代初以来,社会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精英文学写作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文学写作本身也从80年代初的政治激情中后退,越来越专注于文学自身的探索,这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也更加的宽容和理解。1985年文学界开过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中一些重要人物虽然都强调通俗文学有“消极、阴暗的东西”,有“迎合低级趣味”的问题,但也不得不承认,“通俗文学在历史上就存在”是一个事实,“社会上更多的人愿读通俗作品”也是一个事实。他们只是希望,“要有高质量的通俗作品去满足那些读者”。 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性观念,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所以收效甚微。试问,30年来,我们产生了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遥,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不过,退一步说,近十几年,通俗文学也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而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近几年网络写作兴起之后。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超10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著,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这种情形虽然也屡遭来自精英文学的诟病和指责,但鞭长莫及,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更何况,随着传统出版和阅读的日渐萎缩,精英文学前途莫测,自顾不暇,有悲壮坚守者,有思转型者,通俗文学的大兴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所谓通俗文学,就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学样式。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平民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文学的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通俗文学的写作,就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否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 通俗文学30年:移花接木与老树新枝 解玺璋 通俗文学在1978年以后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进入了“复兴”时期。其标志就是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自海外的引进,并在读者中造成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1900年前后至1949年以前,凡是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重印了一遍,有的甚至印了多种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有出版社已经准备编印他的全集。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在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这个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曾达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主要读者群,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这种现象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30年来,通俗文学写作成绩甚微,依然属于“弱势群体”。近几年网络文学兴起,才给通俗文学的前景带来一线光明,显示出一些新的希望。 通俗文学的现实处境源自其历史遭际。总的说来,这20世纪中国,精英文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通俗文学也曾有过三次令人瞩目的发展: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之前,各种适合城市市民(有人称小市民)口味的小说大量问世,我们过去称为“封建文学复辟”,或曰“鸳鸯蝴蝶派泛滥成灾”;第二次是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以及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但这也是通俗文学受到批评最严厉、最激烈,甚至要被“扫出文艺界”的时期;第三次是1978年以后至今,由“引进热”而“重印热”,直到网络写作的兴起,通俗文学大有要和精英文学平起平坐,一争高低的势头。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通俗文学在内地经历了大约30年的断层期,仅在港台得以保存其余续,“扫除者”或者以为其大功告成了。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可以把通俗文学“扫出文艺界”,但大众的阅读要求你消灭不了。“文革”期间“手抄本”的流行,正是这种要求的顽强体现。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来,数十年所筑的“防洪大坝”,很快就被冲垮了。 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写作曾有过一番通俗化的努力,也产生了一大批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像《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都有很鲜明的通俗文学的特征,而《烈火金刚》等作品,甚至还用了章回体的写法。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小说并没有马上作为大众通俗阅读的资源被重新发掘,推向市场。直到90年代中晚期,这些所谓红色经典才被重新开发为电视剧的题材,陆续被改编和重拍。这是因为,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和淘洗,这些作品的政治色彩已经逐渐蜕化为遥远的背景,而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却被凸显出来,既满足了当下社会审美心理对英雄和奇迹的某种期待,也迎合了一些人日益高涨的怀旧情绪。 通俗文学30年来的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在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这个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因此,其叙述模式必然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通俗文学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学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通俗文学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新文学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要求文学对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负起时代号角的责任,他们更视通俗文学为“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所以,当年即有人表示:“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这样一种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很多作家不肯承认自己是通俗文学作家;或在一两部通俗文学作品成功之后,马上改换门庭,声称不再写这种通俗的作品;或者干脆撂笔转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俗文学需要发展和提高,问题是怎样发展,怎样提高?如果确如某些学者所言,以精英文学为标准,阉割、改造通俗小说,制造一批非驴非马的“伪通俗小说”,那自然不是读者所需要的。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而文学思想的解放,首先是文学观念、文学功能的解放。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因此,其叙述模式必然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通俗文学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学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通俗文学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新文学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要求文学对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负起时代号角的责任,他们更视通俗文学为“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所以,当年即有人表示:“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这样一种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很多作家不肯承认自己是通俗文学作家;或在一两部通俗文学作品成功之后,马上改换门庭,声称不再写这种通俗的作品;或者干脆撂笔转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俗文学需要发展和提高,问题是怎样发展,怎样提高?如果确如某些学者所言,以精英文学为标准,阉割、改造通俗小说,制造一批非驴非马的“伪通俗小说”,那自然不是读者所需要的。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而文学思想的解放,首先是文学观念、文学功能的解放。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曾达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主要读者群,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这种现象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30年来,通俗文学写作成绩甚微,依然属于“弱势群体”。近几年网络文学兴起,才给通俗文学的前景带来一线光明,显示出一些新的希望。

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因此,其叙述模式必然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通俗文学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学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通俗文学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新文学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要求文学对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负起时代号角的责任,他们更视通俗文学为“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所以,当年即有人表示:“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这样一种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很多作家不肯承认自己是通俗文学作家;或在一两部通俗文学作品成功之后,马上改换门庭,声称不再写这种通俗的作品;或者干脆撂笔转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俗文学需要发展和提高,问题是怎样发展,怎样提高?如果确如某些学者所言,以精英文学为标准,阉割、改造通俗小说,制造一批非驴非马的“伪通俗小说”,那自然不是读者所需要的。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而文学思想的解放,首先是文学观念、文学功能的解放。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通俗文学的现实处境源自其历史遭际。总的说来,这20世纪中国,精英文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通俗文学也曾有过三次令人瞩目的发展: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之前,各种适合城市市民(有人称小市民)口味的小说大量问世,我们过去称为“封建文学复辟”,或曰“鸳鸯蝴蝶派泛滥成灾”;第二次是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以及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但这也是通俗文学受到批评最严厉、最激烈,甚至要被“扫出文艺界”的时期;第三次是1978年以后至今,由“引进热”而“重印热”,直到网络写作的兴起,通俗文学大有要和精英文学平起平坐,一争高低的势头。从40年代末到70 通俗文学30年:移花接木与老树新枝 解玺璋 通俗文学在1978年以后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进入了“复兴”时期。其标志就是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自海外的引进,并在读者中造成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1900年前后至1949年以前,凡是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重印了一遍,有的甚至印了多种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有出版社已经准备编印他的全集。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在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这个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曾达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主要读者群,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这种现象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30年来,通俗文学写作成绩甚微,依然属于“弱势群体”。近几年网络文学兴起,才给通俗文学的前景带来一线光明,显示出一些新的希望。 通俗文学的现实处境源自其历史遭际。总的说来,这20世纪中国,精英文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通俗文学也曾有过三次令人瞩目的发展: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之前,各种适合城市市民(有人称小市民)口味的小说大量问世,我们过去称为“封建文学复辟”,或曰“鸳鸯蝴蝶派泛滥成灾”;第二次是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以及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但这也是通俗文学受到批评最严厉、最激烈,甚至要被“扫出文艺界”的时期;第三次是1978年以后至今,由“引进热”而“重印热”,直到网络写作的兴起,通俗文学大有要和精英文学平起平坐,一争高低的势头。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通俗文学在内地经历了大约30年的断层期,仅在港台得以保存其余续,“扫除者”或者以为其大功告成了。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可以把通俗文学“扫出文艺界”,但大众的阅读要求你消灭不了。“文革”期间“手抄本”的流行,正是这种要求的顽强体现。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来,数十年所筑的“防洪大坝”,很快就被冲垮了。 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写作曾有过一番通俗化的努力,也产生了一大批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像《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都有很鲜明的通俗文学的特征,而《烈火金刚》等作品,甚至还用了章回体的写法。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小说并没有马上作为大众通俗阅读的资源被重新发掘,推向市场。直到90年代中晚期,这些所谓红色经典才被重新开发为电视剧的题材,陆续被改编和重拍。这是因为,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和淘洗,这些作品的政治色彩已经逐渐蜕化为遥远的背景,而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却被凸显出来,既满足了当下社会审美心理对英雄和奇迹的某种期待,也迎合了一些人日益高涨的怀旧情绪。 通俗文学30年来的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年代末,通俗文学在内地经历了大约30年的断层期,仅在港台得以保存其余续,“扫除者”或者以为其大功告成了。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可以把通俗文学“扫出文艺界”,但大众的阅读要求你消灭不了。“文革”期间“手抄本”的流行,正是这种要求的顽强体现。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来,数十年所筑的“防洪大坝”,很快就被冲垮了。

 

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写作曾有过一番通俗化的努力,也产生了一大批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像《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都有很鲜明的通俗文学的特征,而《烈火金刚》等作品,甚至还用了章回体的写法。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小说并没有马上作为大众通俗阅读的资源被重新发掘,推向市场。直到 通俗文学30年:移花接木与老树新枝 解玺璋 通俗文学在1978年以后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进入了“复兴”时期。其标志就是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自海外的引进,并在读者中造成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1900年前后至1949年以前,凡是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重印了一遍,有的甚至印了多种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有出版社已经准备编印他的全集。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在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这个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曾达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主要读者群,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这种现象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30年来,通俗文学写作成绩甚微,依然属于“弱势群体”。近几年网络文学兴起,才给通俗文学的前景带来一线光明,显示出一些新的希望。 通俗文学的现实处境源自其历史遭际。总的说来,这20世纪中国,精英文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通俗文学也曾有过三次令人瞩目的发展: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之前,各种适合城市市民(有人称小市民)口味的小说大量问世,我们过去称为“封建文学复辟”,或曰“鸳鸯蝴蝶派泛滥成灾”;第二次是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以及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但这也是通俗文学受到批评最严厉、最激烈,甚至要被“扫出文艺界”的时期;第三次是1978年以后至今,由“引进热”而“重印热”,直到网络写作的兴起,通俗文学大有要和精英文学平起平坐,一争高低的势头。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通俗文学在内地经历了大约30年的断层期,仅在港台得以保存其余续,“扫除者”或者以为其大功告成了。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可以把通俗文学“扫出文艺界”,但大众的阅读要求你消灭不了。“文革”期间“手抄本”的流行,正是这种要求的顽强体现。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来,数十年所筑的“防洪大坝”,很快就被冲垮了。 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写作曾有过一番通俗化的努力,也产生了一大批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像《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都有很鲜明的通俗文学的特征,而《烈火金刚》等作品,甚至还用了章回体的写法。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小说并没有马上作为大众通俗阅读的资源被重新发掘,推向市场。直到90年代中晚期,这些所谓红色经典才被重新开发为电视剧的题材,陆续被改编和重拍。这是因为,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和淘洗,这些作品的政治色彩已经逐渐蜕化为遥远的背景,而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却被凸显出来,既满足了当下社会审美心理对英雄和奇迹的某种期待,也迎合了一些人日益高涨的怀旧情绪。 通俗文学30年来的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90年代中晚期,这些所谓红色经典才被重新开发为电视剧的题材,陆续被改编和重拍。这是因为,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和淘洗,这些作品的政治色彩已经逐渐蜕化为遥远的背景,而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却被凸显出来,既满足了当下社会审美心理对英雄和奇迹的某种期待,也迎合了一些人日益高涨的怀旧情绪。

通俗文学30年:移花接木与老树新枝 解玺璋 通俗文学在1978年以后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进入了“复兴”时期。其标志就是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自海外的引进,并在读者中造成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1900年前后至1949年以前,凡是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重印了一遍,有的甚至印了多种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有出版社已经准备编印他的全集。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在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这个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曾达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主要读者群,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这种现象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30年来,通俗文学写作成绩甚微,依然属于“弱势群体”。近几年网络文学兴起,才给通俗文学的前景带来一线光明,显示出一些新的希望。 通俗文学的现实处境源自其历史遭际。总的说来,这20世纪中国,精英文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通俗文学也曾有过三次令人瞩目的发展: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之前,各种适合城市市民(有人称小市民)口味的小说大量问世,我们过去称为“封建文学复辟”,或曰“鸳鸯蝴蝶派泛滥成灾”;第二次是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以及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但这也是通俗文学受到批评最严厉、最激烈,甚至要被“扫出文艺界”的时期;第三次是1978年以后至今,由“引进热”而“重印热”,直到网络写作的兴起,通俗文学大有要和精英文学平起平坐,一争高低的势头。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通俗文学在内地经历了大约30年的断层期,仅在港台得以保存其余续,“扫除者”或者以为其大功告成了。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可以把通俗文学“扫出文艺界”,但大众的阅读要求你消灭不了。“文革”期间“手抄本”的流行,正是这种要求的顽强体现。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来,数十年所筑的“防洪大坝”,很快就被冲垮了。 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写作曾有过一番通俗化的努力,也产生了一大批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像《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都有很鲜明的通俗文学的特征,而《烈火金刚》等作品,甚至还用了章回体的写法。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小说并没有马上作为大众通俗阅读的资源被重新发掘,推向市场。直到90年代中晚期,这些所谓红色经典才被重新开发为电视剧的题材,陆续被改编和重拍。这是因为,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和淘洗,这些作品的政治色彩已经逐渐蜕化为遥远的背景,而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却被凸显出来,既满足了当下社会审美心理对英雄和奇迹的某种期待,也迎合了一些人日益高涨的怀旧情绪。 通俗文学30年来的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

 

通俗文学30年来的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港台通俗文学的引进和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尽管其理由还是“通俗文学也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但毕竟给予通俗文学一定的承认,使其改变了过去被批判、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都要考虑读者的口味,考虑买方市场,通俗文学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港台通俗文学的引进和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尽管其理由还是“通俗文学也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但毕竟给予通俗文学一定的承认,使其改变了过去被批判、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都要考虑读者的口味,考虑买方市场,通俗文学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90年代初以来,社会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精英文学写作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文学写作本身也从80年代初的政治激情中后退,越来越专注于文学自身的探索,这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也更加的宽容和理解。1985年文学界开过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中一些重要人物虽然都强调通俗文学有“消极、阴暗的东西”,有“迎合低级趣味”的问题,但也不得不承认,“通俗文学在历史上就存在”是一个事实,“社会上更多的人愿读通俗作品”也是一个事实。他们只是希望,“要有高质量的通俗作品去满足那些读者”。 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性观念,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所以收效甚微。试问,30年来,我们产生了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遥,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不过,退一步说,近十几年,通俗文学也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而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近几年网络写作兴起之后。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超10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著,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这种情形虽然也屡遭来自精英文学的诟病和指责,但鞭长莫及,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更何况,随着传统出版和阅读的日渐萎缩,精英文学前途莫测,自顾不暇,有悲壮坚守者,有思转型者,通俗文学的大兴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所谓通俗文学,就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学样式。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平民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文学的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通俗文学的写作,就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否90年代初以来,社会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精英文学写作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文学写作本身也从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港台通俗文学的引进和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尽管其理由还是“通俗文学也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但毕竟给予通俗文学一定的承认,使其改变了过去被批判、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都要考虑读者的口味,考虑买方市场,通俗文学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90年代初以来,社会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精英文学写作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文学写作本身也从80年代初的政治激情中后退,越来越专注于文学自身的探索,这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也更加的宽容和理解。1985年文学界开过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中一些重要人物虽然都强调通俗文学有“消极、阴暗的东西”,有“迎合低级趣味”的问题,但也不得不承认,“通俗文学在历史上就存在”是一个事实,“社会上更多的人愿读通俗作品”也是一个事实。他们只是希望,“要有高质量的通俗作品去满足那些读者”。 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性观念,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所以收效甚微。试问,30年来,我们产生了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遥,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不过,退一步说,近十几年,通俗文学也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而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近几年网络写作兴起之后。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超10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著,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这种情形虽然也屡遭来自精英文学的诟病和指责,但鞭长莫及,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更何况,随着传统出版和阅读的日渐萎缩,精英文学前途莫测,自顾不暇,有悲壮坚守者,有思转型者,通俗文学的大兴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所谓通俗文学,就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学样式。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平民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文学的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通俗文学的写作,就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否80年代初的政治激情中后退,越来越专注于文学自身的探索,这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也更加的宽容和理解。1985年文学界开过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中一些重要人物虽然都强调通俗文学有“消极、阴暗的东西”,有“迎合低级趣味”的问题,但也不得不承认,“通俗文学在历史上就存在”是一个事实,“社会上更多的人愿读通俗作品”也是一个事实。他们只是希望,“要有高质量的通俗作品去满足那些读者”。

 

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性观念,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所以收效甚微。试问,30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因此,其叙述模式必然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通俗文学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学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通俗文学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新文学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要求文学对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负起时代号角的责任,他们更视通俗文学为“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所以,当年即有人表示:“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这样一种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很多作家不肯承认自己是通俗文学作家;或在一两部通俗文学作品成功之后,马上改换门庭,声称不再写这种通俗的作品;或者干脆撂笔转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俗文学需要发展和提高,问题是怎样发展,怎样提高?如果确如某些学者所言,以精英文学为标准,阉割、改造通俗小说,制造一批非驴非马的“伪通俗小说”,那自然不是读者所需要的。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而文学思想的解放,首先是文学观念、文学功能的解放。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年来,我们产生了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遥,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因此,其叙述模式必然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通俗文学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学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通俗文学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新文学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要求文学对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负起时代号角的责任,他们更视通俗文学为“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所以,当年即有人表示:“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这样一种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很多作家不肯承认自己是通俗文学作家;或在一两部通俗文学作品成功之后,马上改换门庭,声称不再写这种通俗的作品;或者干脆撂笔转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俗文学需要发展和提高,问题是怎样发展,怎样提高?如果确如某些学者所言,以精英文学为标准,阉割、改造通俗小说,制造一批非驴非马的“伪通俗小说”,那自然不是读者所需要的。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而文学思想的解放,首先是文学观念、文学功能的解放。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不过,退一步说,近十几年,通俗文学也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而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近几年网络写作兴起之后。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超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港台通俗文学的引进和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尽管其理由还是“通俗文学也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但毕竟给予通俗文学一定的承认,使其改变了过去被批判、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都要考虑读者的口味,考虑买方市场,通俗文学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90年代初以来,社会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精英文学写作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文学写作本身也从80年代初的政治激情中后退,越来越专注于文学自身的探索,这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也更加的宽容和理解。1985年文学界开过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中一些重要人物虽然都强调通俗文学有“消极、阴暗的东西”,有“迎合低级趣味”的问题,但也不得不承认,“通俗文学在历史上就存在”是一个事实,“社会上更多的人愿读通俗作品”也是一个事实。他们只是希望,“要有高质量的通俗作品去满足那些读者”。 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性观念,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所以收效甚微。试问,30年来,我们产生了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遥,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不过,退一步说,近十几年,通俗文学也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而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近几年网络写作兴起之后。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超10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著,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这种情形虽然也屡遭来自精英文学的诟病和指责,但鞭长莫及,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更何况,随着传统出版和阅读的日渐萎缩,精英文学前途莫测,自顾不暇,有悲壮坚守者,有思转型者,通俗文学的大兴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所谓通俗文学,就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学样式。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平民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文学的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通俗文学的写作,就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否10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著,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这种情形虽然也屡遭来自精英文学的诟病和指责,但鞭长莫及,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更何况,随着传统出版和阅读的日渐萎缩,精英文学前途莫测,自顾不暇,有悲壮坚守者,有思转型者,通俗文学的大兴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通俗文学30年:移花接木与老树新枝 解玺璋 通俗文学在1978年以后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进入了“复兴”时期。其标志就是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自海外的引进,并在读者中造成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1900年前后至1949年以前,凡是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重印了一遍,有的甚至印了多种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有出版社已经准备编印他的全集。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在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这个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曾达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主要读者群,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这种现象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30年来,通俗文学写作成绩甚微,依然属于“弱势群体”。近几年网络文学兴起,才给通俗文学的前景带来一线光明,显示出一些新的希望。 通俗文学的现实处境源自其历史遭际。总的说来,这20世纪中国,精英文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通俗文学也曾有过三次令人瞩目的发展: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之前,各种适合城市市民(有人称小市民)口味的小说大量问世,我们过去称为“封建文学复辟”,或曰“鸳鸯蝴蝶派泛滥成灾”;第二次是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以及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但这也是通俗文学受到批评最严厉、最激烈,甚至要被“扫出文艺界”的时期;第三次是1978年以后至今,由“引进热”而“重印热”,直到网络写作的兴起,通俗文学大有要和精英文学平起平坐,一争高低的势头。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通俗文学在内地经历了大约30年的断层期,仅在港台得以保存其余续,“扫除者”或者以为其大功告成了。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可以把通俗文学“扫出文艺界”,但大众的阅读要求你消灭不了。“文革”期间“手抄本”的流行,正是这种要求的顽强体现。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来,数十年所筑的“防洪大坝”,很快就被冲垮了。 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写作曾有过一番通俗化的努力,也产生了一大批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像《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都有很鲜明的通俗文学的特征,而《烈火金刚》等作品,甚至还用了章回体的写法。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小说并没有马上作为大众通俗阅读的资源被重新发掘,推向市场。直到90年代中晚期,这些所谓红色经典才被重新开发为电视剧的题材,陆续被改编和重拍。这是因为,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和淘洗,这些作品的政治色彩已经逐渐蜕化为遥远的背景,而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却被凸显出来,既满足了当下社会审美心理对英雄和奇迹的某种期待,也迎合了一些人日益高涨的怀旧情绪。 通俗文学30年来的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

所谓通俗文学,就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学样式。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平民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文学的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通俗文学的写作,就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否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因此,其叙述模式必然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通俗文学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学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通俗文学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新文学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要求文学对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负起时代号角的责任,他们更视通俗文学为“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所以,当年即有人表示:“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这样一种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很多作家不肯承认自己是通俗文学作家;或在一两部通俗文学作品成功之后,马上改换门庭,声称不再写这种通俗的作品;或者干脆撂笔转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港台通俗文学的引进和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尽管其理由还是“通俗文学也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但毕竟给予通俗文学一定的承认,使其改变了过去被批判、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都要考虑读者的口味,考虑买方市场,通俗文学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90年代初以来,社会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精英文学写作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文学写作本身也从80年代初的政治激情中后退,越来越专注于文学自身的探索,这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也更加的宽容和理解。1985年文学界开过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中一些重要人物虽然都强调通俗文学有“消极、阴暗的东西”,有“迎合低级趣味”的问题,但也不得不承认,“通俗文学在历史上就存在”是一个事实,“社会上更多的人愿读通俗作品”也是一个事实。他们只是希望,“要有高质量的通俗作品去满足那些读者”。 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性观念,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所以收效甚微。试问,30年来,我们产生了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遥,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不过,退一步说,近十几年,通俗文学也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而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近几年网络写作兴起之后。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超10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相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著,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这种情形虽然也屡遭来自精英文学的诟病和指责,但鞭长莫及,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更何况,随着传统出版和阅读的日渐萎缩,精英文学前途莫测,自顾不暇,有悲壮坚守者,有思转型者,通俗文学的大兴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所谓通俗文学,就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学样式。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平民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文学的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通俗文学的写作,就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否 

通俗文学需要发展和提高,问题是怎样发展,怎样提高?如果确如某些学者所言,以精英文学为标准,阉割、改造通俗小说,制造一批非驴非马的“伪通俗小说”,那自然不是读者所需要的。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而文学思想的解放,首先是文学观念、文学功能的解放。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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